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也奠定了建国后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和情感基调。
在毛泽东执笔的五篇文章中，《别了，司徒雷登》也曾长期选入中学课本，因而也最广为人知。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朱自清点名表扬：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文章，旨在唤起民众反美仇美的强烈情绪。在这样做时，毛泽东巧妙地把朱自清作为一个榜样、一个楷模。此后，朱自清就成为了一个反美仇美的符号，成为了一个“民族英雄”。
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朱自清。面对一浪又一浪的反美仇美潮流，我想到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想到朱自清作为“榜样”和“楷模”的历史身影。固然不能高估朱自清对50多年来反美仇美情绪、思潮的影响，但要说他的所谓“不领美国‘救济粮’”对此后全民性的反美仇美有一定促进作用，恐怕也不无道理。
我之所以想到朱自清，还因为如今人们反美仇美的方式，与朱自清有了很大的不同。朱自清真是太老实的人，因为在某种问题上对美国有所不满，便“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并且临终时还以此嘱咐家人。如今的这些反美仇美者，继承了朱自清们的“精神”，但坚决地抛弃了他们的方式。大学生不妨一边表现得似乎与美国不共戴天，一边拼命啃英语，渴望早日拿到赴美的签证；官员们不妨一边对美国的“霸权”表现得切齿痛恨，一边争相把子女往美国送。至于一些反美仇美的学者，其行状就更耐人寻味了。他们或者长期生活在美国，或者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一边尽情地享受美式生活方式，并且尽可能多地捞取美元，一边则不遗余力地对美国进行着批判、声讨。朱自清以“不食嗟来之食”的方式捍卫“民族尊严”，今天的这些反美仇美者不知是否会视为“土老冒”；朱自清若地下有知，目睹今天这些反美仇美者的行状，也不知作何感想。
近人吴辏钌桃拔粞粑尴藓茫皇墙苹琛钡氖涓奈暗梦粞粑尴藓茫涡脬扳杲苹琛薄Ｔ荚�1947年，朱自清将这二句诗录出，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年近半百就有昔阳黄昏之感，似乎有些过早。如果考虑到一年以后就贫病而死，又不能不感叹朱自清的“昔阳”和“黄昏”过于短暂，不能不为朱自清“晚景”的凄凉心生哀戚。所以，我觉得压在朱自清书桌上的二句诗，改为“哪得昔阳无限好，应须惆怅近黄昏”，才符合实际。
不领“救济粮”的国内外背景
要明白朱自清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先清楚两件事：一是美国为何给中国“救济粮”，二是朱自清们为何“宁可饿死”也不领。
抗战结束后，天真的人们所希冀的和平并没有到来，国共之间的内战几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国统区”的经济也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在大城市，尤其是华北的大城市，人们的生存都面临严峻威胁。韦君宜先生在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对此时的情形有如此解说：“仗要坚决地打下去！战争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猛烈进行。还谈什么和平，想什么还乡！国民党统治区有些书呆子，原指望着打垮了日本就可以大大地喘口气，从此中国就是战胜国了。还写文章登报说是‘四强之一’哩。哪晓得是这样，大城市被周围小城市和农村包围，物价飞涨，生活都生活不下去”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于1948年4月2日通过了《援华法案》（一般称为《1948年援华法案》），主要内容是：美国核准拨款四亿六千三百万美元，其中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为对华经济援助，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为特别补助，由国民政府斟酌使用，期限为一年；美国希望对华援助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当局的合作，但“不得解释为美国对于中华民国的政策、行为或承诺，或对于中国国内任何时间所存在的状况，承担任何已经明示或默认的责任” 。这话说得很拗口，直白地说，就是美国对华援助不得理解为用于政治和军事目的。“法案”决定，在上述拨款尚未实现之前，由国会授权并责成复兴金融公司暂行垫支不超过五千万美元的款项，由总统决定实施方式及数额，以解中国的燃眉之急。该“法案”还规定，中美两国应行签订有关“协定”，保证“法案”的实施。于是，1948年7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中美经济援助协定》，主要内容为：美国依照1948年援华法案，并鉴于国民政府正推行稳定经济的政策，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美方供应物在华出售价，由双方商定；等等。（1）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美国的“洋面粉”一类救济物来到中国，也才有了朱自清们以拒领这类救济物的方式向美国“示威”。
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2）
朱自清们是在“反美扶日”的名义下声明拒领美国“救济粮”的。所谓“反美扶日”，是指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换句话说，是反对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运动，于1948年春先在上海兴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汉、昆明等城市。运动的主要方式是游行示威，参加者主要是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正是在这种“反美扶日”的热潮中，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了字。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在介绍这场“反美扶日”运动时，往往强调中国共产党对运动的发动和领导作用。而其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马歇尔报告中国的反美情绪和运动时，却认为其中有着更复杂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司徒雷登写道：反美情绪广泛扩展，具体表现为对我们扶持日本所举行的抗议解释这种现象相当为难，认为它完全出于共产党或苏联的挑动那就太过于简单化了。打入教职员和学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传和组织，自然有助于制造这些运动。但这么多人卷进去而其中包括许多平时亲美的人们，这说明运动本身有其使人易于接受的原因。这或者主要是由于自前世纪末就产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们无法想象其条件反射和深度。由于对我们在日本的行动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国官方来源的报导；由于对德瑞波和类似报告的公布而产生的误解和错误推论；由于讽刺说我们为了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惜牺牲中国；自然地，以及由于有意的持续不断的恶毒的宣传，反美情绪就更加扩大化了。另一个真实的原因是人们对现政府的普遍的不满而美国却同这个政府的存在和缺点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却是想得通的联系。学生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敏感，他们极度失望了而又没有出路发泄他们的爱国热情。在现在使人沮丧的状况下，煽动反对美国扶持旧日仇敌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这种心理和共产党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还有自私和缺乏远见的工商界人士，他们想避免日本的竞争。