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2013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55％，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1％（而美国的名义GDP1978年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5％，2013年占21％）。根据IMF统计，2007年起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同样按照名义价格计算，基于中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历史轨迹预测未来，最早2025年左右中美经济总量相当。
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中美经济仍然存在巨大差距。2013年中国人均GDP6767美元，美国人均为53152美元，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2。73％。且2013年，美国经济总量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经济总量的总和相当，全球经济格局总体依然是一极的世界。尽管中美间经济实力仍然差距巨大，但其背后隐藏的趋势却是显著的：即一个经济力量上相对崛起的中国和经济力量上相对衰落的美国正在重构世界经济的顶层结构。
中美经济的崛起和守成关系，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更重要的在于主观层面。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和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主导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恰是美国，美国是这一秩序的主要设计者和坚守者。这从主观层面构成了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的最重要特征，即所谓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的挑战国和霸主国。
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就是要避免走过去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必然走向冲突的老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新”，在于它既不同于一战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的关系，也不同于二战后美国和经济崛起国德国、日本之间的博弈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不同经济社会制度的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间的“微妙”关系，除了经济实力的此起彼伏外，还牵扯到价值观、基本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和技巧。
接触与开放政策的相互拥抱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是不冲突的大国关系。结构现实主义很好地分析了国际体系的行为主体间发生冲突的原因。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认为，除了国际体系的规则和结构变化外，在一个缺乏权力中心和相互依存失范的国际体系里面，行为主体最容易发生冲突。借用结构现实主义分析框架，从国际体系的系统规则、系统结构、权力中心、主体间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与对相互依存的规范——中美经济外交的制度建设这四个角度出发观察，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中美间生成。
从体系的系统规则而言，冷战结束前，世界格局和秩序可以概括为两大阵营和三个世界，两大阵营即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三个世界指的是第一世界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其实有两大阵营两种规则，而第三世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由于实力局限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经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圈子，1956年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开始思考跳出苏联模式开创中国特色道路，其间历经曲折。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寻求主动融入西方国际社会，这一“圈子”毋庸讳言是美国主导的。1978年中国做出了这一历史抉择，1979年中美建交，随后中国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并积极争取复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1992年中国终于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01年中国入世，完成融入国际社会一大步。
而美国从里根政府开始对华采取了接触外交，希望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其间这一大方向虽历经波折有过游移，但克林顿政府最终又回到这一政策上来。2006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中国入世过渡期的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作为成员将会起到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公开承认美国领导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性。201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中强调：“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美国已经主导世界经济的体系和规则。中国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这个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至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中国确认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中美已经认可了一个共同的国际体系的规则——经济市场化与自由化和在这一规则下的制度安排：联合国（U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在体系规则面前，中国积极融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积极把中国纳入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
在策略上，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实现了相互拥抱，这构成中美经济外交约40年来的基础。中美此后的制度建设都是在这一系统规则下，对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竞争性补充和完善，诸如：美国主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国际服务贸易协议（TISA），中国主推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丝路基金、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美各自的发展水平和资源能力导致中美在推进区域治理方面的着力点不一样，美国推进的是自由化这一规则的深入发展，类似WTO的区域升级版；中国推动的是发展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类似WB和IMF的区域版。中国方面主动褪去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扎扎实实地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美国方面在TPP条款中虽就产权这一基础经济制度上对国有企业设立了准入限制的门槛，不过，目前中国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跨境双向投资的便利化改革，或许能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障碍。从较长时间而言，中美在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上不会存在重大分歧，但规则上的认同并不意味着没有实际利益分歧。
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
在轨道上运行
