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 第6部分

但币原仍然不提具体人选，敷衍说：“还是请最高总司令定夺，我拥护。”

麦克阿瑟说：“我又不是日本的天皇，也不是首相，怎么由我定夺呢？”

“那就请阁下听听天皇陛下的意见。”币原说。

“我问过他，他却要我听听你的意见呢！”麦克阿瑟说，“你们硬要迫我当日本的太上皇是不是？哈哈！”他用哈哈大笑掩饰一切。

“阁下不是太上皇。”币原说，“阁下洞察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洞悉以美国为首的诸同盟国的政治动态，更洞彻日本政界人物的政治倾向和才干；由最高总司令提出三位大臣的人选，一定是因人制宜，更有利于日本的稳定和发展，也更有利于日本政府与最高总司令部赤诚合作。”

“那我就提三个人选。”麦克阿瑟很有滋味地吸了口吕宋烟，“吉田茂先生可以继任外务相，米内光政先生可以继任海军相，陆军相也由下村定先生继任。行不行？首相阁下。”

币原说：“最高总司令阁下用人得当，简直是慧眼识珠。”

“不！阁下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麦克阿瑟说，“不能人云亦云，你要讲真话，把自己对这三个人的真实看法说出来。”

币原沉思片刻，说道：“感谢阁下对我的信任，那我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说出来，供最高总司令阁下参考。对这三个人选，一些国家的驻日军事代表团，如苏联、英国、菲律宾，特别是中国代表团会提出反对意见的。”

麦克阿瑟说：“请阁下说具体些。”

币原说：“按照上述国家的观点，这三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死敌呢！”

“请一个个说。”

币原先介绍吉田茂的情况，他说吉田曾在中国工作多年，曾积极参与田中义一内阁侵华政策的制订。一九二八年，他出任外务省次官不久，协助田中义一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并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直接参与侵袭中国山东的指挥，故中国报纸载文说他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间谍和军师。”

“那么，米内光政呢？”麦克阿瑟问。

币原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米内任侵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多次侵犯中国沿海地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任林铣十郎内阁、近卫文麿第一、二任内阁海军相。一九四○年任首相期间，不仅是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是侵犯苏联的一九三八年的张鼓峰事件、一九三九年的诺门坎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陈述到这里，说道：“听说上个月，中国和苏联代表来东京出席日本投降仪式时，曾就吉田出任日本战后第一届内阁外务相，米内出任海军相，下村出任陆军相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过抗议，不知是否有这回事？”

“有这么回事。”麦克阿瑟说，“你再说说下村定。”

币原说：“下村定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率军队进驻中国华北地区，先后任第一一五师团长、第十二军军长和驻华北日军总司令直到日本投降，他在华北的三年多时间，正是日华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他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可想而知。”

麦克阿瑟陷入沉思。

币原又说：“一些国家一定会认为这三个人是战犯。”

“哪有那么多的战犯！”麦克阿瑟说，“请币原先生转告裕仁天皇，分别任命这三个人为外务相、海军相和陆军相。如果有人反对，一切由我负责！”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八点，吉田、米内、下村的委任状，抄送给各驻日军事代表团。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国代表团看了委任状，若无其事地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法国、英国和印度代表团感到不可思议，但也不置可否；中国、苏联和菲律宾代表团始而大吃一惊，继而无比愤慨。

商震端坐在代表团团长办公室那张皮垫转椅上。与其说是满腔愤慨，不如说是被无情的痛苦折磨着。由于国家的不强盛，从鸦片战争以来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祖国累遭帝国主义者侵略和欺凌，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他与四亿五千万同胞一样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然而，现在，中国仍然被人瞧不起！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绪，又像沉重的阴云笼罩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将那纸连看过三遍的委任状沉沉地放在办公桌上，缓缓站起开始发福的身躯，拖着像灌满了铅似的两条腿，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肃然站立在悬挂在墙壁上的那幅秋海棠叶子似的中国地图面前。他感到它是那样神圣，心中涌起一股远离故乡而强烈思念母亲的激情。

这股激情，如同地底下的熔岩，随时会喷出炽热的岩浆来！他决不允许祖国的尊严受到挫伤。谁歧视和鄙视他的祖国，他就与谁斗到底！

他拿起委任状走到门口，对在外面房间办公的秘书史兴楚说：“小史！你把这纸委任状送给喻参谋长看看，然后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阅，一个小时之后在会议室开会研究对策。看来，这是一场力量的拼搏！”

