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名人丛书:哈里 S 杜鲁门- 第6部分

　　　　5月初，丘吉尔又给杜鲁门通电，就各国在德国的实际占领区问题提出异议。杜鲁门发现美国军队已越过了规定的军事分区线，但是他认为：“我看不出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来怀疑我们所定的十分明确的协定，也看不出干涉成功的军事行动有什么好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严格地遵守我们的协定，并尽最大的努力使俄国人也执行这个协定。”他还趁机指出，现在在苏联占领区的军队是美国军队，并再次说明任何撤退到各个占领区的协定都要经三大国的同意。同日，他电告斯大林，希望遵守已达成的协议，直到5月2日，斯大林才复电表示同意。

　　　　这时出现了美苏在捷克斯洛伐克和维也纳『政府』上的争执，于是杜鲁门在5月9日给丘吉尔通电，同意召开三国首脑的共同会议。

　　　　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除了在弗伦斯堡的邓尼茨海军大将——他自称为德国的代理最高统治者——下边的一个集团外，德国没有其他任何『政府』，而这个所谓的“邓尼茨『政府』”也没有得到美、英苏的承认。他们这时关心的是如何“公平”、有效地分区占领德国，包括如何从中得到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这时，在奥地利，苏联帮助建立了“临时『政府』”，美国、英国、法国以苏联没与他们商量为借口，提出抗议，杜鲁门重申美国对于维也纳分区占领的立场：“将大维也纳城划分为几个小的区域，从而使我们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便利的设备。在德国和奥地利，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设立管理机构，并部署各盟国军队撤回到它们各自的区域。在奥地利，这个任务根本没完成。但是在德国，占领和统治的筹备工作已经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完成，只待苏联的同意，每个区域机构的细则就可以公布。”

　　　　5月11日丘吉尔致电杜鲁门，仍要求美军继续驻扎在他们所达到的最前线，虽然他对各国占领地区表示同意，但他认为在同苏联的关于波兰和其他问题未得到满意解决前，盟国不应从它们当前的位置撤退。杜鲁门回电表示“无能为力”。首先，美国应遵守与苏联的协议，其次，美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除送往急需支援的太平洋战场的军队外，其余士兵应当回家。

　　　　5月22日，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批准了欧洲咨询委员会所起草的关于战败德国的正式宣言，四国的军事司令官将于柏林会见，在宣言上签字，并留在那里制订管制委员会机构的细则。

　　　　6月4日，丘吉尔再次劝告美国军队不应撤退到指定的占领区去，并预见东西方冲突的形势。但杜鲁门仍告知他，美国决定从6月21日起从苏占区撤退美国的军队，在电报中，杜鲁门解释了原因：“在盟国军队从俄国地区撤退以前，盟国管制委员会不能开始工作。”“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行动拖延到7月的会议，将极不利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6月14日，丘吉尔答复，同意杜鲁门的作法，英国军队也将在6月21日撤离。实际的撤离从7月1日开始。

　　　　杜鲁门原指望建立包括三个强国和法国在内的德国联合『政府』，进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在柏林有一个中央『政府』，他也将这个计划考虑进了即将召开的三国首脑会议的议程中。然而，事与愿违，分区占领德国最后导致的是‘冷战’阵营的两个前锋——东德和西德的“兄弟之争”。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成果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二战后的东欧，在苏联的影响下纷纷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在中国『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向腐朽的蒋家王朝冲击。面临社会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膨胀，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杜鲁门总统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政策。同时，国内对“租借法案”的态度日趋强硬，纷纷要求废除，杜鲁门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波兰是介于苏联和德国之间的中欧大国，历史上曾被俄国伙同普鲁士、奥地利进行了三次瓜分。在二战的揭幕战中，波兰被德国的“闪电战”所击垮；在苏联反攻过程中，波兰获得解放并成立了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府』。鉴于波兰在中欧的重要战略地位，杜鲁门坚决反对波兰的新生政权，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时大动肝火，要求在波兰成立多方联合『政府』。他多次致电斯大林，指责他在华沙问题上的“不公正”。在他任职初期，无论是在联合国问题上。还是在占领区问题上，波兰问题始终是他用来威胁苏联的一个借口。同样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南斯拉夫、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杜鲁门关注着社会主义政权的发展。

