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朱天心和她们父母的书排在一个大书架上，整个一个文学全家福。说曹操诸葛亮就到了，晚上，到一个台北名人出没的大排档喝酒，一个朋友过来打招呼，他桌上，正坐着朱天心和她丈夫唐诺。甚至回头遇到胡兰成，你也不会太意外。
我的台湾版的《春天责备》在台湾书店上架了，摆在旁边的正是胡兰成老兄的书，我曾写文恶评他“花拳绣腿”，这回好了，竟然做了邻居，还不得每天都要怒目相向呀？
这次来台，是参加“大大树”举办的“流浪之歌音乐节”，10月1日下午在中山纪念堂“光复厅”，时间地点极为悖论，夹缝中求生存并且歌唱，还要精彩甚至震撼，我会这样激励自己的。9月27日，先作了一个讲座，题目是“两岸民谣的前世今生”，来的听众不多，但全是干货，五个乐评人、三个演出策划人、四个歌手等等，好比一个厨子做好菜，端上来一看，吃饭的也都是厨师。
结束后，选了一家牛肉面馆，说有二十五年历史了，墙上挂了很多奖状、证书、名人题字，一尝不好吃。别的桌子都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发现自己忘了那个下馆子原则：没人勿入。看起来这是个普世价值，放之四海皆准的小真理。
腹胀出门，蓦然回首，店门上赫然三个大字：“宝岛牛。”
跟寒流赛跑
在合肥演出，头一天还响晴白日的，第二天寒流就逼近了，下了一天的冷雨。舞台上的音箱都用雨布蒙着，唱歌的歌手冻得哆里哆嗦，唱腔近似刘德华。演出完毕，坐高铁赶在寒流前，南下绍兴。恰好，我们的房子租期已满，我们要暂别绍兴一阵了。房东大姐热情地挽留，并嘱咐明年再来。隔壁家老夫妻依旧红歌嘹亮，后门外的小河里，摇船的人在捡垃圾。阳光蒸腾着深秋的水汽，身心滋润。
我们在此居住整一年，离我们家几步路就是王羲之的老宅，故这片地方统称书圣故里。旁边的小山上有个塔，叫“文笔塔”，借它的灵气，我这一年写了好多专栏，绿妖的长篇小说也即将出版。还有一座题扇桥，据说书圣曾为一卖扇子的贫苦老婆婆无偿题绘扇面，使得穷老太成了大富婆。对着题扇桥，就是我常去的金木酒店，他们家的黄酒很纯正，两元一碗，老板木讷寡言，看我们回来，露出少有的笑容，问这么长时间去哪儿了。我要了黄酒，多喝了几碗，他用一口绍兴话大声告诫：“容易醉的，别马马虎虎。”
其实，我们只是小别，几位朋友要在绍兴建一个艺术创意园区，里面有书店、音乐电影吧、瑜伽馆、阅读馆。朋友们好意挽留，特别为我们腾出一套大房子，他们称为“文化安居工程”，并且带我们参观了还未装修的房间。我们进去一看，这绍兴是离不开了，中间一个明亮的大客厅，南边两个卧室，客厅的窗外对着绍兴的动物园，绿树掩映，绿妖趴在窗户上大喊，竟然看到了狮子。房子将免费给我们住，虽然有未知的、充满魅力的远方，但人家狮子还有草原呢，不也住得好好的。千山万水地走来走去，也总要有一个放行李的地方吧。为了大房子、小狮子，我们将跟着春天再回江南。
而此刻，我们唱着歌越过秦岭，飞过南岭，把寒流甩在身后，苍山下洱海旁，有我们临时的窝。正美着呢，报应来了，北京某重要刊物要颁发给我一个年度诗歌大奖，必须到场领奖。大理的太阳还没晒暖呢，又要迎着冬天北上。我最终跑不过寒流，人家是大自然，而我不过是热爱名利的人。
刹车计划
诗云：“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隆冬将至，一年到头，狗熊躲进树洞里，舔着自己的熊掌，人也开始回归自己的内心，缩成一团，咂摸逝去的日子。
这一年，东跑西跑，过了数不清的飞机场、汽车站、火车站的安检，滴滴答答地进入了一个城市，滴滴答答地又转身离开；像上了发条一般演出，做梦还在舞台上，焦虑地怕自己在观众前睡着；领了一些奖杯，小丑一样滑稽地走过红地毯；接受采访轻车熟路，一个问题对于我就是一个设定好的按钮，轻轻一碰，答案如泉水般喷涌，一满盆地送给记者。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能停下来，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毅力。我先暂停了一些专栏，推掉了几个演出，还有颁奖活动，不是有名了，不识抬举了，实在是想停靠路边，检修一下。轮子圆滑了，方向盘木讷了，再疲劳驾驶要出车祸了。我住到了大理，这地方出门很不方便，需要下昆明或者上丽江，七转八转的。这种不方便，恰好捆住了我神行太保的脚板。
