严格的、最高级的、最正确的东西，在其国民中间具有支配的力量”，这是触及到了建设新日本的今天、并且实现其将来的命运的原动力的话。
① 斯皮尔（Speer）：《在亚洲的传道与政治》，第4讲，第189～190页；丹尼斯（Dennis）：《基督教传教与社会进化》，第1卷，第32页，第2卷，第70页，等等。——作者
日本的变化乃是全世界所周知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规模的事业中，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动力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要举出最主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任何人都会毫不踌躇地举出武士道来。当全国开放对外贸易时，当把最新的改良推行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以及当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及科学时，指导我们的原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加，更不是对西方习惯的盲目的模仿。
对东方的制度及人民作过精心观察的汤森先生写道：“我们经常听说欧洲如何影响了日本，却忘记了这个岛国的变化完全是它自身发生的。并不是欧洲人教导了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发起从欧洲学习文武的组织方法，从而获得了今天的成功。正如几年前土耳其输入了欧洲的大炮一样，日本输入了欧洲的机械、科学。正确地说，这不是影响，只要不能说英国从中国购买茶叶是受到了影响一样。”先生又问道，“曾经改造了日本的欧洲的使徒、哲学家、政治家或宣传家在哪里呢？”①
① 汤森（Meredith Townsend）：《亚洲与欧洲》，1900年纽约版，第28页。——作者
汤森先生认识到产生了日本变化的原动力，完全存在于我国国民本身之中，这的确是卓见，而如果先生更进而深入观察日本人的心理的话，那末先生的敏锐的观察力必然会很容易地确认这个源泉正是武士道。不能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这种名誉感——这就是最强大的动机。殖产兴业的考虑则是在改革过程中稍后才觉悟到的。
武士道的熏陶，今天仍然存在，即便走马观花也能一目了然。如果看一眼日本人的生活的话，自然就明白了。请读一下那位对日本人的心理最有说服力而且最忠实的解释者赫恩（小泉八云）的书，便会知道他所描写的内心活动，就是武士道的活动的一例。各处的人民都重视礼节，就是武士道的遗产，这是无须赘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矮小的日本人”全身充满了耐力、不折不挠和勇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①“还有超过它的忠君爱国的国民吗？”这是许多人提出的质问。对此，我们能自豪地回答道：“举世无比！”这乃是武士道所赐。
① 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中，特别请参阅伊斯特莱克（Eastlake）与山田合著的《英雄的日本》；以及戴奥斯（Diosy）的《新近东》。——作者
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尽管我国某些青年在科学研究上已经获得了世界的声誉，但在哲学领域则尚未做出什么贡献——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制度下，忽视了形而上学的训练。对于我国国民的过于重感情、遇事易于激动的性格，我们的名誉感有责任。再者，如果说我国国民有如外国人经常批评的那种妄自尊大的话，那也是名誉心的病态的结果。
外国客人在日本漫游的时候，大概见到过许多蓬头弊衣，手持大手杖或书本，以与世无涉的态度，在大道上昂首阔步的青年吧？这就是“书生”（学生），对他们来说，地球太小了，诸天也不高。他对宇宙和人生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住在空中楼阁中，咀嚼着幽玄的智慧的语言。他的眼睛闪耀着功名之火，他的内心对知识如饥似渴。贫穷只不过是促使他前进的激励，在他看来，世上的财宝是对他品格的桎梏。他是忠君爱国的宝库，以国民名誉的保卫者自居。列出他所有的美德及缺点，他就是武士道的最后的孑遗。
