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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现在虽是龙困浅滩，但毕竟在海上纵横了数十年，中式船、西式船、日式船，什么船没见过。对各种帆船的性能也是了如指掌，而且大大小小海战，巳打了不下百余场，因此对龟甲船的特点、性能、优点、劣势一眼就能看个七七八八。
其实朝鲜虽然是一个半岛国家，但从来就不是海上的传统势力，在十六世纪未、十七世纪初的这段东南亚航海贸易的全盛时期，根本就没有朝鲜的商船参与，这一点连日本都大大不如。郑芝龙当然看不上朝鲜的船。
当年朝鲜水军虽然能在海战中大胜日本，一来是当时日本的水军也实际并不怎么样，二来是因为朝鲜确实出了一位不世的海战天才李舜臣。能去败日本水军，主要还是李舜臣的天才指挥能力，龟甲船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不向传说中的那么大，而且当时的朝鲜水军，其实也就只有十几艘龟甲船。
当然那时的水战技术，也确实有利于发挥龟甲船的优势。而且当时朝鲜也确实是在近海作战。
多尔衮虽然不懂海战，但对现在火炮的威力，还是十分清楚的，虽然一开始被李杜国忽悠得有一些头脑发热，但多尔衮毕竟不是楞头青，不会这么轻易就相信任何人说的话，而郑芝龙所说活，也不无道理，因为龟甲船真正的厉害就是防御力，在现在的火炮威力下，龟甲船的护壁，还能发挥多大的优势，还真不好说，一但护壁的作用大减，那么这种龟甲船其实也就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第214章 龟甲船（下）
见多尔衮又陷入了沉思，李杜国也不禁有些着急，虽然他是朝鲜的全罗道左水军节度使，但朝鲜很早就开始闭关锁国，不与外界来往，因此朝鲜的海洋观念其实出清廷高出不了多少，李杜国的海洋认识，也就仅限于在朝鲜沿海巡视，对世界帆船和海战和发展变化也几乎一无所知，对所谓西洋大海船也只当是一个传说。
但朝鲜好不容易才出了一个军事天材，全国上下对其自然十分推崇，说李舜臣是全民偶像，也不为过，因此李舜臣死后，在朝鲜几乎成为一个半神似的存在，而李舜臣的海战思想，战术、使用的战船，当然也被奉为最权威的精典，根本就无人敢质疑。
李杜国作为李舜臣的重孙，对祖上的辉煌业绩当然也是推崇倍至，而达到一种盲目相信的地步，在朝鲜别说有人敢否定李舜臣，就是有人提一点不同的意见，李杜国都会拔剑和他决斗，而郑芝龙这一席话，难听得说，是把李舜臣贬得一钱不值，李杜国当然不能接受，不过当着多尔衮的面，他还不敢向郑芝龙提出决斗，只好道：“龟甲船的威力，岂是如郑将军所说。而且龟甲船上，同样也可以放置火炮，双方同以火炮对决，但龟甲船的防御力更强一些，自然也更厉害一些。”
郑芝龙把该说的都说了，也懒得和他争一些细枝末节，只是道：“摄政王，海军战船关系重大，还请摄政王三思。”
多尔衮道：“如果不用龟甲船，我们现在能够造出什么船来。”
郑芝龙道：“臣己经想过，我大清缺少造船工匠，应该到南方去聘用，虽然浙江、福建都不可行，但广东亦有不少造船的能工。”
多尔衮心中一动，这到是个好办法，不管怎么说，广东的尚可喜还是和清廷近一些，如果找他帮忙，确实可以从广东调一批造船工匠过来。相信这一点小忙，尚可喜是不会拒绝的。
这时郑芝龙又道：“还有就是红夷毛人善造大船，商家军的海船，多是照红夷毛人的大船仿制，因此唯有请红夷毛人相助造船，方才能与商家军的水军相抗。臣昔日在南方，与红夷毛人素有来往，也可以为大清穿线引桥，与红夷毛人联纟。”
多尔衮还没有说话，李杜国己道：“摄政王，外臣素闻红夷毛族仍是蛮荒犬夷之辈，不通礼议，不闻王教，茹毛饮血，人轮颠倒，而大清仍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又岂能与红夷毛族通好。”
郑芝龙听了，也不仅又好气又好笑，摇了摇头，道：“红夷毛仍是我们的通欲叫法，其国名尼徳兰，仍是泰西诸国中一国，离中国数十万里，彼国体制风俗，虽与中华大为炯异，但亦立国千年，怎能说是蛮荒之辈，你的见识短浅，一叶蔽目，不过是井底之蛙，又岂知天下之大。”
李杜国“哼”了一声，道：“全是一派荒谬之言，天下虽大，但除中华之外，又岂有他国。郑将军故意说其离中国十数万里，不过是让人无法查证罢了。”因为见多尔衮并没有制止自己和郑芝龙争辩，李杜国也不由胆大了一些，言语之间，也带有一些不敬之言。
不过见李杜国这样近乎强辩的否定海外的一切，郑芝龙也觉得没法再和他说下去了，只好看向多尔衮，听他来裁断。
清廷本身就是一个落后民族，在入关之后，虽然以中华正统自居，而且也处处标榜自己是礼仪之邦，最怕就是别人说自己蛮荒夷狄之族，这也是所有暴发户的心态，有了几个钱之后，就想装贵族，玩底蕴，因此对李杜国所说的话，多尔衮在心里也有几分赞同。
