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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戈不吝惜钱，他有一笔“引导群众思想”的特殊宣传经费，几乎可以无限支取。
相对前面攻击民主制花掉的钱，“百字宪法”的花销算不上很高。
窗外分布着一块块灯火。
灯火之间是一块块黑暗。
电力短缺越来越严重，只有靠分区停电来解决。
十六号机关有必保供电的专线，是附近一带唯一光明的建筑。
大部分调查都莫名其妙地安排在深夜进行。
每个问题由不同的调查者负责。
政治安全局的两个处长看样子主要负责挖掘“阴谋”。
一个共产党内的高级干部和他领导的重要机构以阴谋方式拋出几百万份“宪法”，不可能没有更深的阴谋。
如果不是想另立政权，为什么用“宪法”二字 他们把几十张从录像磁带上转下来的照片放到石戈面前。
“……你以种种理由推托‘制止动乱领导小组’分配的工作。
做为处理紧急问题的机构，又不参加‘中央应急指挥部’。
可是看上去你很爱去天安门广场。
这只是从小部分录像中查出的……”这种查寻很费钱和时间。
事先要把他的各种角度的图像输进专用的超巨型计算器，与这几个月天安门广场的自动摄像机摄下的录像带一点点对照搜寻，从浩如烟海的人脸中识别出他的图像。
所有照片都是他一个人，只有一张是他扛着伊万，陈盼在一旁侧脸看他。
这种场合并没妨碍他内心产生一丝温情。
看上去挺美满，他自嘲地想。
“我不参加‘制止动乱领导小组’和‘应急指挥部’的工作是因为有特殊任务，去天安门广场是我的工作，正像你们也去的很频繁一样……”
他的身份究竟有多少层，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文化革命的狂热一过，他的内心就离弃了共产党。
然而这么多年却从未停止过为共产党的治国奔忙。
“六四”开枪使他认识到这个杀人暴政注定灭亡，却又因为未参加任何民主运动而被认定“政治可靠”，得到重用。
他在人人过关要写的“效忠书”上，用尽心机把每句话写成顺着念是效忠，反着念是批判。
他曾给被枪杀者的家属匿名寄钱，却对眼前的“翻案”毫无兴趣。
他既憎恨压迫群众，又憎恨煽动群众。
他厌恶统治者出于内斗需要对民主运动的操纵和利用，想方设法不参与，却又担负“特殊任务”。
他被群众组织当做“奸细”，又被政治警察怀疑成利用群众搞颠覆的阴谋份子……这里肯定有他油滑的一面，官场上的八面玲珑既是护身符，又为达到目的提供快捷方式。
高明的算计和运筹能把最不相干甚至相反的事物组合成一个合力。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落落寡合。
他不属于任何一方，没有自己的阵营，却同时反对对垒的双方。
他为“百字宪法社”拟定的口号──“左手打倒独裁专制，右手打倒群众运动”──很说明这种双重性。
他对暴政和暴民同样厌恶。
在他眼里那是相辅相成互补的两面。
压迫引起仇恨和暴烈，而群众运动的盲目和残忍只能由更血腥的镇压收场。
他以孤独一身要同时打倒这两个孪生的千年孽种，只能靠“借力打力”──又当奸细又当阴谋份子。
身份多有一个好处，随时可以用一种身份掩盖另一种身份。
“……中央的总体战略是通过这次有控制的动乱给人民上一堂政治课。
让他们认识到西方民主制与中国的差距和可能产生的危害。
这不仅需要行动上努力，还要有思想领域的引导。
制止动乱领导小组和应急指挥部做前一种工作。
我做后一种。
思想工作要对症下药，去天安门是为摸准所谓的症。”石戈和颜悦色。
“‘百字宪法’就是你所谓的药吗 ”调查者可一点不放松。
“‘百字宪法社’一共散发了五十三种小册子和四十九种传单，对揭露西方民主的弊病和稳定人民思想起了有目共睹的作用，不应该只提‘百字宪法’。”
“能不能这样理解： 前面五十二种小册子和四十八种传单都是烟幕，为的是掩护后面这颗炸弹 ”
“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后面这个才是烟幕 以民间组织身份出现容易接近群众。
民主组织不能只攻击民主制而没有自己的纲领。
打出的纲领不管真假，至少免得人怀疑。”
“这么纯洁吗 你的纲领为什么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做群众工作需要迂回，这是党多年总结的经验。
我想你们明白这一点。”
“冠上‘宪法’两个字，大概是另有意义吧，总理阁下 ”一直没说话的那个处长突然插进一句。
石戈只有苦笑。
为了能随时提供全国性的紧急对策和运作方案，十六号机关内部建立了仿真中央政府的建制。
国务院每个部委这里都相应具备，只不过“国防部”在这叫“国防组”，外交部叫“外交组”，“计划生育委员会”叫“计划生育组”，以次类推。
