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充满了道德模糊的世界上，衡量一种行为对或错的标准就是它带来多大的快乐或痛苦。穆勒认为：
行为之正确与其可能促进之幸福成正比，反之则为错误。幸福即快乐与无痛苦，不幸福即痛苦与丧失快乐。
功利主义思潮，甚至连同由此脱颖而出的那个国家，都令尼采愤怒不已：
欧洲的庸俗化，现代思想的平民主义皆源于英国。
人本来不是为追求幸福而奋斗的，只有英国人才是这样。
其实他自己当然也是为追求幸福而奋斗的，只不过他认为不能无痛苦地获得幸福，而功利主义者看来就是这样主张的：
所有这些以苦、乐——也就是从属的、次要的现象——来衡量事物的价值的思想模式是最为幼稚可笑的，任何具有创造意识和艺术家良知的人都嗤之以鼻。
提到艺术家的良知，因为艺术创作是最显著的例证，表明一种产生巨大成就感的活动总是需要经过巨大的苦难。假设司汤达以立竿见影的“苦”和“乐”来衡量他的艺术创作的价值，那么他决不会从《怕受管辖的人》进展到他的威力的高峰。
尼采要求我们不要停留在山下喝酒，而去接受攀登的痛苦。他还向市政规划者提出过建议：
从当前的存在中获得最大的收获和最大的享受的秘诀在于——危险地生活！把你们的城市建立在维苏威火山坡上吧！
假如有人还是难耐酒瘾，而且此人对基督教评价不高，尼采提出另一个劝诫他的论点。他说任何喜欢喝酒的人从根本上持有基督教的世界观：
要我相信酒能使人高兴，我先得变成基督徒，也就是说，相信我认为特别荒唐之事。
（十八）
他对基督教的体验比对酒精多。他出生于莱比锡附近萨克森的一座名叫勒肯的小村庄。他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就是该村的教区牧师，他的虔诚母亲是牧师的女儿——戴维·厄恩斯特·奥勒在一小时路程外的波夫莱村布道。儿子（尼采）于1844年10月在勒肯教堂当地牧师会的主持下受洗。
弗里德里希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爱他的父亲并终生敬重他。1885年，他打赢了一场与出版商的官司，得到一小笔钱，就为他父亲的墓定制了一大块墓碑，上面刻了一句《哥林多书》的语录：
“Die Liebe h？ret nimmer auf”（11）（《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8节）（12）
尼采回忆卡尔·路德维希说，“他是乡村牧师的完美体现。身材修长，五官端正，和蔼、慈祥。他因言语机智和富于同情心而到处受欢迎，农民都敬他爱他。他以精神导师的身份用言语和行动广施祝福。”
但是对父亲的爱并未阻止尼采对父亲以及一般基督教提供的对痛苦的慰藉抱有深刻的保留：
我向基督教会提出任何公诉人从未提出过的最严厉的控告。在我看来，基督教会是可以想见的最极端的腐蚀形式……一切事物都难逃它堕落之手……我称基督教为惟一的大诅咒，惟一的本质上的大堕落……
读《新约》时戴上手套是对的。接近这么多的不洁迫使人不得不如此……那里面一切都是怯懦，一切都是自欺，故意闭眼不看自己……难道还需要我说吗？整个《新约》中只有一位孤独的人物是值得尊敬的，那就是罗马总督彼拉多（13）。
干脆说：
今天作为基督徒是不体面的。
（十九）
《新约》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如何安慰我们呢？向我们暗示，许多困难实际不是困难而是美德：
若是有人为胆小所困扰，《新约》指出：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
若是有人因为没有朋友而发愁，《新约》建议：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路加福音》第6章第22—23节）
若是有人为在工作中受盘剥而发愁，《新约》劝告说：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歌罗西书》第3章第22—24节）
若是有人为没有钱而发愁，《新约》告诉我们：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入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可福音》第10章第25节）
此类话语与喝酒可能有所区别，不过尼采坚持认为本质上是相同的。基督教和酒精都有力量使我们相信，我们原来以为是自身的和这个世界的缺点都是不必介意的；二者都削弱我们培育我们的问题的决心；二者都剥夺我们自我完成的机会：
两种欧洲最大的毒品：酒精和基督教。