但多尔衮毕竟不是腐儒，而且北京还有一些传教士，对红夷毛人到有一些耳闻，当然也知道红夷毛人在一些所谓奇淫技巧方面，确实比中国强。别的不说，就是红衣大炮，就是红夷毛人传入中国的。
其实最初的红夷大炮大部份都是从澳门的葡萄牙人那里买来的，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对欧州并不了解，在最初的时候，曾把欧州人全算作佛朗机人，后来才慢慢分成了佛朗机人、干系腊人、红夷毛人，但俱体谁是谁，其实也没几个分得清楚，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以一带全的事情其实也不少。
因此多尔衮也觉得，如果红夷毛人真能帮自己造船，和他们联系合作，到也不错。因为多尔衮知道，郑芝龙在南方，也经常和红夷毛人通商来往。而且现在商毅似乎更进了一步，不仅和红夷毛人做生意，多尔衮从南京的谍报人员那里也知道，在前不久商毅还纳了一个红夷毛女人为偏妃。
不过多尔衮马上想到，商毅纳了红夷毛女人为偏妃，是不是表示双方有可能达成某种政治协定，也许这就是一门政治婚姻，那么红夷毛人还会帮自己吗？当然按多尔衮现在的见识阅历，也只能理解到这一步了。
郑芝龙也不禁苦笑起来，只好又把佛朗机人、干系腊人、红夷毛人向多尔衮详细的解释了一遍，也算是给多尔衮上了一节国际大势的课。
听郑芝龙说完之后，多尔衮这才对海外多了几分了解，因此想了一想之后，对郑芝龙道：“老郑，这件事情你让我再想想吧。”然后又对李杜国，道：“李将军，我会让人给你们安排地方，这种龟甲船，先造几条出来再说。”
李杜国听了，也总算心情好了一点，毕竟多尔衮还是用了龟甲船，因此也道：“多谢摄政王，等龟曱船造好之后，再请摄政王观看。”
两人退出之后，多尔衮又沉思了一会，认为联系红夷毛人，到是可以试一试，不过不能通过郑芝龙，毕竟现在清廷对郑芝龙可不能完全放心，既然他和红夷毛人的关系交好，那么如果让郑芝龙和红夷毛人搭上关纟，说不定还真会让郑芝龙逃出去。
毕竟商家军的海上突袭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了多尔衮，大海才是最好逃跑的地方，万一让郑芝龙上了船，扬帆出海，清廷还真就拿他没办法了，因此这条龙一定要牢牢的锁在岸上，千万不能让他见水，否则就是龙入大海，再难束缚了。
当然没有郑芝龙，多尔衮同样可以和红夷毛人搭上线，因为北京还有传教士在。
罗马天主教会将中国分舵分成了南北两个分舵，分别有汤若望和龙华民出任分舵主，汤若望固然是春光得意，而在北京龙华民却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
为了改变上一任舵主利玛窦交好上层的传教方式，在中国推行龙华民式的改走群众路线，但事实证明，在中国离开了官府，什么事都干不付，结果导致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局面每况愈下。
凊廷入关之后，虽然没有驱逐传教士，但北方的传教事业然没有任何起色，甚致是一年不如一年。而随商毅一起到南方去开创新地区的汤若望等人却重新拾起了利玛窦路线，结果在商毅的支持下，也搞得有声有色，成绩绯然。不仅修廷了杭州圣保罗大教堂，而且还为商毅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也成为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史上重要的一步。比北方可要胜强得多。
而在北京的其他传教士们也都羡慕得只冒酸水，同时也开始反思龙华民路线，认为不走上层路线，只走群众路线，绝对是北方传教事业的一大失败，因此从现在开始，也要重新回到利玛窦路线上来。在众口一辞之下，龙华民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传教路线，只好同时了众人的意见。
于是传教士们也开始积极活动起来，毕竟天主教在北京也己经存在了四五十年，有一段时间还是发展得不错，每个传教士也都有几个非信徒的朋友，其中也有几个明朝的官员，现在也都成了清朝的官员了。正好这时清朝在训练新军，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欧州人制造火器的水平都比中国强，当初汤若望还帮忙明朝监造过红衣大炮，因此也有人想向清廷邀功，于是这群洋和尚，有没有会造火枪火炮的。如果有会的，到是可以像多尔衮推存他们。