小史并不小了。他二十二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之后，在商震手下工作十四年了。但他在五十四岁的商震面前还是小字辈。史兴楚感到他的后一句话很有分量，沉沉地点点头。是的，一场力量的拼搏不可避免了！

人类社会不外乎由三种力量支撑着，即暴力、财富和知识。这三种力量的层次，暴力属于低级，财富属于中级，知识属于高级。暴力的施展，财富的聚敛，都得依靠有着神奇力量的知识。日本疯狂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靠的是第一种力量；许多国家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靠的是第二种力量；全世界人民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从根本意义上讲，靠的是第三种力量，麦克阿瑟之所以目空一切，只因为手中有四十六万军队，只因为美国比较富裕，拥有前两种力量。而商震他们，驻军只有一个师，中国又比较贫困，但他们有着由执著维护祖国尊严而产生的左右逢源的智慧；拥有知识，就能够创造一切和战胜一切。

喻哲行与商震是保定同乡，二十一岁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先给商震当文学秘书，一年后改任副官。因与商震心心相印，五年后陡然让他当了师长。快四十岁的人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脾性。他看了那纸委任状，禁不往“咚！”地一拳头击在办公桌上，随即吐出四个字：“欺人太甚！”他的感觉如同自己脸颊上被人狠狠打了几记耳光。他牙关咬得很紧，真想咬碎点什么！他仿佛是为了驱赶眼前的伤感似的，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捏灭了正燃烧着的半截香烟，他从眼前的这纸委任状，联想起两年前自己由商震手下的一名三十七岁的军长，接受集团军总司令委任状的情景；从那时起，他就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劲。他知道自己之所以想起这件事，是受一种冲动的支配，要在军事代表团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以特殊的手腕辅佐商震搏斗一番。

他这么想着，起身走出他的办公室，将那纸委任状退还给史兴楚，然后去见商震。

一个小时之后。代表团的近四十名工作人员，围着一张铺着大蓝色桌布的条形长桌，就坐在东西各两排座位上。

会议室北面墙壁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半身画像，画像下方挂着一幅中堂，上面是由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的，孙中山临终时断断续续说出来的一句话：“和平奋斗救中国”！悬挂在南面墙壁上的是一幅中国地图。

商震说：“如果我们不对日本政府新任命的外务、海军、陆军三个大臣进行坚决的抵制，就有愧于长眠于九泉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有愧于伟大的祖国和祖国人民！我们要设法把这三个人从日本内阁大臣的宝座上拉下来，给日本政府以震慑，让他们的头脑清醒清醒，不能无视中国代表团的存在。出于同一个道理，也是让麦克阿瑟的头脑清醒清醒；谁都知道他是日本的太上皇，币原出任总理大臣是经过他首肯的，这三个大臣的任命还能不请示他！”

他的话像调节光束焦点的聚光灯，把同仁们头绪纷坛的思想集中到了一点。

商震接着说：“上月，在密苏里号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前夕，我国的徐永昌将军和苏联的迪利比扬格将军，曾就吉田、米内和下村在日本内阁任职一事，向当时的东久迩宫首相提出口头抗议，他表示向天皇和麦克阿瑟反映。现在，居然还让这三个人在内阁继任原职，我们能做软骨虫吗！”他望了望坐在他左边的喻哲行，“我们该怎么办？请喻参谋长发表意见。”

喻哲行说：“下面，我负责传达商司令长官的意见。”

商震插言说：“我已说过，司令长官已是过时的官衔，如同过眼云烟，请大家都称我商先生。”

“我老是改不了口。我向商先生学习，以后也请诸位称我喻先生。”喻哲行笑笑，“好，我传达商先生的意见。第一，请诸位集中时间和精力，力争在今天晚上，把这三个人在中国的犯罪证据查阅清楚，并整理出书面材料来；第二，按照国父遗嘱中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也就是联合其他驻日代表团，特别是苏联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斗。”

商震的助手之一王锡钧说：“报告商先生和喻先生！档案室的几个同志从抵达东京的当天晚上开始，夜以继日地将从国内带来的五大捆日本侵华罪证史料大致阅读了一遍，已将史料编了号，并以每个犯罪人为单位写了卡片。因此，只需两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三个人的犯罪事实写出书面材料来。”

商震很高兴：“很好！感谢档案室同志的通力合作。你们辛苦了！”