每个“组”的日常工作仿真相应的“部”，掌握“部”的资料﹑文件﹑决策，参加“部”的会议，随时研究“部”管辖范围内的动向﹑问题，做出预测，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估计。
这种建制适于处理危机，但也培养了内部的一种自大感，很容易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治国者而非仿真的。
称呼官职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普通研究人员都是司局长。
各组组长被称为相应的部长。
石戈与各组组长做最后决策的顶楼被称为内阁。
石戈便是顺理成章的总理阁下了。
石戈多次严禁这种戏谑。
为了避免嫌疑，连仿真政府建制对外都保密。
每个组只按房间号区分。
但还是被“挖”出来了。
“那是年轻人的玩笑。”他不自然地说。
内部可能已经有人开始“揭发”了。
几百人里有几个弃暗投明者并不奇怪。
他想到的是另外一种人。
除了一个特别小组，手下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和“百字宪法社”的关系。
但他们了解逐级递选制，不少人还参与过研究。
一公布《百字宪法》，他们就顿时明白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做为一种学说，他们即使不赞成也不会反对。
然而发现自己一向尊敬的人是破坏民主运动的奸细，那种恼火和失望很可能就会用“揭发”来发泄。
手下人全是他自己挑选的，都算得上难得人才。
他常跟他们说，如果知识分子有什么作用，那就是当大众全都诉诸情绪时，知识分子依然应当保持一种冷静的理性。
他无法说得再深。
全社会都视独裁专制为敌的时候，重要的已经不是去参加那个合唱，而该把理性用于对人人趋之若□的“民主”的批判。
在一个最强调多元的时代，赶时髦却造就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元。
连追求多元也成了一种时髦的一元。
全世界从思想方法﹑价值观念到时装歌曲全趋于一致。
在时髦的叫喊中，有几个人真正懂得“民主”是什么呢 枪杆子灌输的一元还让人心存反抗，广告灌输的一元却让人自鸣得意地以为就是自己的多元。
民主无疑比专制进步，但那不是非此即彼的理由，不能因此就不看到它的缺陷。
纳粹也是通过民主的选举手段上台执政并且发展成为血腥的独裁体制的。
在当今这个由传播媒介操纵的信息时代，能发出强烈声音的少数比沉默的多数受到更多的注意，而当他们的意志通过无孔不入的媒介转化成时髦，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多数。
他不赞成那些专门从事煽动，把未来希望寄托于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民主派。
群众是缺乏理性的，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充满狂暴和血腥。
法国大革命及中国文化革命那类疯狂时代留下的恐怖就会重现。
动乱能摧毁一个旧社会，却不能建立一个新社会。
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是群众自身。
而民主制范围越大就越荒诞走样，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律传统和丧失了道德结构的特大范围里。
一旦真正实行民主制，中国将遭受比专制更大的苦难。
他把大部分力量用于打破民主制的虚幻光晕，因为只有民主制的招牌被推倒，逐级递选制才能从后面显露。
这种真实的意图，他对自己人不能讲，对调查者更不能讲。
April 3； 1998
象前几次一样，他温和地拒绝交代是谁交给他“特殊任务”。
“只能告诉你们局长，这是纪律。”
他每次都这么说。
两个处长没有追问，彼此看一眼，起身离去。
石戈躺到折迭床上，困意又袭上来。
这时“左派”像当年在山西插队时那样不敲门进来。
他终于露面了，拎着一瓶“五粮液”和一包报纸包的“天府”花生。
这当然是演戏。
身为国家政治安全局局长，即使不摆排场，也用不着这么寒酸。
可石戈并不反感，至少说明他还知道自己怀念那个年代。
喝掉前半瓶时两人基本没说话，只是每喝完一口像老农一样用手掌擦擦瓶嘴，递给对方。
屋里只有捏开花生壳的声音，直到酒意逐渐上升，有点飘飘然，“左派”拿起桌上一本《百字宪法详析》。
“我闭着眼睛翻一页。”他说。
他果真闭上眼睛，随意翻开一页，很快看一遍，一边用红铅笔圈了几段，递给石戈。
那几段分别是： “马克思主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上，忽略了因而也没有消灭另一种私有──社会权力私有制，甚至在消灭前一种私有制的同时强化了后一种私有制。
