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难民火车。我和父母还算幸运，我们在“上”位上找到了一块位置。我想，三种位子里还是上位最好。但是，当时选择车顶的人比选择车厢的人仍然少得多。因为车顶上极不安全，一根凸出的树枝可以把你扫下车子，电线可以挂住你，打个瞌睡，也可能滑下车子。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坐好了就不能移动。我们有了“上位”，本以为是一段“徒步跋涉”的终止，谁知道，搭上了车，我们才发现高兴得太早。姑不论坐在那种车顶上有多少限制和恐惧，那车子是烧煤的，阵阵煤烟，随风而至，车子开了没多久，我们也都成了黑人，而且被煤烟呛得咳个不停。再加上，时时刻刻，可以听到一阵惨呼或哭叫，使我们明白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内”的“意外”。在一个大的战乱里，生命是那么渺小而不值钱。
过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个新发现，这难民火车并不是挨站停车，而是“随时”停车，高兴走的时候走，高兴停的时候停，停多久也不一定。因为燃料的不继，常常一停就停上好几小时，又因为火力的不足，常常会把整节车厢抛下来不顾了。我们就这样坐在车顶上，走一阵，停一阵，再走一阵，再停一阵……白天，黑夜，黎明，黄昏……一日又一日。
我们坐在那儿想弟弟，想未来，想那早就该到达而始终未曾到达的桂林城。母亲常常啜泣，我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母亲，父亲再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我们。父母和我都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分散。因而，在那几日搭难民火车的时间里，我们要下车就三个人一起下，要上车也三个人一起上，生怕车子忽然开走，又把我们给分散了。
这难民火车越走越慢，越停越久，我们相信，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早已到了桂林。这火车的速度比步行还慢，可是，母亲的脚创未愈，我的脚上更是伤痕累累，坐车总比走路好，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搭著那辆火车。
这样，我们居然又遭遇了一件奇迹！
这天早晨，车子又停了。和往常一样，停下来似乎就没有再走的意思。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坚持下车走一走，因为我又两腿发麻了。父母带著我下了车，怕那火车说走就走，我们沿著车厢，在铁轨边走来走去，活动著筋骨。就在此时，忽然有个声音在大叫著：“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循声看去，在一个车厢顶上，有位军人正对著父亲又挥手又挥帽子，大呼大叫。我们跑过去，那是个负著轻伤的伤兵！看来似曾相识，那军人上气不接下气的、急促的嚷著：“陈先生！我是曾连长的部下！你快去找我们的连长，你家的两个娃仔，被我们连长找到了！”
不相信我们的耳朵，不相信我们的听觉。父母一时之间，竟呆若木鸡。然后，是一阵发疯般的狂喜及雀跃，父母忘形的大跳大叫，夹杂著父亲紧张、兴奋、语无伦次的询问声：
“真的，你亲眼看到吗？他们好吗？但是……但是……你的连长在什么地方？”“连长在桂林！他今天才去的桂林！你们去桂林找他！孩子们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好好的！我亲眼看到的！”那军人和我们一样兴奋。“快去桂林！快去！”
桂林！啊！桂林！父母相对注视了一秒钟，看了看那毫无动静的难民火车。同时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举起手来，他们对那军人感激涕零的嚷著：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父母一边一个，拉著我的手，我们放开脚步，就沿著铁路，向桂林城的方向狂奔而去。我的故事16/49
十六、弟弟找到了
桂林！桂林！桂林！我想，父母和我，都从未这样发疯股的狂奔过，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无法呼吸时才停止，休息一两分钟，又再度狂跑，这样，我们一直跑了好几小时。那难民火车，始终没有开上来。从早上跑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桂林城！
抵达了桂林城，天知道我们有多焦急，多兴奋，多迫切！一进城门，我们就呆住了！
仿佛又回到了当日的东安城，满桂林都是各路驻军，街边上，民房中，全是军人，老百姓几乎找不到，只见到满城满街的驻军。桂林比东安大，这么大一个城中，在成千成万的驻军里，哪儿去找曾连长？父亲顾不得避嫌疑，看到任何军官就问：“请问您知道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曾彪驻扎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父亲越问越急，这消息显然有些靠不住，曾连长确实在桂林城吗？父亲焦灼得满街乱闯：“你知道曾连长吗？”“你认识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吗？”
一个军官拦住了父亲。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听军队？”他狐疑的问。“你的身分是什么？”父亲惶急的解释著，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大吼忽然传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一抬头，迎面大踏步冲来的，正是曾连长！父亲忘形的狂叫了一声：“曾连长！”冲过去，他们紧拥在一起，父亲顿时泪如雨下。曾连长急急的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我正准备今天下午，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我的老家里去，交给我的老婆抚养，如果你们晚来一天，你们就见不到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吗？”母亲哭泣著问：“你怎么会找到他们的？他们没受伤吗？”“两个小家伙又壮又结实！”曾连长笑著。“怎么找到的？说来话长！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挑夫落在后面，谁知道他们早已出了东安城，走到前面去了。那两个挑夫准是发现落了单，就不安好心，商量著开了小差了。把两个孩子遗弃在一条小路上！事有凑巧，我出了东安城，就选了这条小路，王排长听到有孩子哭，找了过去，两个孩子正爬在一口荒井上哭呢！说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
母亲想笑，却一直哭，父亲也泪盈满眶。曾连长带著我们往他驻扎的院落里走去，一面说：
“我曾经派人奔回东安城去找你们，却没有找到，我想，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后，我要在四川、湖南，各大报登启事找你们，把孩子还给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两个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了！”没有言语可以说出我们对曾连长的感激。我那时虽如此稚龄，却也能体会到父母那刻骨铭心的感谢和激动。
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我们又见到了我那失踪多日的两个弟弟！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小弟弟一看到母亲，就“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扑奔过来，用手紧紧箍住母亲的脖子，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麒麟手中有一把玩具小手枪，大约是王排长找来给他的。看到了我们，他瘪了瘪嘴，红著眼睛，举著枪，对我们瞄准，说：
“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著，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著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的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的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我的故事17/49
十七、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停留的地方。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的拜倒在曾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语气对我们说：“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的团聚！喝它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著他骑马翻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著车窗，含泪望著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别矣，曾连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著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著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著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原就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强？十八、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一一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著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著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著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著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著我，含著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的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著，哭著，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著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栈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