　　　　1945年4月27日，丘吉尔电告杜鲁门，要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解放军到达的里雅斯特和威尼萨——朱里亚地区之前抢占该地区。杜鲁门回电说：“我已同意授权亚历山大将军来完成我们在的里雅斯特和从前在意大利统治下的其他地区的任务，我了解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杜鲁门小心翼翼地同铁托联系，希望他不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的行列。他在4月30日的一份电报中说：“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希望避免把美国的部队用来和南斯拉夫人作战，或者被用来在巴尔干政治舞台上进行斗争。”但铁托没有听从美国的意旨，他率军进入伊松卓河整个东部地区，设立行政机构，阻止亚历山大的盟军建立『政府』，最后，斯洛文尼亚『政府』在的里雅斯特宣告成立。

　　　　5月11日，杜鲁门感到铁托的攻势过于凌厉，他占领的里雅斯特地区是中欧广大地区的一个重要咽喉，比其他领土问题影响更深远。于是他与丘吉尔紧急磋商，准备威胁南斯拉夫接受盟军战区司令官的指挥。5月13日，他又与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施加影响，并保证除非首先受到攻击，否则美、英军队不会主动进攻铁托，然而苏联并未理睬。

　　　　南斯拉夫的军队继续按他们的占领计划推进，5月17日，亚历山大给艾森豪威尔去信，说明形势已恶化到必须使用武力的地步了。杜鲁门闻迅后立即调动一切可调动的部队，进行武力威胁，同时又要求斯大林给予支持。但是，这两个措施未取得任何效果，杜鲁门只好把它拖到即将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中去。6月9日，铁托终于同意达成一项协议，把威尼萨——朱里亚划为两个军事占领区，由盟军和南斯拉夫军队分区占领。

　　　　当时的中国『政府』被把持在蒋介石手里，他不但对外代表着中国『政府』，而且还担任着中国战区的盟军司令。在抗战初期他就遵照美国的“指导”，“以空间换时间”，致使大片国土沦陷；在整个抗战进行期间，他也一味地依靠美英的外援。宋子文作为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几次访问美国，杜鲁门在接见他的时候也表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在4月19日的会谈中，他允诺帮助蒋介石平息通货膨胀，增运黄金。

　　　　杜鲁门对华态度的最初想法体现在1945年4月26日的一份备忘记中，首先，他利用中国作为与苏联、英国进行政治交往的筹码。他希望苏联可以在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有特殊权利，而英国可以在香港和西藏上捞到好处，并促使中国在东亚地区不能“称霸”。第二，他希望在经济上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给予蒋介石『政府』以一切可行的经济、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并要求立即与中国进行谈判，订立一项广泛的、现代的通商条约。第三，在军事上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一方面力求加强中国进行战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一方面着手改组、训练和装备一部分随同国民党军队。这样，能组织强大的力量在驱逐日本人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能促进“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内战的可能『性』，以及与苏俄的复杂关系，杜鲁门决定暂不帮助蒋介石发展现代化、有效的军事组织。

　　　　1945年5月14日，杜鲁门再次会见宋子文，宋要求拨付允诺的两亿美元黄金，杜鲁门表示同意。但他私下认为中国所需的是进行紧急的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改革，用出卖黄金的办法消除通货膨胀已被证明是无效的。6月9日，杜鲁门会见宋子文时谈到了中国领土的问题，说明美国对中国领土并没有任何野心，但提醒他注意苏联的动机。宋子文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废除一切殖民地时代的旧制度，而杜鲁门则把话题转到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上，并安慰宋子文说，美国不会作损害中国利益的事。

　　　　宋子文十分感激美国的帮助，但他不知道，正是这种帮助使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杜鲁门的黄金没有支撑住蒋家王朝腐朽的上层建筑。

　　　　欧洲战事结束后的美国国内问题也日益复杂了。德国投降以前的10天中，杜鲁门不断地和各阁员和三军参谋长谈话，研究哪些部队和物资供应送往远东。同时保持足够多的占领欧洲的部队，以维持被打败的国土上的法律和秩序。也为了防止再有希特勒之流煽起疯狂的民族主义火焰。但国内的反战厌战情绪高涨起来，要求军队复员；同时，杜鲁门还面临着怎样有条不紊地把一个以军需为基础的经济转为民用经济，把在战争中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予以安置的重要任务。