早起，呼吸苍山的好空气，练站桩，跳绳，熬蔬菜粥，煮鸡蛋，最后泡上红茶。上午，听着小说练琴，不时要挪动椅子，跟着太阳转，一直把太阳晒到西山。掌灯时分，步行到古城，偶遇两三老友，喝上一杯木瓜酒，不是那种北京式的有今儿没明儿的大酒局，酒意微醺之际，买单散去。晚上，早早就困了，挣扎着利用无聊时间看看微博，想起在忙碌的演出夜生活中，此时还没有开始调音。但苍山下，夜寒如水，催人入被。一天单纯得如小孩写下的一个数字。
然而，这不是蛇盘龟息的道家养生，我在停顿中积蓄能量，要做《红色推土机》*的第三代——《金色推土机》，已经得到了众多民谣艺人的响应，大陆新加入了左小祖咒，台湾的罗思荣和“野火乐集”的一些歌手也会加入，加上拉萨盲童天籁般的声音，这将是一张更丰满的民谣公益合集。我还要重新梳理一年来的文字，完成一本天南海北的《2011年旅行杂记》。我从北京空运来了一些简单的录音设备，这次我要尝试自己录音，做一张极简风格的个人吉他弹唱专辑。
保佑我暂时成为小孩子专注地一笔一画地写下去，别长成个面目可憎疲于应酬的傻大人。
时间的标记
我的生日在十二月，是射手座。看了射手座的性格，主要喜欢乱跑，这倒挺像我的。作为歌手，要巡回演出卖唱片，就得到处走，况且中国幅员辽阔，赶场子，一会儿南方一会儿北方的，很正常。
过生日和过春节，是我最低潮的时段，好比高速公路，遇到了加油站兼上厕所、吃午饭，所有人都要被赶下车，管你饿还是不饿。有生之年，生日没搞过大排场的聚会，大多时候，别人也想不起来。有一年是在火车上过的，买了一小瓶二锅头、一包花生米，伴着车轮滚滚回忆往事。还有一次是在宜昌开往重庆的船上度过的，本来定的是八个人的三等舱，突然想到过生日，于是找到服务员，咬了咬牙，花钱升级到了二等舱。房间安静些，听江浪清楚些。
最悲壮且崇高的，要数1999年的生日了。时逢千禧年将至，和现在差不多，人们充满了狂欢的末日情结，又快到圣诞节了，北京满街都是人。那时住在车道沟，没朋友，屋子没暖气，想着这生日该咋过呢？既然利己无方，那就做点利人的事儿。于是顶着大北风，背着吉他，到东直门地铁通道卖唱。本来今天过生日就不应该加班了，但这次卖唱属于公益性演出，唱啊唱的全是那些心酸悲苦的歌。还遇到一个热心的女青年跟我说，前几天看到我在电视上。她说：“其实上电视有啥意思，就这么卖唱挺好的。”挣了一些毛票，但警察管你公益不公益的，照样把我给轰走了。
背了一兜子毛票，坐地铁到了车公庄。寻找一个贫困助学基金会或者是希望工程之类的机构，进了温暖的办公室，才发现手都被冻麻了。哆里哆嗦地把毛票清到桌子上，宣布这是我捐的钱，请帮我数数。数来数去，才十七块钱。我很惊讶今天的收成如此之差。工作人员误会了，说：“没骗你呀，要不我再数一遍。”
最后，基金会还给我发了一张捐款证明，一张大小像明信片一样的厚纸壳。我将它揣在兜里，心想这就作为一个生日纪念吧。
其实后来回想，这更像一个行为艺术。在时间的沟坎上，作一个醒目的标记。这个标记很管用：十几年了，回望众多的生日，唯有它最闪亮。
2011喧哗与骚动
天天上网，那可真是个大渔网，把我捞到生活的海面，喧嚣动荡，一会儿说相声，一会儿当公知。到年底发现，逃不脱新浪微博的推荐广告：随时随地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儿。
南北两个村庄，一个人进不去，一个人不让出，这些新鲜事，分享了半年。铁路出轨、校车翻车，这些新鲜事，又分享了几个月。大家对着一扇门，嬉笑怒骂，忽然发现那也许是一面墙，没有生命，高傲地沉默着，然后大家就自己吵起来了。这门里有没有人，哪怕是看门老头的一声咳嗽，也算是恩赐。
2011年年初，我响应左小祖咒的号召开了微博，加上“僵尸粉”，现在有二十四万多粉丝了，但是二十四万蝼蚁，搬不走一块砖头。一年到头，演出很多，写歌很少，讲话很多，夯实的思考很少，丧失了诗意——那是安身立命的家，丧失了困惑迷惘怀疑的能力。这样很危险，公共生活喧嚣尘上，私人生活萎缩干瘪。
年根儿岁末，要坐在路边想想，想不出啥，就放任自己做几天老家的傻子，看火车呼啸向前，一二三数飞驰过的车厢，铁轨震动传向远方，日子何时安静如枕木？
岁末一日
今天是2011年12月31日了，这次巡演堪堪结束。从12月23日大理飞昆明起，一周演了昆明、广州、北京、深圳四场，南北脚不离地飞了五个地方。昨晚在深圳参加一个诗歌公益活动，演完诗人们还要把酒狂欢，我这个这么爱酒的人都觉得力不从心，赶快回去直奔周公。躺在床上忽然想起，日间听一西北诗人大言：“我要办一个文学奖，奖金要跟茅盾文学奖看齐。”旁边一小姑娘问：“十万？”答：“不，要三十万到五十万，评委至少要贾平凹那个层次的，连搞两年，我们那儿就是个文化大省了。”笑得我差一点失眠。
