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篇撰写结论时，于九月二十一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陈为纽约区保钓领导人；姜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会主席”，二人皆台籍；姜夫人且为日裔。）
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征祥是个慢性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氏后来对我慢慢道来，绘影绘声，十分有趣。在我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时，我也曾把它绘影绘声的记录下来。顾氏对我这样干法，虽颇感意外，却人为欣赏，并特函哥大当事人，把我大为夸赞一番。谁知后来这些保守学人，为着节省助理费（其实该省而不省的浪费正不知有多少），把顾公和我所认为最精采的部分，都给“节省”掉了。我个人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顾公竟为之颇感不快。当时我不知也。数十年后，余于哥大所开放之旧档中，始初知此事，亦为之怏怏也。夫复何言？
二十一条交涉，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日本人无可如何，只好自动把条件减轻，以免夜长梦多，引起英、美的阻扰，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喝茶、研究，还价。弄得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乃亲访多礼的陆外长，向陆亲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同时说明日本驻华陆海军，已勒缰以待，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中国政府不能再拖了，终于回文“即行应诺”，便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约九条，换文十一件；另签有关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换文两件。这就是有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四阅用的全部结果了。（条约原件现存台北南港近史所，已对外开放。条约全文复印最近版，见上引，《中外约章汇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页四四○～四四六。）
【二十一条交涉误国辱国平议】
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又何尝接受二十一条呢？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但是这是中央政府在敌国大兵压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弄得臭名四溢，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还要强占我们的钓鱼台，并大力引诱曾经参加过日军的李总统归队。（见姜国镇译著《谈李登辉与“文艺春秋”的访问记》，载《世界周刊》，第七五八期，Sep。 27－Oct。 3，一九九八年纽约版，页十二～十三。在李总统答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伊藤洁的访问中，李总统竟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利用来跟日本要钱的筹码。我断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宝岛上两千一百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近现代史里，李总统和袁大总统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了。）
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的十六年后，日本还是把我们的东北全部强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默许了“满洲国”的存在之后，还不是要在敌人枪尖之下，不断的签其城下之盟，什么《塘沽协定》（一九三三）、《何梅协定》（一九三五）、《秦土协定》（一九三五）？多着呢！二次大战后，中国变成世界四强之一了，中国还不是把外蒙古断送了。这记断送勾当，窃国大盗袁世凯不敢为也；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不敢为也。不顾全国民意，而悍然为之者，革命救国的国共两党也，……国民党签约，共产党举双手赞成，而断送之也。外蒙独立，是两党为着私利，向俄帝行贿而断送之也。贫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华领土，台湾渔民自古以来，便赖以养家活口的渔场，东海之上的那个宝岛钓鱼台，光荣、伟大、正确的国共两党，不是为着私利，又正在加以断送？台湾的李总统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许了吗？为此，我们也断不相信，李氏的心态能代表宝岛之上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笔呢？如何下笔呢？
【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
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袁世凯于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袁说：
「（前略）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画，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见同上，页八二一～八二二）」
袁世凯这番话，痛定思痛，实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某血口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的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做，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结果时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遗臭后世，读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谈谈他的皇帝梦，为何做得那么窝囊。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新泽西州〗
六、记一失足的帝王梦——兼为古德诺教授喊冤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覆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nk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1859－1939），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advisor）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询顾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绍人，顾公微笑不答，但也没有否认，只说袁做皇帝时，他已在华盛顿做驻美公使了，未用过“洪宪”年号呢！
哥大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那时是卡内基基金会的主席。根据哥大所存该基金会的史料，中国政府所想聘请的顾问，要是个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这一点却把我的老友、卫立煌将军的东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诺问题最深入的专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来，要研究制宪，就应向实行宪政最成功的英美学习嘛！为什么向把宪政弄得乱七八糟的法国学习呢？回答这个古怪的问题，所牵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学”，而是实际的“政治斗争”了。
【不学美国，改学法国】
笔者在前章里就曾提过，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嘛！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为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那时实行内阁制最先进的两个国家，就只有英法两国了。但是英国所搞的是“君主立宪”；法国所搞的则是“共和立宪”。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原是戊戌变法时，保皇党康、梁所借用的蓝本，不应再用。则革命党人今日所要学习的就只有个法国式的“共和立宪”了，所以那时中国政府所要聘请的是一位精通法国宪法的专家了。（参见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学术讨论会纪录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讲“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台北国父纪念馆，页一二八。）
再者，那时能向国外聘请宪法专家的权在总统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先采用总统制，后改内阁制的《民元约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间草拟出来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长，后虽升任农林总长，他和法制局，乃至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关系，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孙、袁蜜月期，袁在韬光养晦，蓄势待发，在实际政务上采取的是低姿态，雇一员外国专家的小事，不在他的伤脑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的安排（见同上影印合约原件）。
不幸古顾问应聘还未到职，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这种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则非来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国书呆子古德诺，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诺其人其事】
古德诺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年五十四岁，这时在哥大教书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内，目不窥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前书（那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