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句话他只看到两个意思，一个是改革的残酷性，皇祐之治只能说是改良，而非是改革，真正改革很残酷的。
其次非是一人斗天下，乃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所以这几个月很乱。
总体思路仅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赵顼与高滔滔，加上王安石与司马光，还有妻子崔娴，就这几个。一下子下放两千五百名京官，京官职位严重压缩，甚至郑朗率领着一千五百名京官，就将现在这种繁忙的吏政领手起来，产生紧迫感。让这两千五百名京官与地方官员斗。
利用契股的诱惑，政策的制裁，慈善会的德化，诱惑一批顶级权贵倒戈，让他们率领中小产阶级与顽固不化的那群顶尖权贵斗争。
下面真的很乱。
但不这样，这次改制就不会成功，不仅是改制，将免役法、商税、保甲法等等重新借机改良。
三月快结束，郑朗这才进谏一件事。
恢复祖宗家法的官员铨选制度。
赵匡胤认真分析唐朝败坏的原因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自李林甫起才败坏的。若没有李林甫就没有后面一系的故事。这个论据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开元末年到天宝初年，乃是唐朝国力最强盛的时候，若再有二张姚宋那样的名相，进一步的调济，不放任胡人领几道节度使，掌握所有军政财大权，即便杨贵妃进入内宫得宠，唐朝也未必会崩溃。
于是对宰相分权。
用三司分掉宰相的财权，枢密院与三衙分掉宰相的兵权。
赵匡义仍然觉得不够，先后建立京朝官差遣院（后并审官院），京朝官磨勘院（不久后改称审官院），幕职州县官磨勘院（后称考课院）。审官院负责少卿、监以下考课、磨勘、注授差遣事务，分拟内外任使，设知审官院二人，以侍御名知杂事以上充任，下有若干小吏文书。考课院掌磨勘幕职州县官功过，引对黜陟，由吏部流内铨职掌，但与使部流内铨是分开的两个体制。这两院乃是主管京官与各州县文臣的。
还有一个三班院。
三班院勾当院官无常员，文官自两制以上，武臣自诸司使以上充当。属官有主薄，还有十一名吏人，公别为勾押、勾押官一人，前行二人，后行七人。有三个职责，负责统计使臣名籍，考校磨勘使臣，均使臣任使。再说白一点，就是与枢密院一道选授宋朝武臣，分卸枢密院的任武臣权利。
宰相也有选授官权利，就是那个吏部流内铨，增此三院起因乃是田锡，上奏批评道，“今有司指挥，多以札子取圣旨（将宰相的批注当成圣旨），官员拟注，必须引见敕裁。”
意思是说宰相选授官随随便便一道札子就通过了。这是不对的，应当与吏部内流铨详定后，再交给皇帝批阅，然后交给两制审议后写成正式的敕书，才能防止相权扩张。
但这是不大可能的，全国有多少官员，即便赵匡义时，一年铨选黜陟的官员也有近千人，难道赵匡义一一去看？雍正也办不到。这才出现文武三院，对两府选官权进行掣肘。严重时官员考核，宰相都不敢自作主张。
后来砖家耻笑说宋朝这样做是为了集中皇权，只能让皇帝亲信有选官权，用此来架空宰相。
这是不对的说法。
架空相权是对的，但三院大臣是皇帝亲信，难道宰相不是皇帝亲信，用一个仇人做宰相？架空的何止是宰相，各级官员都进行了严密的架空掣肘，包括皇帝本人，还有一个封还词头。皇帝的旨书两制不同意，都不能称为圣旨，何来的集中皇权？
郑朗对此却是十分赞成。
权利这个东西太可怕了，包括韩琦、文彦博、富弼这些名臣都多少倒在它脚下。到了真宗末年，文武三院功能渐渐失去效果，相权渐渐进一步集中。韩琦时基本三院功能没有了。欧阳修一道未经过两制核议通过的草书，就将三大言臣废去，还谈什么三院掣肘！
最盛的时候言臣只剩下两，何来的两名御史知杂事充任审官院？
史上王安石为了集中权利变法，索性进行不断的改制，最后三院全部归于吏部，归于吏部等于重新归于宰相之手。得到整个选授官权利之后，宰相权利进一步集中。
王安石变法方便了，司马光废法也方便了。宰相比韩琦为相时用人贬官还要更方便，由是大肆报复开始，最后让蔡京专权。
短期来说，一旦恢复三院功能，对郑朗不利，但长期来说，对国家却是一个好事。只要不再破坏，那怕韩琦与蔡京那种强势的主，都会失去一半选授官权利，不能用亲信执掌各个部门，就不能专权言事。