今天早上起床，退房，和朋友短暂地吃午饭，同时取货。他帮我妹妹在香港买了紧俏的iPhone4S。据说北京因为买这东西都打翻天了，苹果店前排起长队，有人排队一整夜才发现不是卖春运车票的。和朋友互道新年好，马上驱车去机场，飞向下一个目的地丽江。飞机上，我拿出读书机，读了某教授悼念高华的文章。他刚在南京去世。猛然想起去年此时，我在南京参加跨年演出，那个寒冷的夜晚，史铁生去世了。是否年真是一个关口，会把某些人留在过去的时光里？
路过昆明，飞机经停歇脚，阳光炽烈，已经很多天没感受到真正的太阳了。背着行李走几步，还真有点喘，毕竟海拔渐高。在机场里，忙里偷闲发了个微博，回想2011年，发出一副对子的上联，叫“南北两村庄，围着出不来打着进不去，千秋未至荣辱已定”，求下联。到丽江后一看，已经有九十八个转发，很热闹。有对“上下五千年”的，有对“早晚都上班”的，有对“东西皆车祸”的。
丽江还是满街都是滴滴答答的小甜歌。这次是来参加2012年1月1日的“雪山音乐节”的，听说客栈老板是本人音乐的爱好者，所以给赞助了一间宽敞舒适的大房间。今夜虽是跨年，但也不敢太嚣张，明早七点就要爬起来调音。等下午演完出，就可以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彻底地休息几天。按丽江的说法，就是：晒太阳、发呆，女友在侧，艳遇的不敢。
命运中的上海
我常提起自己视觉中的最后印象是在上海动物园看大象吹口琴。可有时又觉得恍惚不对。大象如何能吹口琴？不合比例，技术难度太大了。但我的确是在上海失明的，这也是上天对我的照顾，让我看了一眼那年代中国最绚丽的城市：霓虹灯、各种颜色的小轿车、夜航船上的奇幻的灯语。
我还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活的外国人。记得妈妈带我去看国际饭店，当时应该是上海最高的大楼了。我仰着脖子数楼层，一个外国姑娘走出大门，她仿佛一只彩色斑斓的大鸟，好像还背着照相机，我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跟看见大象吹口琴一样。她注意到我（那时我还很小很可爱），就过来，摸了摸我的小脸蛋。
上中学的时候，我第一次上台表演吉他弹奏，弹的是《上海滩》。那时，这个电视剧播放的时候，真是｛'文'｝风靡｛'人'｝一时，歌曲｛'书'｝也好｛'屋'｝听。我很迷恋许文强和冯程程说话的声音，很酷很嗲，过去听的都是中央电台广播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后来我姐姐结婚生的儿子，就叫啥文强。
我在东北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里几乎没有上海同学。听说上海人很恋家，并且认为出了上海就算是乡下。但也有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学外语的，是文学社社长。她的籍贯跟北京、上海都沾边。所以，每次自我介绍，她会自豪地宣称，“我是个来自北京的上海女孩”，只是这个介绍就让整个东北都感到自卑了。
1995年，我作为流浪歌手，第二次去上海。我已有一年的北京马路唱歌经验了。来不及怀旧，去哪儿唱？当然选人最多的地方，南京路。
刚唱了一首，警察就来了，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说明：“南京路是上海的窗口，你在这唱歌，就等于坐在我们上海的窗台上乞讨。”然后他一转眼，看到了我装钱的大纸箱子，惊呼，“这么大箱子，你太贪婪了。”
2002年，我升级为酒吧歌手，第三次去上海。
在浦东的一个歌厅里驻唱。深夜下班的时候，就开始了回家的漫漫路程。我住在虹桥，要从东方医院乘隧三到火车站，再转个什么车到动物园，然后走上一段路回家。我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房东是个资深的上海老太太。小院子里种满了花，她退休前在动物园当园丁。她经常为我的小屋子换上新鲜的玉兰，说这花香对身体好。
她好像没什么亲戚，我们常常坐在院子里聊天，她说起年轻的时候，每天睡在水泥地上很苦。说起她去世的妈妈，还会激动地哭起来，自言自语地唠叨着“我想我妈妈了”。
2007年，我带着刚出版的《中国孩子》去上海，做专场演出。上海的孩子们太给面子了，那时，唱片刚出一个月，可大家熟悉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