据尼采说，基督教是从罗马帝国的卑怯的奴隶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没有勇气去攀登山峰，所以创建出这样一种哲学，硬说他们所居的底层很让人喜欢。基督徒也希望享受自我完成的真正的内容（地位、性爱、智力超群、创造力），但是没有勇气忍受这些享受所必需经历的困难。所以他们就制造出一种伪善的信仰，谴责那些他们心里想要而又无力为之奋斗的东西，称赞那些他们本来不想要而正好拥有的东西。无力变成了“善”，卑下变成了“谦恭”，屈从自己所恨的人变成了“顺从”，还有，用尼采的话来说，“无能复仇”变成了“宽恕”。每一种脆弱感都给封了一个神圣的名字，看起来像是“自愿获得的成就，是原来想要的，自己选择的，一项业绩，一项成就”。基督徒们迷恋于“安逸的宗教”，于是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把容易得到的而不是应该向往的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就把生命的潜能抽干了。
（二十）
对困难持有“基督教”的态度的人并不限于基督徒；尼采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可能性。当我们对于内心渴望而得不到的东西表示淡然时，我们就都变成了基督徒；当我们貌似轻松地说我们不需要爱，或是世俗的地位、金钱、成功、创造，乃至健康时，我们却恨得嘴角都歪了；我们默默地向我们公开放弃的东西开战，从墙垛后面打枪，躲在树上放冷枪。
尼采宁愿我们如何对待挫折呢？继续对我们所向往的东西保持信念，即便我们现在没有，也许永远得不到。换言之，抵制那种把难以得到的东西贬为邪恶的诱惑——也许尼采自己无比悲惨的人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行为方式最好的范例。
（二十一）
伊壁鸠鲁是他早期最喜爱的古代哲学家之一；他称之为“近古时期的灵魂抚慰者”，“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以英雄…田园诗的方式讲哲学的发明家”。最令他神往的是伊壁鸠鲁关于与朋友共同生活乐在其中的思想。但是他极少体验与人同乐的满足。“我们生来就是心智的隐者，只有偶逢知音能谈一谈。”他30岁时创作一首关于孤独的赞美诗——《孤独颂》，终于不忍卒篇。
求偶的经历也不见得少一些愁苦，问题在于尼采的外表——海象式的特大胡须，还有他的腼腆使他的举止刻板僵硬，像一位退伍少校。1876年春，尼采旅游日内瓦时爱上了一名23岁的碧眼金发女郎，玛蒂尔德·特朗佩达。在一次交谈中谈到亨利·朗费罗的诗，尼采说他还没有见过朗费罗的“追求卓越”的德文版，玛蒂尔德说她家里有一本，愿意抄一份给他。尼采受到了鼓励，就请她出去散步。她把房东太太带来作陪。几天以后，尼采自告奋勇为她弹一曲钢琴。再下一次，她从这位巴塞尔大学31岁的古典哲学教授那里听到的是求婚。“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两人在一起比各自单独生活会更好，更自由，因此更卓越吗？”顽皮的少校问道，“你敢不敢与我共同走完所有生活和思想的道路？”玛蒂尔德不敢。
一连串的类似的碰壁不断地伤害他。瓦格纳见他精神悒郁，健康不佳，认为只有两种解药：“要么结婚，要么写出一部歌剧。”但是尼采写不出歌剧，而且显然连像样的曲调也创作不出来。1872年7月，他寄给指挥家汉斯·冯·比洛（14）一首他创作的钢琴双重奏，请他给予坦诚的评论。比洛回答说，这是“我长期以来所见过写在乐谱纸上的最匪夷所思、最难听、最反音乐的一套音符”，他怀疑尼采是否腿抽筋了。“你称你的乐曲为‘骇人听闻’，真是如此。”
瓦格纳却更加坚持己见，他一再劝他，“看在老天的分上，娶一个富婆吧！”他还同尼采的医生奥托·艾泽取得联系，并且告诉他自己猜想尼采的健康不佳是由于手淫过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瓦格纳不知道，尼采真正爱上的那一位富婆正是瓦格纳自己的妻子，科西玛。多年来，尼采一直用朋友式的关心的外衣掩盖他的感情。只有一次忍不住真情流露：1889年1月，尼采寄给科西玛一张署名“酒神”的明信片，上面写道：“阿里阿德涅，我爱你。”
不过，尼采间或也同意瓦格纳的关于婚姻的重要性的论点。他在给一位已婚友人弗朗兹·奥弗贝克的信中诉苦说：“亏了你的妻子，你的境遇比我的好百倍。你们共同有一个巢，而我充其量有一个穴而已……偶与人接触就像是放假，是自我救赎。”