但现在留在北京的洋和尚都是走龙华民路线，除了传教之外，对其他的事情所知不多，当然更别说造枪造炮了，不过洋和尚们又不甘心就这么放弃，因此都说自己可以联络荷兰人威葡萄牙人，来帮清廷造炮，并且还可以帮清廷训练军队，同时还信誓旦旦，都说欧州人制造的枪炮，绝对要比商家军强。
当初也确实有葡萄牙士兵帮眀朝铸炮练军，因此也有官员请功心切，于是向多尓衮作了报告。多尔衮正在犹豫不决，又听郑芝龙说荷兰人善于造船，于是才坚定了决心，请荷兰人帮助，不过不用郑芝龙出面，而是由这帮洋和尚来付责。
第215章 大清时报
虽然现在清廷面临看许多的困难，但毕竟也是在一件一件的解决，而且又收了两名朝鲜美女，多尔衮的心情也相当不错，因此这个新年也算过得非常热闹喜庆。
但在新年之后，多尔衮的心情就遭了下来，因为最近几期的《杭州时报》都送到了多尔衮的案头上。
现在看《杭州时报》也成了多尔衮每天的必修功课，一方面可以从报纸上了解南京方面的动向，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一些其他的知识。比如说海外的知识。当然在以前，多尔衮对这些内容只凭兴趣，心情好就看看，心情不好就扔到一边去。但尽管是这样，多尔衮一点有限的海外知识，大部分也都是从《杭州时报》上知道的。
在多尔衮决定找荷兰人帮忙之后，特意翻阅了以前的《杭州时报》将有关于荷兰的内容全都找了出来，其中居然还发现了一个关于荷兰这个国家的介绍。多尔衮这才知道这个国家的真正名字叫尼徳兰七省联合共和国，而且国家竟然没有皇帝，最高首领称为执政，是靠一个什么议会来选举决定。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样，要不是《杭州时报》上登载的许多地方和郑芝龙说的是一致的，多尔衮甚致都认为这是商毅编造出来的一个国家。
不是吗，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皇帝，那还不乱了套吗？蛮夷之国就是蛮夷之国，根本就不知道君臣纲常，想到这里，多尔衮才衷心的感觉到，中华才是礼仪之邦。虽然多尔衮一边看，一边批判荷兰的国家政治制度，但也对这个国家有了相当的了解。因此多尔衮也意识到，报纸还真是个好玩意。
其实不仅仅是多尔衮，就连整个清廷几乎都在看《杭州时报》。有人是了解南方的情况，也有人是通过《杭州时报》才知道清廷发生了那些事情，因为这个时代的消息传播太过毕塞了。现在每一期的《杭州时报》大约有三千多份是发行到清廷的，其中被送到北京的，就超过了二千份。基本都是由到南京统治区经商的商人带回到北方。
不过一份《杭州时报》在南方也就买到五分钱一份，但到了北方，至少翻了二十倍，变成了一百文钱一份，而且还供不应求，一份报纸往往会倒手二三次，最终的价格会炒到一两白银以上。
因为新年，多尔衮己经落下了好几期《杭州时报》，也打算一次性全都看完，但他拿起的第一份就是新牟特刑，上面登载的是《南京宣言》。
看了不到一半，多尔衮的脸色就变了，他当然看得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商毅在向天下发表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假如他统一天下之后的基本国策。
按说公布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不算什么奇特的事情，每一次朝更替时，有希望取代旧朝的势力都会发表类似文告，比如李自成就是用童谣的形势来表示，而清廷入关之后，用的是为明朝报仇的口号，也是一种形式上的政治纲领。但像商毅这么详细发布，到还不多。
多尔衮决不会认为这是商毅吃饱了没事做，才说得这么仔细，由其是头版四句口号的后两句“四民平等，天下为公”多尔衮怎么看，怎么觉得扎眼。
等看到后面，多尔衮就明白了商毅的用意，因为在这份特刊上，还有一份评论文章，将宣言中提出的政治纲领，和满清入关之后，所施行的政策进行了一一的对比，重点火力当然集中在后世总结的清初六大弊政圈地令、剃发令、投充法、逃人法、禁关令、屠城。得出的结论当然十分明了，就是南京政府施行的是仁政，而清廷施行的是暴政，因此号招北方的百姓，在中华军所到之处，全部都行动起来，推翻清廷的统治，投靠南京政府。由其是结尾，写着“凡我中华子女，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南西北，皆有杀虏报国、反正投诚之义务”，也把多尔衮惊出了一身冷汗来。
如果换了是南明朝廷的任何一个，发布这一份宣言和评论，多尔衮都不会再乎，最多不过是一笑了之，因为什么政治纲领、主张都是建立在自身强大的基础上，没有实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