郑朗还委婉地用韩琦之例，向赵顼做了解说。
若两制台谏与三院制度没有破坏，相权小，先帝犯了迷糊，想要濮仪，韩琦只能面临两种结果，一个是附从赵曙，一个是附从官员之议，规劝赵曙。若是前者，这些机制存在，韩琦必被罢相。韩琦为了保住相位不失，在严密的监督掣肘机制下，必会选择第二种结果。
第二种结果还有两个变数，一是赵曙恼羞成怒，罢韩琦为相，顽固的执行濮仪。二是迫于群臣的反对声，选择妥协。前一种结果似乎也不可能，只要韩琦敢于力挽狂澜，濮仪之争前韩琦还有着巨大的威信，想一想，连宋真宗都敢直接推上前线，郭皇后都莫明其妙弄死了，赵曙能否在机制完善的情况下，成功黜罢韩琦？首先在两制哪里就通不过。
先帝不会犯下错误，在史书或多或少地留下不好的记载。至少在宋朝人眼中，赵曙干的这事儿太丧心病狂，赵顼也不能争辨。
先帝名声完美了，韩琦因为正直，百官会附从，官员不会崩裂，韩琦同样也能抽出更加精力治理国家，还会不会发生眼下的黑窟窿与种种严重弊端？当真韩琦是一个纯粹的奸臣？不要说韩琦，就是李林甫在权利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也想治理出一个好国家。
赵顼与高滔滔听得失神。
根本就没有想过的。
为什么高滔滔此刻对郑朗无比相信？不仅仅是对她家族妥协，给了面子，而是这些思虑。说替宋朝开创万世制度那是不可能的，但这是在替宋朝开创三百年以上的良性制度。
不过最后郑朗也提出一个小小的条件，在改制之初不能提出来，必须裁官裁得差不多时，才能提出。不然就会给改制带来一些麻烦，不是宰相非是皇帝亲信，而是有可能三院官员弄不好非是皇帝亲信，不站在皇帝与国家立场，却站在士大夫与权贵立场对改制发难。
第二件事就是中书札子的权利。
赵匡义为帝时，听到有人禀报参知政事寇准以中书札子的名义，擅自指挥下属，立即引起他的警觉。因为赵匡义有切身经历，赵匡胤一度培养赵匡义，同时认为赵普有功，对赵普信任有加，以致于堂帖（中书札子）胜过敕命。事实赵普一度专权几乎与张居正相仿佛，那时赵匡义被赵普压得暗无天日。后来赵普倒戈，协助他登上皇帝又为宰相了，但此时宰相的权利远不及彼时宰相的权利。
赵匡义将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认为寇准又想开一个不好的苗头，迅速黜免副相职位，又下诏道：“自今大事，须降敕命，合用札子，亦当奏裁，方可施行也。”
也就是有什么重大的政策或者例举，必须用敕命，否则百官不需要理会，这个敕命不一定要经过皇上批阅，也就是宰相将命令写好，送入两制官员手中，经两制官员进一步审议，两制官员认为没错，方写诏书。若认为有争议的地方，再交给皇上裁决。若认为是错误的，直接发回去，别想，俺们不通过。
分卸掉宰相的一半裁决权。
就是一些小事情，也要经过两制官员同意，才能向下面下命令。
现在这个制度也渐渐破坏掉，郑朗将它重新拾起，后面一条没有理会，若连小事也要经两制官员裁决，那么要宰相还做什么？况且两制官员常员不超过十人，能忙得过来吗？
两条提出，大家瞠目结舌。
不是反对，损失的只是宰相的权利。宰相们怎么想？曾公亮下面有富弼与郑朗，坐在第一号首相位置上如坐针毡，文彦博让司马光、王安石两笑弄成残废，马上还有唐介来到，又能想什么？赵捠俏匏健８诲霾恢涝趺聪耄闹坪蠼矶啾欢兆叩幕挂灰还榛垢鞲幢闳昧艘恍├ǎ鞲缃袢员裙プ炒蟆：耸羌岫ǖ母母锱桑匀徊换岱炊浴Ｉ劭耗耸谴蚪从偷模粗皇Ｏ侣拦鲂囊饽巡猓删褪锹拦觯抡颇衙帜茏鍪裁矗�
况且不要忘记郑朗与吕家的友谊。吕夷简生前最欣赏的就是郑朗，弟弟还是郑朗的学生。又能说什么？
宰相们不反对，其他人更不会反对。
关健为什么裁官裁得差不多时才说？郑行知，你也有点儿损啊。
大家面面相觑，脸色古怪。
看到诸人的表情，赵顼又忍不住想笑，强行憋着，胀红了脸，大半天后道：“若诸位同意，王珪，你就写诏书吧。”
不管怎么说，治平这几年，经郑朗抽丝剥屑般地分析后，赵顼也感到不整治不行了。
三院机制恢复过来，郑朗也偷了懒，从朝堂到中央经过改制，官员要变动，你们自己儿看着办吧。
但最后郑朗放松。
王安石根据赵祯朝的情况，核定了一万五千几百名官员，可到最后，郑朗手不停地松，京官由王安石的一千六百人松成两千六百余人，地方官吏也松成一万六千五百余人。几乎比王安石核订的数字多了近四千名额。整个官员达到一万九千二百人，也不能再增加了，庞籍时官员一度控制在一万五千几百人，整增加了四千人。
