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践行着非常平和的处理方式。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区域外大国纷纷进入该地区并在长达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将自身的意愿强加于亚洲各国。在这一时期，全球贸易格局的整体形势被彻底改变。因此，当前面对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时期重建不涉及大国的和平贸易关系。但这又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众所周知，当今亚洲至少存在三个大国：中国、印度、日本，未来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大国，而这些新兴力量将要完成过去很难实现的资源共享。因此，这对我们思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将走向何方是一项挑战。
为什么在面对海上丝绸之路时会对中国产生疑虑
现在一些国家和民众面对中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些疑虑。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这是中国一系列反对海上自由航行的应对措施之一。这是荒谬可笑的。中国支持海上自由航行，因此“新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驳斥“中国无论如何都怀疑海上航行自由必要性”的论断，中国不断重申支持海上自由航行是完全正确的。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旦脱离了航行自由，当下的中国经济将难以生存或只能另辟蹊径。中国人深知这一点，并且我认为他们将永远会支持航行自由。对于只要有威胁海上自由航行的因素就直接联想到中国的看法，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认为中国可能想回归到18世纪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时期的地位。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也不正确。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不再是亚洲地区惟一的大国，还有许多其他地区性大国、竞争者以及包括全球经济复苏等在内应纳入考虑的影响因素。
第三种认为中国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应对被遏制的可能性。虽然美国否认他们试图遏制中国，但它的许多举动已经被中国理解为是某种遏制了。中美之间缺乏说服对方解决这个问题的互信与能力，这使得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接受它们正在遏制中国的想法，中国也的确始终怀疑自身正受到遏制。
第四种观点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推回”战略。什么是“推回”？世界上只有一个作为霸权国的超级大国，而这个超级大国无论在未来做什么，都希望在包括亚洲的世界各个角落被视作超级大国。而未来无限存在的霸权，却是中国领导人不能接受的。
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提出来，那就是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贸易与经济联系”。最近习近平强调的“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就是他的目标，当然是否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解释尚有待观察。尽管如此，我也认为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惠及世界的”理念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做法，但我想补充的是，当今国际贸易的核心已不再仅仅是商品贸易。
此外，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还是科学、技术、现代知识、现代价值观之路，世界上各类最新的东西都能够被更快速地传送，海上通道在传播这些事物时，与航空和网络一样重要。在彼此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在传播知识经济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当然，如果在“丝绸之路”的故事上产生分歧的话，我们可以把故事的重点放在文化方面，因为文化力量对于任何地区的发展都是必须的软实力。
总之，我认为，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我们仍然需要思考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未来能够做些什么。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他们或许看重的是如何把“丝路”的建设放到“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中全盘考虑和部署。而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海洋通道实现的全球经济、知识的传播，会以知识革命的方式影响我们。这将是对21世纪的一大重要贡献。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本文为作者2014年9月在新加坡举办的中国—新加坡论坛上的发言，题目和小标题为本刊所加。译者为徐赛、范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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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经济外交亮点频现
作者：竺彩华 字数：3102
中国的经济外交，既为中国的发展，更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未来。经过多年实践，中国经济外交在2014年开启了新思路、新视野、新局面。
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可圈可点
早在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就强调，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再次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而合作共赢的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接受度要远高于政治、安全领域，因为经济活动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各国间的合作空间和回旋余地比较大。
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有很多亮点。在周边方向，大力推进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周边国家各层次、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中泰、中蒙铁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积极推进；中韩、中澳自贸区建设完成实质性谈判，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谈判，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签署了商谈10年之久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启了上合组织的扩员进程，等等。在大国方向，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安排等众多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中俄在很多重大合作项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结束长达10年的天然气谈判，签署了《中俄东线供气合同》和《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另外还签署了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进一步拉紧了两国利益融合纽带；中欧合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开创了中国装备尤其是高铁装备与技术进入欧洲大陆的先河。在非洲方向，提出了推动“六大合作工程”（中非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共建“三大交通网络”（非洲高速铁路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和区域航空网络）等重要倡议，中非铁路、矿业、农业大项目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在中东方向，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打造“1＋2＋3”（ 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的合作格局）合作新格局倡议，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热烈反响。在拉美方向，正式创建中国—拉共体论坛，为中拉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搭建了新平台，实现了我国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