举例来说，利润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纺织工业，他们想把持上海和东南亚的市场。因此极左分子和愚蠢的资产阶级利益奇怪地结合起来反对我们在日本的做法。我们无法使这些做法（指美国扶持日本的做法——译者）一点也不产生合情合理的误解。（2）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及中国的反美情绪时，又说：“我们的支援及其目的被严重歪曲误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来证明我们的帝国主义意图，说我们准备用日本和中国将来进行对俄作战。对他们说日本重新武装对中国至多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假设的恐惧，而已经丧失外蒙和即将丧失内蒙和东北（满州）则是目前即时的危险，他们似乎完全听不进去。对他们叙述俄国人在上述地区的行为，他们听来半信半疑，或者简直无动于衷。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变态心理，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心理，因为学生们今日所想的标志着整个国家将来的想法。”（3）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观察中国，但作为驻外大使，在向国内写报告时，也一定不会刻意歪曲事实，一定会写出他眼里最真实的东西。司徒雷登强调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复杂原因，这应该是相当可信的。他说的有些事情，已被时间所证实。例如，他说对于那时的中国，真正的威胁是苏联而不是日本。如果考虑到数年后中苏之间即处于尖锐敌对状态、中国长期把“苏修”作为头号假想敌，就不能说司徒雷登当年的论断毫无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说中国当时的反美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误解。如果考虑到美国最终是以民主化为目标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说，当时“反美扶日”运动的参加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确实不无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当然，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有过某种程度的反复。1948年的时候，美国对日经济策略的某种调整，确实容易让在此问题上十分敏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在庇护日本财阀和法西斯势力，因而也确实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说中国人对美国产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误解”。司徒雷登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强调了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还是长期亲美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反对美国。朱自清应该属于这一类。说朱自清是长期亲美者，固然不妥；但说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应该没有问题。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反对美国的一切；然而，当朱自清始而不领美国“救济粮”继而贫病而死后，就被阐释成一个全面的反美者。——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叹。
饿着肚子扭秧歌本来，“反美扶日”与领美国的“救济粮”，二者不必有什么关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边吃着美国的面粉，一边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议。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抗议，是吴晗等民盟人士的别出心裁。
抗战结束后，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为激进和左倾了。实际上，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并在财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饭，给民盟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并把一台美制收音机送给民盟。活动经费对于转入地下的民盟当然很必要，而收音机则用于日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斗争。（4）吴晗是民盟的活跃分子。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自然是他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热情和左倾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朱自清的不领美国救济粮（3）
吴晗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5）一文，对此事做了回忆和阐释。吴晗先说明了“救济粮”出现的背景：“所谓‘救济粮’是这么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间，那时候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像大江东下一样，时时刻刻在贬值，买一包纸烟要几万块钱。教授的薪水在涨，但法币贬值得更快，物价涨得更快，原来生活比较优越的教授们，这时候，也和广大人民一样，活不下去了。特别是家口众多的人，生活更为困难。”这样，就需要政府实施某种特别的救济。对此，吴晗解释道：“国民党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也对这种情况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个手法，发了一种配购证，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美援的面粉’。”这“美援的面粉”，当然是美国《1948年援华法案》和《中美经济援助协定》的产物。根据“协定”，美国援华物资，价格应双方商定，中国不能自定价格。美国之所以要对援华物资在中国的出售价进行干预，无疑是担心中国政府将售价定得太高，从而达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这“美援的面粉”之所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实在不是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做主的。既然价格低廉，当然就不可能人人可买。而吴晗把给高等学校的教师发放“配购证”称为“耍了一个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设想1960年时的吴晗，能对此给出别的解释。国民党政府对高等学校教师进行这种特别救济，对当时的吴晗们开展工作无疑是不利的。吴晗说：“也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政府积极扶助日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发出诬蔑和侮辱的叫嚣。”“一面是廉价收买，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国人民。我们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抗议美国政府的侮辱，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时代终于为吴晗们提供了对美国援助进行“消解”的“理由”。吴晗们起草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