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把它作为资本去利用，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投资于教育，学会了关注意外事件和因果思维；他们已经准备好去迎接新东西并把它置于熟悉的旧模式中，或者创造出更适合旧模式的新东西。
新发明的利弊
毫无疑问，你听说过把一件新发明描述为“这是自切片面包发明以后的最好东西”。不过，你可能从未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用这样的说法。切片面包有如此伟大吗？直到1928年才有切片面包，而以前没有切片面包的时候，人们也过得挺好。现在我们自己把面包切成片，仿佛有种往事重现的感觉，所以切片面包也没那么美妙，不是吗？
如果我们真的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切片面包如此伟大，我们会发现它具有伟大发明的两个标志。第一，切片面包节约时间，虽然那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那段时间确实是人们乐意去节省的，这还不是切片面包所能带来的全部回报；第二，非常微妙，切面包片是一项不精确的科学。你要自己切的话，会时而薄，时而厚。切面包是如此困难，即使我们给你所要的时间，你也不能把面包切的和机器切的一样。所以切好的面包不仅节省了你切面包的时间，它也节省了你去思考如何将面包切得完美的时间。
新发明所扣的“时间税”容许我们做新事。当我们能做的新事越来越多时，它所扣的“时间税”就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做的新事比旧事好¨。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那是可以接受的，但并不总是这样的。因为史蒂芬·柯维已经指出，我们所列出来的急事会把那些不急的事往后推，不管那些不急的事有多么重要。同样，会做新事的能力也会把做旧事往后推，不管做这些旧事有多重要或多令人愉快。未来的目标能让我们避免那些新出现的紧急事件的陷阱。一旦我们决定了是否要追求名誉、财富、快乐、兴奋、安静、舒适，我们就能决定如何最好地花费时间去追求它们。
时间的陷阱
有些发明让我们做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把旧的事情做得更好、更快、更实惠。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好的，但是创新和技术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你喜欢切面包，你还会像以前没有切片面包时那样频繁地切面包吗？可能不会了。当节省时间比自己切面包而得到享受来得更为急迫的时候，你也只能偶尔为之了。无论如何，我们每个人享用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做新的事情意味着少做一些旧的事情。如果这些旧的事情并没有乐趣的话，那还好。如果这些事情有乐趣的话，那就不好了。
发明和新技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也能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新技术，去使用新技术，而那些时间可以用在其他事情上。对某些人来说，这些时间消耗可以接受，他们甚至可以享受这种消耗。对其他人来说，技术是种有用的工具，必须控制花在它上面的时间消耗。但还有一些人认为，技术没有必要，因为它把自己喜爱以旧方式做事的乐趣剥夺了。
当你阅读下面关于三个成功人士生活的描述时，考虑一下他们是如何控制技术，而技术是如何控制他们的，然后反省一下技术在你生活中的位置。
林肯爵士乐中心、艺术指导、音乐家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的自述：
除了演奏和创作外，我不得不做一些诸如演讲和募捐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爵士乐。甚至当我在谈论美国文化和美国人时，也都是关于爵士乐的。我所有的才能都在爵士乐上。我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对我来说，我的格言就是：“做好它，全部时间都来做它。”
我从没发过E…mail，我有电脑但没有接上互联网；我确实有手机，但我只是学会了如何在它上面记录乐谱。我做事都是用速记，或者告诉我的员工，然后他们把它打印出来。
音乐是即兴而作的，它能因和别人一起受到激发而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能在开心得要死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啊。要想发挥到最佳状态，就意味着练习、练习再练习，我对这个非常重视。我们有相同的理解模式，有音乐，彼此间还有爱。它是一种“激流”。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官、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的自述：
我在早上4点30分起床，然后检查一下市场情况。我楼下有一个彭博机（数据终端机）、一个徳励机（财经信息终端机）和其他一些机器。彭博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获得纽约剧院最新的评论，或者你也可以了解巴西货币里亚尔的50年流通史。通过它们获取信息会让人惊喜不已。
我查完日本和欧洲的市场后，为自己备些早餐，在早上5点45分去上班，6点到达办公室。头一两个小时用来收集市场运作和各种经济数据信息。很多宏观数字，比如GDP、失业人数以及其他就业统计数据会在早上5点30分发布。