武士道的熏陶虽然今天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但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它是不知不觉的而且是沉默的熏陶。国民的心对其自身所继承的观念一旦提出号召的话，虽然不知为什么，却表示响应。因此，同样一个道德观念，在用新的翻译名词来表达时，和在用旧的武士道的用语来表达时，其效力有着莫大的差异。一个背离了信仰之路的基督徒，牧师怎么忠告也不能从堕落倾向中把他挽救出来，但用他曾一度向主宣誓过的诚实即忠义的观念一打动他，便翻然复归于信仰。“忠义”这个词，使任其降温的一切高尚的感情复燃过来。在某所学校里，以对一个教授不满为由，一群蛮横的青年长期继续罢课，却因校长提出的两个简单质问使解散了。质问是：“诸君的教授是个有价值的人吗？如果是的话，诸君就应该尊敬他，并把他留在学校。他是个懦弱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去推一个要倒的人，就不像个男子汉。”骚动是由于这位教授学力不足开始的，而比起校长所暗示的道德性问题来，就成了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了。由于这样唤起由武士道所涵养的感情，伟大的道德革新便得以完成。
在我国，基督教的传教事业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大多数传教士对于我国历史全然无知。有人说，“有必要去关心异教徒的记载吗？”——其结果是使他们的宗教与我们以及我们祖先过去长达几个世纪继承下来的思想习惯割裂开了。嘲弄一国国民的历史吗？——他们根本不知道，任何民族的经历，甚至是没有任何记录的最落后的非洲土著的经历，也都是经上帝自己的手所写的、人类的共同历史的一页。就连那些已经灭亡了的种族，也是应由独具慧眼之士去辨读的古代文献。对有哲学头脑而且是虔诚的心灵来说，各个人种都是上帝写下的符号，或黑或白，就如同他们的肤色一样，可以清楚地探寻其踪迹。如果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话，那末黄色人种就是用金色的象形文字写下的珍贵的一页！传教土们无视一国国民的过去经历，主张基督教是一个新的宗教。但是，照我看来，基督教乃是“古而又古的故事”，如果用易于理解的语言来介绍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用一国国民在其道德的发展历程上所熟知的词汇来表达的话，那末不管其人种或民族如何，都会很容易地印在他们的心上。美国式的或英国式的基督教——比起耶酥基督的恩宠和纯粹来，毋宁说包含了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的恣意妄想的基督教——嫁接到武士道这个树干上只是一根幼弱的树芽。新信仰的宣传者们应当把树干、树根、树枝全部连根拔掉，而在荒地上去播种福音的种子吗？像这样的英勇办法——也许在夏威夷是可能的吧。在那里，据称战斗性的教会在榨取财富和灭绝土著种族方面已取得完全成功。然而，这样的办法在日本却是完全绝对不可能的——不，这是耶酥本人在建立其地上王国时所决不会采用的方法。
我们应该牢记那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深邃的学者周伊特所论述的下面的话：
“人们把世界区分为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然而并不去考察在前者中究竟隐藏着多少善，而在后者中究竟混杂着多少恶。他们拿自己的最善部分去同邻人的最恶部分相比较，拿基督教的理想去同希腊或东方的腐败相比较。他们并不寻求公平，而以汇集一切能够说明自己宗教优点的事、一切能用以贬抑其他形式的宗教的事为满足。”①
① 周伊特（Jowett）：《论信仰与教义的讲道集》，第2章。——作者
但是，尽管就个人来说会犯什么样的谬误，他们传教士所信仰的宗教的根本原理，无疑是我们在考虑武士道的未来时所必须考虑进去的一种力量。看来武士道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了。显示其未来的不祥之兆已弥漫于空中。不仅是征兆而已，而且各种强大势力的活动正在威胁着它。
第十七章 武士道的将来
像欧洲的骑士道和日本的武士道之间这样能够确切地进行历史比较的东西是少有的。如果认为历史能够重演的话，那末后者的命运必定会是前者的遭遇的重演。圣·柏拉所列举的骑士道衰落的特殊的地方性原因，对于日本的情况当然并不适用。不过，在中世纪及其后，对摧毁骑士和骑士道起过作用的、比较大的而且此较一般的各种原因，对于武士道的衰微也确实在起着作用。
在欧洲经验和日本经验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是，在欧洲，骑士道脱离封建制度时便为基督教会所养育，从而延长了新的寿命，与此相反，在日本并没有足以养育它的大宗教。因此，在母体制度即封建制度消逝时，武士道便成了孤儿遗留下来，任凭它自己去找去处。也许现在整顿过的军队组织可以把它且于其保护之下。不过，正如我们知道的，现代的战争对武士道的不断成长不会提供多大的余地。神道在武士道的幼年时哺育过它，而神道自己已经衰老了。中国古代的圣贤已被边沁、弥尔式的知识的暴发户所取代。为了讨好现时代的好战的排他的倾向，从而被认为是很适合今天的要求的那种享乐倾向的伦理学说便被发明和提供出来了，不过，今天只不过在黄色报纸的专栏里还能听到那种刺耳的回响罢了。
