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他文学的成分，形成了新型的辞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发生过许多变化，如有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及重铺陈的特征，大体也是贯穿始终。汉代辞赋中的还有一些特殊分支，如“七”体、答难、诙谐嘲戏文等，也常被当作单独的文体看待。因为它们在写作上具有不同于一般辞赋的要求。
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连珠、赞、箴、铭、碑铭、吊文、哀辞、诔等，在后代大都仍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过大量的作品。
对汉代以政论为主的实用性散文，考虑到早期文学的特殊情况和它对后代文学发展的广泛影响，我们仍将它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来介绍。由于汉代文人将在辞赋中磨炼成的修辞技巧运用于散文，推进了散文的修辞化，到东汉后期，已经出现骈偶相当工整的文章。及至魏晋，正式发展为骈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精致的美文形式，从魏晋到唐代风靡了数百年。后来虽说遭到唐宋古文运动的打击，但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终究是不可否认的。
近人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指出了汉代文学这方面的成就。应该注意到，文体的发展，本身也是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内涵。
第一章 西汉前期至中期的诗赋与散文
在文学演进的意义上，我们把自汉高祖元年（前２０６）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前１４１）六、七十年，划为西汉前期；把自汉武帝建元元年（前１４０）至汉宣帝黄龙元年（前４９）九十年，划为西汉中期。这两个时期的以诗赋及散文为中心的文学，既密切连贯，又各具特点。
大致说来，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生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而分封于南方的诸侯又多爱楚辞，所以原来楚国的文学样式——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分封了不少诸侯王国，战国游士之风仍有存在的条件，因而继续产生着纵横风格的散文。——以上可以说是继承旧传统的方面。但是，中央集权的局面和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毕竟已经形成，战国时期多元化的区域文学，也在全国范围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孕育着统一的文学样式。这样，在楚辞的母胎里开始孕育了汉赋，在楚歌的母胎里开始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在战国纵横家风格的散文继续产生的同时，具有恢宏气度的论述天下政事之得失的汉代政论散文也在兴起。而且，诸侯王宫廷中的游士，渐渐转化为宫廷文人。——以上可以说是开创新生面的方面。
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前期仅流行于南方诸侯国的辞赋，由于武帝的提倡而进入中央朝廷，继而流播全国，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这时作赋的人数显著增多，并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散文方面，出现了《史记》这样的宏伟巨著。同时，在单篇文章中，由于辞赋的影响而导致散文的修辞化，又由于政治的影响而导致散文的经术化。诗歌方面，沿着前朝诗歌所走的道路继续前进，除了五言诗，七言诗也开始萌芽。同时，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其重要性。在中央宫廷中，完全不同于战国游士的、纯粹以文学为业的文人群开始出现。由于西汉中期实现了彻底的中央集权制与思想统一，国力又蒸蒸日上，所以这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宏伟的气势和巨大的美感。但同时，战国以来士人的思想自由和政治上进行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彻底消失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们一面为强大帝国而感到兴奋，一面又深深感受到受压抑的悲哀。散文的经术化，也已经显示了经学对文学的强有力抑制，预示了一个低谷时期将要到来。
第一节 楚歌的流行与早期的五、七言诗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随着楚人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用楚地方言歌唱、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借着古老经典的身份，为士人所普遍诵习，但那种四言诗体的写作不见兴旺，今传只有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模拟之作。而楚歌则由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以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时代的心声。
汉代最早的楚歌，可以追溯到项羽的《垓下歌》——虽然他是汉王朝的失败的对手。那是在汉五年（前２０２），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支歌和“霸王别姬”的故事，常被作一种爱情意义上的解释，但这是不充分的。在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时代，一个权势人物遭受失败的最明确最严酷的标志，是他的女人将作为财产为胜利者所占有并重新分配。倘若虞姬不自杀，那就是她的未来。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虞姬这个活生生的人物，以最刺激感情的方式，显示着他在短短几年内登上成功的绝顶而主宰天下，复又坠落失败的深渊而不能保护一个心爱的女人，如此急剧的变迁。他愈是对个人的能力保持骄傲和自信，就愈是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力。这种关于个人的自主欲望与外界控制力量——所谓“命运”——相互冲突的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与《垓下歌》相呼应的，是刘邦的《大风歌》。虽然，刘邦是战胜了项羽的成功的英雄，他的《大风歌》却贯穿着相似的关于命运无常的感慨：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借着秦末农民战争的大风暴登上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社会底层出身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人生之路的方向与项羽相反，境遇的剧变却是相同。支配这种剧变的命运力量同样是刘邦所难以理解的；并且，他也无法预料他所打下的江山未来命运究竟如何。
从秦末大动乱到汉王朝建立，中国历史经历了剧烈的变迁；这历史的变迁又造成历史人物同样剧烈的人生变迁。由此而产生的失败英雄项羽的《垓下歌》和成功英雄刘邦的《大风歌》，表现出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处境的新的思考。虽然他们的思考只是以困惑和感慨为主，却预示了文学的主题将会有深入的发展。