以共同发展的理念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2014年，以务实合作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优先部署联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不发达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未来五年，中国还将为周边国家提供两万个互联互通领域的培训名额，帮助周边国家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受困于财政短缺时，中国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基金分别注资100亿美元和410亿美元，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注资500亿美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
除了上述大手笔外，中国在各层次外交中也更加注重发展理念。2014年北京主办的APEC峰会包括的三大议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创新发展，推动经济改革和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无一不紧扣发展问题，不仅如此，中国还出资1000万美元支持APEC组织机制建设。在2014年第 17次“10＋3”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议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并提供1亿元人民币，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并于2015年向东盟欠发达国家提供3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融开放与包容为一体
经济外交必须融开放和包容于一体。世界各国国情不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既为各国开放带来了资源和优势互补的潜在利益，同时也带来了利益融合的高难度，需要各国在开放的同时超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差异，用包容的心态将潜在利益转化为务实合作，最大限度地谋求共同利益。一国的经济外交只有既能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又能使其他国家真正受益，才能算得上成功。当下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等所谓“三期叠加”时期，中国的发展必须统筹规划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同时，中国巨大市场的开放更是对世界充满吸引力，是我外交工作中的重要资源。“一带一路”和亚太梦的提出，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外交的高度开放性和包容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包括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63％），合作不限国别区域，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在北京APEC峰会上，中国提出了构建亚太梦的理念，推出建设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发掘经济增长新动力、勾画出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四点构想。中国在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过程中更是秉持了开放包容的理念。
2014年10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莫斯科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并见证经贸、投资、能源、金融、高科技、人文等领域近40项重要合作文件的签署。
经济外交会对国内的改革形成倒逼机制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要进一步发展则困难重重，即面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仅仅通过国内要素和力量无法解决这一难题，而必须通过与世界的良性互动来加以摆脱：一方面通过贸易投资与这些经济纽带的互动来进行产业重构、满足各种要素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更加重要的是，过去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已经导致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点，但利益的固化又使这种更新很难自发实现，而经济外交则使中国面临经济规则和体系重构的压力，必然会对国内的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因而，中国经济外交进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促进国内深化改革的过程，经济外交与国内改革、经济转型的良性互动才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正确道路。
另外，经济外交因其兼具国家经济战略和国家对外战略的二重性而具有独特作用：经济外交可以是以营造国际环境为手段，以获取经贸利益、促进国内发展为目的（即对外战略服从经贸利益）；也可以是以国内快速增强的经济实力为手段，以营造和平国际环境，实现国家对外战略为目的（即经贸利益服从对外战略）。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服务于外交”和“外交服务于经济”这两种逻辑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阶段。
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更多着力于探索更广阔的市场（如一带一路建设、高铁外交等），构建更稳健的国际贸易体系（如积极参与自贸协定谈判，完成中澳、中韩自贸协定谈判），建设更积极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中国也通过扩大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来努力为中国营造和平国际环境。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形成了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从经济外交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
作者：罗晓军 字数：5088
2014年7月9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场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财政部长雅克布·卢出席。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最为关键的任务是要理顺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守成之间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更多是中国方面的主动和诚意，这种关系的关键词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早在1990年，时任总书记江泽民积极致力于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中美第四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发表《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提出中美关系向新型大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新一届中国政府将此目标更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不管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接受诚意如何，从经济外交角度观察，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已然在路上，正在为中美建立全面新型大国关系铺就道路、铸就压舱石。
走出崛起和守成关系的历史窠臼
美国是一个高度创新的国家，所谓守成的美国是从国际体系层面而言，尤其是从美国是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而不是革新者这一角度而言。中美经济关系的崛起和守成，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观察。客观上，中国经济在绝对强势崛起中，美国在相对衰落中。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公布的报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量已经与美国相当。如果把最近30多年历史放大来看，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事实就更加清楚。1978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8％，占世界经济比重的2％；2013年中国名义GDP是美国的55％，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1％（而美国的名义GDP1978年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