但裁得也狠，整整裁去五千八百名官员，仅此一项，几乎一个盐的专营就省了上来。
其中有一千六百余人乃是老弱病残的，一一劝退，还有八百余人严重残忍贪暴或者昏暗的，这些人直接永不录用。余下三千余名官员，打散了分散到各个书院做先生，或者分配到一些大吏帐下做小吏学习反思。若不愿者，也可以，回家提前养老吧，回家了，也不要指望朝廷再录用了。那一个回去？并且郑朗这段时间几乎一半时间睡在中书，不仅是下面官员层层审核，还要经过他这道终审。非是一万名官员，而是五千几百人，除了老病弱残的那个群体，此次刷下来的可以说个个都有恶迹在身，或者严重地不作为。
还可以再刷几千人，若真认为刷不合格的官员，最少一半都能刷下去。最后郑朗手忍了下去。但也颁发诏书，此次改制不是终极改制，只是想减少争议声做的让步，朝廷仍然冗兵，例如京官这段时间很忙碌，一千五百人就照应过来了，为什么变成两千六百员京官？此乃让步也。
最终朝廷正式的官员不能超过一万八千人。
若各位不努力，以后还会继续刷。
继续让下面官员产生紧迫感，不但最终名额多了，可能还会裁员外，下面还有更庞大的职官眼巴巴地等着候补，铨落下来的官员也眼巴巴地等着上位。竞争感有了，官场再不会象以前那样昏昏沉沉。
实际名额确实放了很多，没办法，这是第一波改革的最后妥协。
妥协的不仅是官员，还有隐田，罚款与契股。
反对声重，一部分京官心灰意冷，俺不做官了。行，既然主动提出来辞呈，一律准退。原因很简单，不是这些人清静，而是不愿意得罪士大夫权贵。他们继续存在，以后还会默视权贵侵袭国家利益，这才是他们内心的动态。
真辞真准，下去的京官害怕了，而且一个个官员陆续不停的裁去，也让他们心中戚戚，大多数人拼了命。实际此次京官保留得最多，下去两千五百名京官，最终回来一千一百人，还有一千一百多人填补了各地空缺。只有两百名官员铨选下来，还多是因为下去鱼肉官吏百姓，或者贪污受贿其他罪名，为他人发觉铨选择下去的，真正因为不作为下去的官员很少很少。
他们一拼命，查得狠，不但将下面几乎所有官员老底子翻出来，罚没出来的款项达到一千六百多万缗之巨，郑朗将这些款项来历一一核查，最后又退还了一千二百多万缗。
但给了警告，下不为例，若有，会加倍重罚。
平息一些权贵豪强的怨气。
各种小吏与衙前黜废得更多，达到十一万人之众，这也要看的，若是壮丁等等，官员需要，有他们，役事会很方便，但地方富户不喜，因为这些衙前越多，所承担的免役钱也越多。至于进入权心核心的小吏，官员们虽离不开他们，未必多喜欢，有的地方小吏强势，能将官员权利生生架空，但权贵们喜欢。有这些小吏，一家族有了话语权，可以利用这个权利为家族谋福利，甚至可以为恶乡里。小吏本身也许不在乎一年那几十缗薪水，但能为其家谋利，能贪污受贿，能中饱私囊，直接间接的灰色收入往往不亚于官员的收入。
此次陆续的裁去了四分之一有余。
不仅是壮丁，还有那种有权的小吏。
不及咸平四年那次大手术，但也是宋朝史上第二大的手术，因为自治平四年发起的改制，因此史称咸平改制。
差役钱原来与国家无关，因为免役法破坏，差役们又要付薪水，也成了治平财政亏空的罪盔祸首之一。但长远来看，免役法恢复过来，与国家财政还没有多大关系，然而各地征收免役钱压力却轻了下来。
查出来的隐田数量更是惊人，虽八十个州，还没有碰那些个权贵很多的大州大府，但这八十州却算得上宋朝隐田最凶的地区。前后查出来六十多万顷隐田，逼迫各大主户自动交动的隐田数量达到八十多万顷。但自己交待的有许多乃是八十州之外主户，有的害怕了，有的想贪图那个善户之名谋得作监的股契，有的乃是八十州之内，被迫自己交待的。
朝廷户册上耕地面积第一次恢复到四百七十万顷。比宋真宗时五百二十万顷还差了很多，莫要忘记了，两广与荆湖南路、江东圩以及农田水利法等带来的新耕地面积最少八十多万顷，若加上百姓自发的垦荒，能接近一百万顷。也就是说，不要核实实际耕地面积，仅与宋真宗时相比，查出那么多隐田，国家耕地面积还无形中减了一百五十万顷。
一面松，按照规订，一旦将隐田查出来，全部交给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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