从西汉前期到中期，还有许多上层人物创作的楚歌为史籍所记载。而且，尽管作品的背景和内容互异，在感叹人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这一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如武帝时远嫁乌孙王的公主刘细君的思乡之歌，被迫投降匈奴而全家被杀、欲归无路的李陵的别苏武歌，宣帝时因觊觎帝位而被杀的广陵王刘胥的临终歌①，等等。并且，这种意识还扩大到其他体式，例如汉武帝刘彻著名的《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本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这是一首优美的作品。篇中描写了典型的秋色，抒发了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感伤。虽然，武帝坐稳了江山，他的感慨与生活于历史剧变中的项羽、刘邦不同，但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至高无上、功业煊赫的专制君主，在沉湎于神仙方术的同时，他深知自己难以逃脱老与死的威胁，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人不能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
在楚歌盛行的同时，新的诗歌形式也在萌芽。
五言诗方面，如果要说零散的五言诗句，早在《诗经》中就有了，楚辞中，若去掉语气词“兮”字，更为普遍。但到了汉代才有非常接近五言诗形式的作品。最早的当数汉高祖姬戚夫人《春歌》②：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
①这些作品在史书中均只载歌辞，不题篇目。
②相传为虞姬和项羽的一首歌，是完整的五言四句，但其真伪尚有争议。
这首诗也是楚歌。但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没有用楚辞和楚歌特征强烈的“兮”字，而且除了开头两句，都是五言诗句。以后，在武帝时代，又有李延年的《佳人歌》，除一句外，通篇都是五言：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如果联系乐府民歌来看，五言诗在汉代的进展就更为清楚。一般认为系武帝时代采录的“吴楚汝南歌诗”之一的《江南》，便已经是完整的五言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不过，五言诗在西汉始终没有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要到东汉才逐步兴盛起来。但并不是说西汉时写出完整的五言诗尚存在何种技术上的困难，只是人们还没有充分发掘出这一诗体的优越之处，因而也就没有形成写作的风气。
七言诗形成的过程同样很长。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汉代以前已经很多见。《荀子》中篇幅相当长的杂言体的《成相辞》，就是以这种七言句为主的。其格式大体如：
“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近年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好几首类似的歌辞，可见这种歌谣体曾经很流行。楚辞中《橘颂》那一类四言形式，与《诗经》不同，如将两句连续，去掉句尾的“兮”字，也就成为上四下三的七言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受命不迁生南国，深固难徙更壹志。……”可以说，在先秦文学中已经存在形成七言诗体的必要条件。
从现存资料来看，七言诗在西汉前期似并无发展，至西汉中期方显示明显的进步。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句。尤其《景星》，前半部分完全是四言，后半部分十二句，完全是七言：
……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籥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像这样集中连用大量七言句式的诗，在过去是没有的。另外，《汉书·东方朔传》说东方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意思说他作有八言诗七言诗各上下篇；《文选·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有“七言琴歌二首”。由此可见，武帝时代已经存在“七言诗”这样的概念。不过据残存的东方朔七言诗句来看，这种“七言诗”仍可以带有语气词“兮”字。还有，相传为武帝君臣联句写作的《柏梁台诗》，是完整的七言诗。虽然不少研究者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以当时诗歌写作的情况来看，它的存在不是不可能的。不过，七言诗的优越之处得到充分发掘，从而成为流行的诗体，还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在西汉中期初步形成的五言诗和接近于形成的七言诗，当时虽然还只是楚歌的附庸，但在后来的文学史上，它们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所以值得给予注意。
第二节 辞赋的兴盛
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不但是楚地的歌谣，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创制的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诸侯王的爱好和提倡下复兴起来，并通过南方文人之手，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全国范围。
在楚辞的影响下，汉代文人从事着新的创作。这里既有模拟楚辞传统风格和体式的，也有从楚辞中脱胎而出成长起来的新文体。对于楚辞和汉代新兴的辞赋，当时人都通称为“赋”或“辞赋”，并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但这两者终究有性质上的不同，所以后人还是注意到必要的分辨。从根本上说，楚辞（或称“骚体”）虽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旧是一种感情热烈的抒情诗。而典型的汉赋，已经演变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以夸张铺陈为特征、以状物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体。这种辞赋，成为汉代文学（尤其是文人文学）的正宗和主流。
西汉前期，在传统的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方面取得较高成就的是贾谊。贾谊（前２０１—前１６９），洛阳（今属河南）人。
年仅二十二岁，便受到汉文帝赏识，任太中大夫，参与国家事务，为朝廷中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性格尖锐，敢于说话，好论天下大事，引起朝中元老的不满，被贬谪到楚地任长沙王太傅，因此写下了他的两篇主要赋作：《吊屈原赋》和《鹏鸟赋》。
《吊屈原赋》是贾谊赴长沙途经湘水，感念屈原生平而作，名为吊屈原，实是自吊。其中说：“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辍鬃鹣再猓髭牡弥尽！薄氨搜俺Ｖ垆沦猓袢萃讨壑悖缓峤@鲸兮，固将制于蝼蚁。”都是用了屈原式的语言，来抒发自己受排挤遭打击的愤慨。此赋前半多用四言句，后半多用楚辞式的长句，可见他在学习楚辞的同时又能有所变化。
《鹏鸟赋》作于贾谊谪居长沙时。某日有一只鹏鸟（猫头鹰）飞入贾谊室内，在当时的迷信中，这意味着“主人将去”，大不吉祥。贾谊正处于失意的境地，因此更想到世事无常、人生短促可哀，便作此赋自我宽慰。赋中以万物变化不息、吉凶相倚，不可执著于毁誉得失乃至生死存亡的道家哲学为解脱之方，却在解脱的语言中深藏不可解脱的痛苦。这种表现方法，以此赋为开端，成为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和典型的表现方法之一。
在文体特征上，《鹏鸟赋》可以说是楚辞体与汉赋之间的一种过渡。由于重视说理，直接抒情的成分已经减少；它的文句，除去语气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