1882年，他又升起希望，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妻子，卢·安德烈斯…萨乐美，这是他最大的、最痛苦的恋爱。她21岁，美丽、聪慧、风骚，迷上了他的哲学。尼采一见倾心。他告诉她：“我不想继续孤独下去，而要再学习做人。啊！实际上我什么都需要学！”他们在陶腾堡森林共度了两星期，在卢塞恩同他们共同的朋友保罗·雷照了一张不寻常的合影。
但是卢对尼采作为哲学家比作为丈夫更感兴趣。这次碰壁使尼采陷入长期的、强烈的悒郁之中。“现在我缺乏自信达到极点，”他向奥弗贝克诉说，“所有我听到的话都使我感到人们在蔑视我。”他特别怨恨他的母亲和妹妹，她们曾干预他与萨乐美的关系，现在同他断绝了来往，使他陷入更深的孤独。（“我不喜欢我的母亲，我妹妹的声音让我痛苦。我跟她们在一起时总是要生病。”）
事业上也不顺。尼采生前清醒时，他的著作销量从未超过2000册；多数都只售出几百册。这位作者只靠微薄的退休金和从一位姑母那里继承的一些股票维持生活，连新衣服都买不起，最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外表像一头剃了毛的山羊。”他只住最便宜的旅店，常常拖欠房租，连取暖费和他所喜爱的火腿香肠的费用都付不起。
他的健康很成问题。从学生时代起就病痛不断：头痛、消化不良、呕吐、晕眩、几乎失明，还有失眠。其中许多项都是梅毒的症状，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1865年2月间在科隆的一家妓院中染上的（尽管尼采自称他除了钢琴什么也没有碰过就出来了）。三年之后他在访问索伦托之后给玛尔维达·冯·迈森堡的一封信中称：“说到自苦和禁欲，我过去几年的生活堪与任何时代的苦行僧相比美……”他向医生的诉说是：“经常疼痛，有半身麻痹之感，与晕船的感觉非常相似，有时感到说话困难——这种感觉一天持续几小时。与此交替的是一种激烈的发作（最近一次发作迫使我吐了三天三夜，但求速死）。不能看书！写也难得！没法与人交往！听不了音乐！”
最后，于1889年1月初，尼采在都灵的卡罗·阿尔贝托街头彻底崩溃了，他拥抱了一匹马，随即被送回他的住处，他在那里打算刺杀德国皇帝，策划一场反对反犹主义者的战争，越来越肯定自己是酒神、耶稣、天主、拿破仑、意大利国王、佛、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伏尔泰、亚历山大·赫尔岑和理查德·瓦格纳——视几点钟而定；然后他就给塞进了一辆火车，运到德国的一家疯人院，以后由他的母亲和妹妹照看，直到11年后去世，享年55岁。
（二十二）
在难以忍受的孤独、微贱、贫困和疾病缠身之中，尼采没有表现出任何他所指责的基督徒的行径；他没有反对友谊，攻击名利、财富。加利亚尼和歌德仍然是他的英雄。尽管玛蒂尔德只不过想同他谈一次诗，他还是认为“对男人妄自菲薄的病来说，最好的治疗就是得到一位聪明的女士的爱”。尽管他病病歪歪，缺乏蒙田和司汤达的矫健骑术，他还是向往积极运动的生活：“一大清早，在精力最新鲜旺盛的时候埋头读书——我把这叫做罪恶！”
他为谋求幸福而艰苦奋斗，即使不成功，他也没有转而反对他曾经向往的东西。他始终坚信在他眼里一个高贵的人最重要的特点：做一个“不再弃绝”的人。
（二十三）
步行7小时之后，大部分是在雨中，我在筋疲力尽状态下到达了科尔瓦奇山峰，覆盖恩加丁山谷的云层就在脚下。我在背包里放了一瓶水、一块瑞士多孔干酪，还有从锡尔斯…玛丽亚村的艾德维斯旅馆带来的一个信封，我当天早晨在上面写了一段那位登山哲学家的语录，企图在海拔3400米的岩石上在山风中面对意大利读它。
尼采和他的牧师父亲一样，献身于抚慰人。和他父亲一样，他想向我们指出通向自我完成之路。但是他不同于牧师，也不同于把痛牙拔掉的牙医和毁掉不讨人喜欢的植物根的园丁，他认为困难是达到完成的关键性的必要前提，因此甜蜜的抚慰最终残酷多于助益。
人类最厉害的疾病在于他们与疾病斗争之道。表面上能治病的办法从长远来看比它要治的病还坏。临时有效的治疗、麻醉、镇静、所谓的安慰剂，被无知地当作治疗本身。人们忽视这样的事实……这些临时的缓解剂常常要病人付出更加全面深刻恶化的代价。
使我们感觉好些的不一定对我们好。使我们感到痛的不一定对我们不好。
把痛苦的状态笼统看作应该予以消灭的对立物，是极端愚蠢的，总的说来后果是灾难性的……几乎与想要消灭坏天气一样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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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文俗语“krautkops”，意谓头脑混乱而中空，犹如我国俗语“脑袋一团糨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