喻哲行接着说：“由于诸位所知道的原因，我们与麦克阿瑟的斗争只能暗斗。这次斗争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半明半暗。这是中国代表团进驻日本之后的首场决战，只能获胜。否则，麦克阿瑟他们就不会把我们看在眼里，以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就无真理可言，无正义可言！”

上午九点五十分，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参谋长谢列诺维奇，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参谋长托尼斯，领着各自的汉语翻译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商震和喻哲行知道，菲律宾虽然规定泰加洛语为国语，但政府文告和主要报刊却使用英语，因此，他们领着俄语翻译苏文源和英语翻译施崇民，在会客室接待四位将军。

商震已知道对方的来意，故直截了当地说：“我和喻将军计划先去拜会迪利比扬格、谢列诺维奇两将军，然后上四楼拜会阿基诺、托尼斯两将军，正准备行动，四位将军却来了！面对日本政府委任的三个大臣，你们一定带来了好对策。”

托尼斯说：“我们不请自到，说明我们三个代表团之间的心心相印！”

阿基诺接过托尼斯的话头说：“也是同心同德。尽管日本政府和麦克阿瑟将军这样做，是有意与苏联和中国作对，但菲律宾被日本侵占达三年之久，也深受其害，所以，我们坚决站在苏联和中国一边。”

商震很激动：“谢谢菲律宾代表团的支持！”

迪利比扬格说：“至于说到好对策，中国代表团一定考虑得很成熟了，请中国朋友说说。”

于是，喻哲行将查阅和整理吉田茂、米内光政和下村定在中国的犯罪事实，以及联合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斗争的设想说了一遍。

“好啊！我们三个代表团想到一起来了，这叫做‘英雄所见略同’。”谢列诺维奇说，“日本侵犯我国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米内是决策者之一。有关这方面的罪证，我们负责提供。”

迪利比扬格建议将这三个人的罪证材料打印若干份，分送各代表团，相信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他接着说：“罪证材料后面怎么落款？”

商震说：“我们想好了，署上‘中国原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提供’。”

阿基诺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写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提供’？”

迪利比扬格说：“他们有为难之处。”

“哦，噢！”阿基诺似懂非懂地望着商震。

迪利比扬格考虑到米内的罪证材料上有张鼓峰、诺门坎事件，有关他的那份材料上落款可加上“苏联驻日军事代表团”字样。他接着问：“三份材料送不送给麦克阿瑟将军？”

“应该送，让他知道他支持的是些什么人。”商震说，“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书，也应该送给他一份。”

“中国代表团是否在抗议书上署名？”谢列诺维奇问。

“署名。”商震说，“因为斗争矛头不是直接对着麦克阿瑟将军的，我们可以署名。”

“好吧！我们来表演一场指桑骂槐戏。”托尼斯轻松地一笑。

这时，王锡钧送来了吉田、米内、下村的罪证材料。

“中国朋友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令人钦佩！”谢列诺维奇回头对彼尼斯基说，“你回代表团督促一下，要档案室快点把张鼓峰、诺门坎事件的材料提供出来。”

商震将材料浏览一遍，然后要苏文源用俄语、施崇民用英语念一遍。

有关吉田茂的罪证有四条，前三条是他任安东、济南领事和任天津、沈阳总领事期间，他写给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的十二封信的摘录。他在这些信中说，中国东北、华北都是膏腴之地，盛产小麦、棉花、羊毛，并有丰富的煤、铁、盐等资源，这些都是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掠夺这些物资的手段是：第一步，日本先以与中国合资开矿、办工厂、办学校、办洋行、办银行等方式，让日本人进入这两个地区；第二步，以保卫日侨为由，再派军队进入；第三步，在适当时候，进行武装侵占。田中义一和他以后的内阁，完全采纳了吉田的意见。第四条，揭露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吉田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与时任日军步兵联队长的冈村宁茨等人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六百余人，国民党政府派蔡公时为特派交涉员，带领十六名外交官与驻济南日军司令部交涉停战事宜，吉田和冈村等人竟然将蔡公时的两只耳朵割掉，然后将他们全部处死。

“他们公然违反不杀使者的国际准则，如此野蛮和残酷，实在令人发指！”迪利比扬格说。

阿基诺说：“吉田茂是地地道道的刽子手！”

这时，彼尼斯基送来了两份材料，迪利比扬格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