对于一个证券经理来说，消除干扰是关键。你不得不把信息流减弱到最低水平。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阅读不同的观点。对我来说，那就意味着我不用回复或查看我不想收到的E…mail。如果不算和我妻子通的电话，我一天最多打3或4次电话。我没有手机。我也不需要“黑莓”商务手机。我的座右铭是：我不想主动联系，也不想被联系到。
我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并不是在交易大厅。每天早上8点30分，我会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穿过大街走到健身俱乐部。我做瑜伽，大概持续90分钟左右，在8点30分和10点之间。我远离办公室，远离嘈杂，远离彭博屏幕。
在骑了55分钟自行车，做了10~15分钟的瑜伽以后，突然所有的重要灵感都来了。我把30分钟或1小时看成一天中最有价值的时刻。
谷歌“搜索引擎和使用者体验部”副总裁、执行官玛丽莎·迈尔（Marissa Mayer）自述：
我不认为自己的信息超负荷，我甚至喜欢它。我用Gmail作为我的个人E…mail。一天15~20封E…mail。但是我工作的E…mail，我每天要收到700~800封，我需要信息交流的快速度。我用马拉松电子邮件和别人及时交流，有时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会坐下来一口气发10~14小时的E…mail。
我对速度很敏感。例如，在使用硬盘数字录像机时，我觉得自己把生命中很多时间都浪费在看那个“请等待”的信号了。我特爱我的手机，但当你接电话说“喂，喂”时，它总会有1秒的耽搁。
我曾经尝试找出怎样使时间由非生产性的变成生产性的。如果我开车到了某个地方，我会打电话与我的家人或朋友联系。或者当我在排队等候的空闲时间里，我会摸出手机，把某些事办好。
平均每周，我会有70个左右的会议或晤谈，可能一天要工作7~10小时。星期五的6点左右，我会去旧金山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以上案例中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中都是顶尖人才。很难想象他们中的谁比谁更成功，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待时间的态度大不相同。你觉得哪个人把时间用得最为明智？谁的一天与你的一天类似？谁的一天是你最想拥有的？这些使你感觉怎么样？你的回答能判断你的时间观类型。
如果你是一个未来导向的人，我们期待着玛丽莎·迈尔的描述会使你产生共鸣。她是成功的美国人生活的缩影。她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勤奋工作达到了她的目标。她每天承受着接收电子邮件的沉重负担和长时间的工作，是她骄傲的徽章。她用“数字”描述她的一天：接受E…mail的数量、工作的小时数以及等侯的秒数。她的每周、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是被计划好的，包括每一秒都被计算在内。对她来说，无产出的时间就是浪费的时间。“时间与动作”的信奉者泰勒将为玛丽莎而感到自豪。
如果你是一个现在导向的人，我们期待着你能认同温顿·马萨利斯。他也是一个美国人成功的典范，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能为追求“未来”目标长时间地工作，而是因为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在”的音乐中。温顿说他的一天都沉浸在爵士乐的激情当中，因为爵士乐，他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即时即兴的。他是如此地沉浸于自己的“激流”中，以至于他懒得去学那些与未来导向有关的器具和技能，比如电脑、E…mail、日程规划等。然而，他那经过长时间练习而打磨出的才华，却能使他有资格去雇佣别人去处理他的约会、E…mail和日常生活中与未来导向有关的其他各种杂事。
比尔对时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风格的，介于温顿和玛丽莎之间。像玛丽莎一样，比尔会工作很长时间，并且将他的一天用数字来描述。但是与玛丽莎不同的是，比尔能有意识地用点时间使自己脱离那个“死板的工作流程”，而由此他就像温顿一样，通过练习他的瑜伽进入自己的“激流”中。对于比尔来说，技术是必需且极为有用的工具，但是它仅仅如此。技术（包括为技术而投入的时间）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生命活动和商业活动就像马拉松长跑。就像第一个跑完马拉松死去的那个希腊勇士一样，所有人和许多商业公司都会死在这场长跑的终点。无论如何，在现在与终点之间，你能做一些新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或必须做。评估你如何处理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你今天想要什么？明天想要什么？你如何平衡它们？季度收益确实重要，但待在监狱外边也同样重要。只关注现在会导致我们走向个人破产，而只关注未来会鼓励我们把新东西、新发明看得比简单的享受和快乐更重要。回顾那些我们在第5章介绍的成功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说，尽管他们有地位和物质财富，但他们的个人生活都是空虚的。谁想把这些写在自己的墓碑上？问一下自己你今天想做什么？你如何分配这个周末的时间？不要问你今天必须完成什么任务，或者在花点时间享受之前还必须承担什么义务。要不断地问自己这类大问题：我从自己的生活中真想得到什么？我所做的能否使我得到我所要的？达成目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时间的政治