从体系的系统结构层面而言，尽管如前所述，美国经济总量是中国、日本、德国经济总量的总和，美国仍然是全球经济权力中心且地位在短期内不可动摇，经济权力中心的地位稳固虽然也能够避免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发生冲突，但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的逐渐减少，带来了权力转移和责任转移，这一过程蕴含在经济相互依存的变化中，通过相互依存的变化来体现。回顾中美经济外交近40年的历史发现，一种新型的大国经济关系一直在生长中。这种生长，通过相互依存的发展和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即对相互依存关系的规范，体现得一览无遗。制度建设确保了中美经济外交在轨道上运行，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相对开放性为权力转移提供了包容性，从而铺就了中美通向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
中美建交前后至今的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78～1988年是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阶段，以中美建交和确立经济利益对于中美俄战略三角的优先重要性、1980年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和签署中美贸易协议等为标志；1989～2000年是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阶段，以中美经济关系“政治脱敏”，人权和最惠国待遇脱钩、1995～1996年中美经贸往来免受台海危机的影响、1999年中美建立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PNTR）等为标志；2001～2007年是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阶段，中美贸易以WTO为底层机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顶层机制、其他双边多边为中层机制，构成了多层次的机制化结构，有效地规划和建设中美经济关系；2008～2012年是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阶段，以美国认定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制的一员并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公开承认美国领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中美在国际经济治理组织中按照组织原则调整IMF、WB份额和投票权，共同治理经济危机，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为标志；2013年至今是中美经济外交善治化阶段，以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建设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完善全球治理为标志，中国先后落实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金砖银行，提出设立丝路基金，有效弥补了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改善了全球治理，呼应了美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促进全球善治的希望。
中美经济外交制度建设的五个阶段，展现了一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长轨迹，虽然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直到近年才提出，这与中国经济发展实力的提高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自中美建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就面临这样的课题。
中国大势：保持开放和市场化的方向
对于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中国内外都有人担心，毕竟任何一种改革都面临各种力量的博弈。从系统规则的红利而言，中国必将进一步主张和推进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国际经济自由化。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士对中国改革将长期保持开放和市场化的方向都应毋庸置疑。 。电子书下载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入世使中国获得了不菲的红利。入世后中国在世界经济比重的份额增速比美国大，以至于美国有人痛心疾首地说，中国获利太多，WTO利益分配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因此大大抬头，舍全球化转而要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安排，比如TPP、TTIP。因此从所获得的利益而言，中国是全球经济自由化更为坚定的推进者。进一步的证据会表明这一点，按照世贸组织所订立的规则，到2016年，美国和欧盟将自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意味着此后中国企业将更加能够自由地驰骋在全球市场，中国人到世界上做贸易的门槛也将更加降低。
所以，国内人士，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美国友好人士，不必过于担忧和疑虑中国的改革方向，开放和市场化是中国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中国的繁荣也将惠及美国。美国提供了全球系统的制度安排，中国也有责任和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区域乃至全球公共产品，推进区域和全球善治。这种制度互补和竞争，更接近国际体系进化的生态系统，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全球善治，我们都要乐见其成，不忌讳责任，不忌讳竞争，竞争是生态进化自然之道。
无论有人如何夸大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紧张，在公众层面，美国人民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2014年公映的《星际穿越》、早前的《2012》都把最后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合作上，这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言是件好事。然而，中美究竟能够建成什么样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有待更多理论和实践探索。
（本文作者为晨哨集团研究员、复旦大学法学博士）
在华神社：台湾地区的侵略神社（二）
作者：陈小法 字数：2571
台湾地区最早的神社——开山神社
清同治十年（1871）十月，一艘琉球王国宫古岛民的进贡船在回那霸的航行途中，因遭遇台风而漂流至台湾南端，结果发生了人为的流血事件。原本这属于清朝与册封国琉球、属地台湾之间的一场纠纷，但早已对琉球王国和台湾虎视眈眈的日本借机蛮横搅局，最后穷兵黩武，悍然出兵台湾，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甲午战争后日本吞下了台湾。1896年，时任台南知事的矶贝静藏向日本台湾总督桂太郎建议，将原来纪念郑成功的“明延平郡王祠”改建为日本式的神社。翌年神社建成，命名为“开山神社”，掩耳盗铃地使母亲为日本人的郑成功变成将日本统治台湾正当化的象征和代言人。
绘制的台湾神宫。
开山神社。
所谓改建，就是原来的祭神、结构几乎不变，只是增建了神社的标志——鸟居而已。但是，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皇民化政策也日益强化，到了1941年，开山神社已经彻底神社化了。1945年台湾光复后，开山神社被恢复为“明延平郡王祠”。
台湾地区最大的神社——台湾神社
1895年10月28日，侵台日军总指挥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因感染痢疾，在台南豪族吴汝祥的家里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之后遗体秘密运回日本，下葬丰岛冈墓地。因为他是第一位在国外战死的皇族，他的死引起了日本国内高度重视。
次年1月16日，以根岸武香为首的40多名贵族院议员提交了“以国费建设台湾神社的建议案”。同年3月25日，北原信纲等两名参议院议员也提交了“建设台湾别格官币社的建议案”。1900年7月14日，时任台湾总督的玉源太郎向内务大臣西乡从道递交了“关于台湾神社社格及社号之仪的禀申”，同年9月18日，西乡从道代表政府发布了内务省告示第81号文件“台湾神社创立御发表”，规定了台湾神社地址、祭神和社格（即神社等级）等要项。实际上，台湾神社的奠基仪式早在1899年2月就已经在台北举行，正式开工是在1900年5月28日，翌年10月20日竣工。为了配合能久亲王的忌日，神社的镇座仪式特意选在10月27日举行，28日定为每年该社的大祭，首任宫司为山口透，社格为官币大社，即皇家出资的神社。
台湾神社原预定建在圆山公园，但因此地规模偏小，最后定在台北县芝兰一堡剑潭山。神社境内建有库房、斋馆、待客馆、拜殿等，占地数千亩。此外，还在前面的基隆川上特别架设了“明治桥”。台湾神社竣工后成为日本占领时期一个标志性建筑，因而备受瞩目，皇族成员也多次赴台进行参拜。
台湾神社的祭神起初为大国魂名、大己贵命、少彦名命以及能久亲王，前三神称为“开拓三神”。显然，能久亲王能享受与开拓三神一样的待遇，说明他在“开拓”日本“新领土”台湾上的“贡献”之大。实际上，在台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