正是社会权力的私有，成为我们社会种种弊病的根源，也是社会主义从人心所向沦落到穷途末路的原因。”
“社会权力私有制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个人私有，一种是集团私有。
配以生产资料的私有或公有，组合出世界上四类基本的社会形态。
一类是生产资料私有，社会权力个人私有，如封建社会和某些独裁国家，是最落后的社会形态﹔一类是生产资料私有，社会权力集团私有，如民主制社会，人民只能在有条件参加竞选的人中间挑选统治者﹔一类是生产资料公有，社会权力集团私有，这是随社会主义民主化而出现的新形态，党派统治取代了个人统治﹔还有一类是生产资料公有，社会权力个人私有，这是所有社会形态中最糟糕的一类。
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没有任何制约。
公有财产等于是权力占有者的个人私产。
这就是实行这种制度的专制社会主义当前遭到全人类共同摒弃的原因。”
“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社会权力再集中也不能完全限制各经济单位内部事务的自主，整个社会因此还有自动调节的补偿能力。
而在共产社会，权力因生产资料的公有侵入社会每个细胞，无所不及，无所不管，很少有分权状态予以缓冲。
权力占有者的一切妄想荒谬和愚蠢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权力私有制的危害比任何时候都严重。”
“共产必须共权，不共权不如不共产。”
“这是我闭着眼睛翻的一页。
通篇有多少 ”“左派”说，直摇头。
“每一句都是冲着根儿来的，轻描淡写的解释很难通得过。”“左派”知心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指指上面。
石戈与“左派”交往不多，认识的年头却不短了。
当年在北京上一个中学，又一块儿去山西农村插队。
那时“左派”是个知名人物，经常上报纸，做“讲用”，下乡没两年就当了公社书记﹑县委委员。
“左派”的外号也是那时叫出来的。
“你最近见到过总书记吗 ”石戈问。
“他视察去了。”
“他应当告诉你。”
“告诉什么 ”“左派”愣了一下。
“我的任务。”
“没有……这一段没见……”
石戈心里有数了。
“调查”不是总书记的旨意，也许就有对付的办法。
正如他希望的，一涉及总书记，“左派”就不敢往下深问。
石戈半躺在行军床上。
酒力使他全身放松，有点回到山西窑洞的感觉。
现在需要放开一些，让“左派”认为自己胸有成竹。
“你们认为逐级递选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正相反，企业和农庄的老板由选举产生，那种社会只能是共产的。
在当今世界纷纷退回资本主义的潮流中，逐级递选制是挽救共产主义的出路。
指出弊病不是为了推翻社会，而是为了让社会前进。”
这种说话的方式自然有借用多重身份的油滑，但表达的思想却是真实的。
当全世界都以取笑共产主义为时髦的时候，石戈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经过那么多天才头脑思考﹑吸引了人类上千年的伟大理想，百年间席卷全球，激荡起人类最崇高的情感，亿万英烈前仆后继为消灭剥削﹑压迫﹑不公正﹑自私与贪婪所进行的悲壮斗争，全然是一个大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大闹剧，大徒劳！ 在感情上，他属于那些在精神与道德世界中不断憧憬和追求的人，而永远不会亲近那些为理想破灭而得意的庸俗政客﹑商人﹑实用主义者和循规蹈矩的小市民以及他们所信奉的私有制﹑物欲﹑贪婪和竞争。
即便是为了让那些为信仰献身的死者们不白死，为主义奋斗终生的先辈们不白活，也该在共产主义的前面而不是后面找到出路。
“说我国的社会权力被个人占有合适吗 ”“左派”问。
他声调平和，听起来甚至有点软弱。
“我们也进行选举。”
“选举有真有假。
区别真假的关键在于参加选举的人彼此是否了解。
当今世界的所有选举都超出人们能够相互了解的范围，民主社会因此发展出竞选体制让选民了解候选人。
但大范围竞选必须利用昂贵的传播媒介。
范围越大，竞选成本越高。
这点决定了最后当选者属于占有资源最多的那个集团。
社会权力也就为那个集团所私有……”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选举制。”
“因此保证权力被个人占有。”石戈明知“左派”在引诱他“暴露”，却毫不回避。
“选举所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