作为社会中的人，在礼节性的交谈中我们会避免政治辩论，我们只在那种能够承受激烈争斗的人际关系中来进行政治辩论，或者与那些我们想疏远的人进行政治辩论。如果你像我们一样，你也是慢慢学会这样做的，但有时候你还会忘记这样做。毫无疑问，你还忘了一个热烈的政治 “辩论”，请想一想人们在政治方面的两种极端表达。第一，“他们真相信它吗？”——他人信念的背后隐藏着坏想法，常使我们困惑又沮丧；第二，“他们怎么连这样清楚的事都看不到呢？”——他们的看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甚至可能是疯狂的。
我们也会想：经过了我那样中肯的详细阐述之后，他们怎么就看不到我观点中的逻辑性和道德性呢？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摆清事实，我们一定会采纳他的观点。而且，我们会满怀感激地那样做！终于，我们会为对手的天真幼稚（假如我们不说他们是愚蠢透顶的话）而惊讶不止，因为他们对我们英明而又正确的观点一直无动于衷。当然啦，他们对我们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为什么政治辩论总是没有什么成效呢？虽然，几乎没人对这个课题做过研究，但我们认为，时间对政治议题和政治争辩的效应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理解这个效应，就能让我们洞察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政治观点，也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机会。
时间观冲突是政治运行的核心。1979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摩司·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发表了一个简单而有趣的研究报告：如何看待现在和如何期待未来这两个因素对人们的选择有什么影响。为了说明他们的前景理论， 他们要求被试想象在抛硬币赌博中输掉了100美元赌注。你选择正面，结果它是反面。那个赢了赌注的朋友提议再赌一次，赌注是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又喊错了，你就欠你朋友200美元了。如果你接受，但喊对了，就抵消刚才输掉的100美元，不欠朋友一分钱了。如果你愿意赌第二次，欠200美元和一分不欠的概率各有50％。因此，第二次赌博的期待效益就减少了100美元，而这正是你刚才第一次赌输后欠你朋友的钱数。因为接受和不接受第二次赌博的期待后果都是同样的（减少100美元），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但现实中，就有不同了，你更可能接受第二次赌博。和承受真实损失的100美元相比，你更愿意去冒险损失20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赌输了第一次，你损失了100美元。未来的情况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每一种出现的概率都一样。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人们宁愿去冒险也不愿承受确切的损失。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话来说，在损失的情况下，人是寻求风险者。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第一次赌博你赢了100美元。你那输钱的朋友叫你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第二次赌博，有50％的概率你会赢200美元，50％的概率你什么也赢不到。期待的可能后果又是相同的，即100美元。因为新赌局的期待效益等同于你之前赢得的价值，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新赌局。理论上，你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的可能性没有不同。现实中，你又表现出不同了，你更可能拒绝第二次赌博。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你从第一次赌博中获益了，赢了100美元。将来的情况包含两种可能的结果，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还都是一样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在收益的情况下，人一般都是规避风险者。这意味着，在有了确切的收益之后，人就会避开风险。
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中，他们创造了一个虚拟情境，在该情境中，人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比如，他们知道他们刚刚赢了或输了100美元。“赢家”和“输家”面临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选择。尽管有这种不确定性，但人们知道未来仅有的 “正面或反面” 两种可能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