各种各样的权限和权威都摆开阵势来对抗武士道。正如维布伦所说：已经出现的“原来的产业阶级之间的仪式性的礼法的衰微，换句话说，即生活的通俗化，在一切具有敏锐感受力的人们眼里，已被看作是浇季文明的主要祸害之一。”光是那耀武扬威的、民主主义难以抗拒的潮流，就有足够的力量来吞没武士道的残余。因为民主主义不会容忍任何形式或形态的托拉斯。然而武士道却是一个由垄断着知识及教养的预备资本的人们所组织的，决定着道德性质的等级及价值的托拉斯。现代的社会化的势力对抗区区的阶级精神。而骑士道却正如弗里曼所尖锐批评的那样，是一种阶级精神。现代社会，只要标榜哪怕是某种统一，就不会容忍“为了特权阶级利益而设计出来的纯粹的个人性的义务。”①加上普及教育、产业技术、财富以及城市生活的发展——于是我们就能轻易懂得，不论是武士的刀的最锋利的刃也好，还是从武士道的最强劲的弓射出的最锐利的箭也好，都没有用武之地。在名誉的岩石上建设起来，并由名誉来捍卫的国家——是否应称之为名誉国家，或仿照卡莱尔那样称之为英雄国家呢？——正在迅速地落入用谬论武装起来的玩弄诡辩的法律家和胡说八道的政治家的掌中。当一位大思想家在谈到特里萨和安蒂冈尼②时所说过的话，“诞生他们的热烈行为的环境已经永远消逝”，大概转用到武士也会合适的。
① 弗里曼（Freeman）：《诺曼的征服》，第5卷，第482页。
② 特里萨：17世纪的小说中，荷兰的勇将马泽伯的爱人（拜伦《马泽伯》）；安蒂冈尼，底比斯国王俄狄甫斯的女儿。
多么可悲呵，武士的德行！多么可悲呵，武士的骄傲，用锣鼓的响声欢迎进入人世的道德，有着同“将军们和国王们的逝去”一道消失的命运。
如果说历史可以教导我们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建立在武德之上的国家——不管是像斯巴达那样的城邦国家，或是像罗马那样的帝国——不会是在地上“保持其永恒的都市”。虽说人身上的战斗本能是普遍的而且是天然的，并且是产生高尚感情和男子汉的德性的，但它并不是囊括了人的全部的东西。在战斗的本能之下，潜藏着更为神圣的本能。这就是爱。神道、孟子、以及王阳明都曾清楚地用它来进行过教导，这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武士道以及其他一切军事型的伦理，却无疑由于过份埋头于直接的、实际上所必需的各种问题，而对于上述事实每每忘记了给以恰当的重视。今天正在要求我们注意的东西，是比武人的使命更高更广的使命。随着扩大了的人生观、民主主义的发展、有关其他国民其他国家的知识的增进，孔子的仁的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也应附加于此？——大概会扩大到基督教的爱的观念。人已不是臣民，已发展到公民的地位。不，他们超过公民之上——而是人了。虽然战云阴暗地密布在我们的地平线上，我们相信和平天使的翅膀会把它驱散。世界的历史会证实“柔和的人将继承大地”的预言。出卖了和平的长子权，并且从产业主义的前线后退下来，转移到侵略主义战线的国民，完全是在做毫无价值的买卖！
在社会状态已经变化到不仅是反对武士道，而且甚至变成敌对性的今天，已到应为其光荣的殡葬作准备的时候，指出骑士道的死亡时间是困难的，正如决定其开始的准确时间是困难的一样。米勒博士说，骑士道是因法国的亨利二世在比武中被杀的1559年而被正式废除的。在我国，1870年（明治三年）的废藩置县的诏令就是敲响武士道的丧钟的信号。在此5年后发布了废刀令，便喧嚣地送走了作为“无偿地获得一生恩宠、低廉的国防、男子汉的情操和英雄事业的保姆”的旧时代，喧嚣地迎来了“诡辩家、经济学家、谋略家”的新时代。
有人说，日本最近在同中国的战争中获胜是靠村田枪和克虏伯炮，又说，这个胜利是现代的学校制度发挥的作用。但是，这些话连片面的真理也不是。即便是埃尔巴或斯坦韦①制造的最精良的钢琴，不经著名音乐家之手，它本身能弹奏出李斯特的狂想曲或者贝多芬的奏鸣曲吗？再者，如果说枪炮是能打胜仗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路易·拿破仑未能用他的密特莱尔兹式机关枪去打败普鲁士军队呢？或者，西班牙人为什么未能用他们的毛瑟枪去打败只不过是用旧式的来明顿枪武装起来的菲律宾人呢？注入活力的是精神，没有它即便是最精良的器具几乎也是无益的，这种陈腐的话无需再重复了。最先进的枪炮也不能自行发射，最现代化的教育制度也不能使懦夫变成勇士。不，在鸭绿江，在朝鲜以及满洲，打胜仗的乃是指导我们双手，让我们的心脏搏动的，我们的父辈祖辈的威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