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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邓拓年方18岁时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是在生命还很稚嫩的时候便高度政治化了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者组成了邓拓基本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视野。说60年代初的邓拓张扬“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邓拓九泉有知,或许会视为“天大的冤枉”,因为何为“西方式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恐怕邓拓并不了然。海内外的一些人今天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解读,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与姚文元们当初的文章走到了一起,或者说,不知不觉间,在事实判断上,认同了姚文元们当初对邓拓们的批判。这岂不意味着,对姚文元们的文章,也要“重新认识”?
邓拓的本来面目(9)
当然,《专治“健忘症”》这样的文章,《郑板桥和“板桥体”》中的那几句话,是否在当时引起了毛泽东的误解并令他衔恨,不得而知。但“文革”的发动之所以拿吴晗、邓拓这几人祭旗,目的是以此为突破口摧毁北京市委。吴晗、邓拓们首当其冲,恐怕主要不在于他们写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些东西,而在于他们占据着北京市的要职。这也可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一层,早已是常识了。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开始后,私下里对妻子李莉说:“这次运动是对准彭真和北京市委来的”。(34)“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同志,他在近作《劫后长忆》一书中写道:‘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开始,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彭真。江青当时就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吴晗挖出后面就是一大堆啊!”’……”(35)挖出彭真当然也不是最终目的,彭真后面还有邓小平、刘少奇。所以,邓拓、吴晗的被用来祭旗,实在并不因为他们写了什么东西。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命运可以作为一种反证。1966年5月17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控邓拓是“叛徒”的同时,也点名批判了李琪,此后,“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都开始批判他,……李琪想不通,满腔悲愤,于7月10日晚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6)李琪是继邓拓之后又一个自杀的北京市委要员,而他并未骂过“健忘症”,也没有歌颂过海瑞和郑板桥。
曾在邓拓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工作的袁鹰这样回忆邓拓:“特别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个重要的节日,一项急促的宣传任务,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在内。这也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传统。这类约稿,时间的要求很急,常常不容许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有的也的确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的确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这类‘遵命文学’的。最使我们感佩,并且经常称颂的是郭沫若同志。邓拓同志也是这样的诗人。他离开报社去当北京市委书记以后,仍然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晚上给他宿舍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的名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用现在的话说,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同志理解我们副刊编辑的用意,从不‘还价’,总是欣然命笔”。(37)这里描绘的邓拓,就接近邓拓的本来面目了。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应作“遵命文学”看。
姚文元等人批判邓拓的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邓拓等人的高潮。广大“革命群众”对邓拓们喷射出满腔怒火,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对“革命群众”的这种情绪,邓拓表示了极大的理解:“群众是对的。既然宣布我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敌人,他们当然理应表示憎恨。群众从来是相信党、相信党报的。”(38)当过10年《人民日报》掌门人的邓拓,在批《武训传》、批胡风、反“右”等运动中,一次次地签发过批判材料和文章,并一次次立竿见影地激起过“革命群众”对批判对象的愤恨。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对那副刀俎的厉害,他倒比别人多一分理解。
在写给中共北京市委的遗书的最后,邓拓呼喊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39)
我相信,这是邓的心声。
2004年2月11日
注释:
(1)此处指邓拓在《燕山夜话》中发表的《为李三才辩护》一文。但原文中并无“余难自抑,欲以帛百端尽述余之苦”一类的话。
(2)以上关于邓拓的评述,J。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著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72页。
(3)P。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0页。
(4)见P。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出版者的话”,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见P。特里尔《毛泽东传》中作者写的“中文版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邓拓的本来面目(10)
(6)(17)王均伟:《书生之外的邓拓》,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7)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806页。
(8)指所谓“深翻土地”,当时认为深翻土地可大增产。
(9)高淳、奉贤的情形,见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89页。
(10)以上所叙信阳地区的情形,见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98——300页。
(11)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3页。
(12)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94页。
(13)这期间的政策制定情况,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有关叙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14)彭真的发言和毛泽东的自我批评以及薄一波的评说,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26——1029页。
(15)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99页。
(16)邓拓:《从天安门到全中国》,原载《新观察》1958年第19期,收入《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年版。
(18)见韦君宜《思痛录·“反右倾运动”是反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
(19)丁一岚:《忆邓拓》,载《新闻战线》1979年第1期。
(20)见丁一岚《致“三家村”作者亡灵的祭文》,收入《书生累》一书,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2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45页。
(22)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840页。
(24)见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11——212页。
(25)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3年6月版第903页。
(26)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05页。
(27)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933页。
(28)此文于1963年11月发表于《光明日报》,收入《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1980年11月版。
(29)(38)(39)见袁鹰《玉碎》,原载《报告文学》1986年第5期,收入《书生累》,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版。
(30)见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31页。
(31)苏双碧:《沙滩问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0页。
(32)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87——588页。
(33)此文收入《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34)(36)李莉:《李琪在“文革”发动前后的日子里》,载《百年潮》2003年第8期。
(35)苏双碧:《沙滩问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9页。
(37) 见《邓拓诗词选·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哪得夕阳无限好: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
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1)
小引
朱自清的家喻户晓,不仅因为《背影》、《荷塘月色》这几篇散文1949年后长期选入中学课本,更因为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知识分子,尤其是朱自清这类“旧知识分子”,有幸受到毛泽东表扬者,可谓凤毛麟角。受到毛泽东表扬与文章被选入课本,又有着逻辑联系:正因为受到了毛泽东表扬,文章才被选入中学课本;不然,像朱自清这种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作家,不被从现代文学史上彻底抹煞就算万幸了,还敢奢望成为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材料。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其中详细叙述了抗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逐步失败的过程。中共中央认为,这“白皮书”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对这样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从来不会放过。于是新华社连着发表了六篇对“白皮书”的评论,除了《无可奈何的供状》外,其他五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都出自毛泽东之手。这著名的“六评”,宣告了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奠定了建国后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和情感基调。
在毛泽东执笔的五篇文章中,《别了,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