　　　　因为美国远离欧亚战场，它的本土未遭受任何破坏，而且它在战争初期与各国的贸易使它大发战争财，所以当时美国的工业力量是十分雄厚的，但其中军需生产厂占相当大比重，民用生产企业数量较少。于是战后主要食品的供应越来越不足，糖的供应已经削减到原来分配定量的75％。而另一方面，往国外输出粮食的要求却越来越多，杜鲁门感到了20多年来的第一次产品匮乏，因为“所有剩余产品都消耗完了”。

　　　　1945年5月1日，杜鲁门召请物价管制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来白宫商讨定量分配问题。鲍尔斯抱怨说国会的批评和有些地方对定量分配的抗拒已使得他难于继续工作，许多手下的官员已经辞职。杜鲁门分析认为，物价管制局的压力主要来自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效劳的院外人士；在争取胜利的时候，人民和国会都不会反对物价管制局。同日，杜鲁门发布了一个公告，高度评价了物价管制局的工作成绩，强调了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号召人民支持它的工作。“这不但是为了保持国内的经济平衡，而且也补充了我们盟国的极其枯竭的资源和供应品”。

　　　　然而，许多工人不能忍受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起来罢工。联合煤矿工人领袖约翰·路易斯领导了最大的一次罢工，他义正严辞地向『政府』提出了改善矿工福利等要求。杜鲁门对这次罢工极其恼火，因为这些矿区生产的煤对二战时物资的生产和国内消费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采取了强硬措施，责令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接收了所有生产作业已中断或有中断危险的煤矿，由『政府』经营私人企业，迫使原来工作的人继续工作。

　　　　5月3日，杜鲁门行使总统否决权，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关于延缓农业人服兵役的决议。他认为，在战争期间每一个公民都有为自己国家服兵役的义务。而实际上，1945年5月的时侯，正是欧洲和拉美等刚从法西斯魔爪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正需要粮食援助的时刻，而美国也正是他们最主要的援助国。

　　　　杜鲁门的另一个着眼点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他认为目前职权重复，推卸责任以及混『乱』和浪费盛行。应该改组『政府』行政部门，以增加工作效率。他计划建立一个职权划分完全明确的『政府』体系；即：把责任交给那些遴选派定的各个部门和首长，而总统的政策方针是他们办事的依据和限制。他提议建立福利部，主管不断扩大的公共福利事业。

　　　　但是，杜鲁门很快就在权力下放问题上得到了第一次不愉快的教训。

　　　　5月8日，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欧·克劳利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个关于“租借法案”的重要文件，是由罗斯福批准的，但没签字。其主要内容是授权对外经济管理局和国务院在德国投降时采取联合行动削减租借物资供应量。杜鲁门认为很好，不假思索地签了字，谁知一下招致了大麻烦。

　　　　克劳利按命令去做，下令禁止把一切物资运往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甚至要求某些船员中途开回美国港口卸货。英国遭受的打击最大，对欧洲胜利后美国援助的减少感到不安。它要求继续执行租借法案，理由是1944年9月14日魁北克会议上英美两国首脑已达成了战后美国援助英国的协议。于是，1945年5月下旬，英国两次致电杜鲁门，要求遵守协议，恢复租借法案。苏联也感到十分愤慨，它认为这是针对它的行动，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谴责了美国的行为，并以南斯拉夫、波兰问题相威胁。同时，国内的反应也十分激烈。5月31日，他收到了5个国会议员的联合署名的一封信，指责他废除租借法案造成的影响。6月初，李海将军报告说国务院和陆军方面都希望给予欧洲租借法案的援助，特别是供法国驻扎在德国的军队使用。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杜鲁门只得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坚持苏联只有参加对日作战才能得到巨额援助，而那些没得到美国援助的，可以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帮助。

　　　　虽然杜鲁国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并不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他认为，为了应付欧洲战后的需要，美国必须推行一个各方面相互配合得很好的政策，而不是力图靠租借法案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在考虑一个欧洲复兴的计划，这与战时的租借法案完全是两回事，由此可见，后来的“杜鲁门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

　　　　杜鲁门对租借法案有着高度的评价：“它是天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伟大成绩。毫无疑问，租借法案高达420亿美元的花费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通过租借法案装备起来的每一个俄国、英国、加拿大的士兵，当他们投入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