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面临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选择。尽管有这种不确定性，但人们知道未来仅有的 “正面或反面” 两种可能后果的精确概率。他们也知道这两种后果的结局。如果他们拒绝再赌，他们的状态就不会改变。如果他们愿意再赌，他们的结局将会比开始第二次赌博前或是再多100美元，或是更穷。
在生活中，决策是很少能如此清楚的。某一天我们觉得自己是赢家就想去冒险，而第二天我们觉得自己是输家就不想再冒险，即使我们的客观情况可能没有变化。我们现在的状态依赖于我们如何重构过去、解释现在和构建未来。透过时间观这个镜片，我们框定了自己的现在。通过时间观，我们框定了自己。结果，我们有可能把某一天框定为赢了的一天或输了的一天而作出某个决策。
在这两位研究者所做的研究中的未来与现实生活中的未来还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很少会面临一个接受或拒绝某个提议的简单选择。我们的决策很少会产生只有两种可能后果的情况。我们也很少会知道产生那些后果的精确概率。在生活中，即使是很简单的决策也会产生多于两种的可能后果。我们被迫构建自己的未来。我们可能会模糊地意识到那些概率，但我们几乎不会知道。在生活中我们重构过去、解释现在和构建未来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框定现在和我们对未来形成的期待的方式。
有经验的选民都知道，投票简直就像赌硬币一样。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不同的是，参与者对现在和未来有很健全的知识。我们面临的是复杂的选举决策，它被情绪、宣传虚假信息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包围着。政治家、政党和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会同情选民的困境。为了拼命操纵选民，他们会把原已复杂的任务弄得更为复杂。
当我们参与政治活动时，第一步就是框定现在：现在有收益还是有损失。当政治家把现在框定成有收益时，他们会说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好多了。框定成有收益的现在就增加了投票表决维持现状的可能性，有利于那些被大家认为是他们带来了这些收益的人。这个招数最适用于那些过去导向的选民。反过来说，当把现在框定成有损失时，政治家就会说现在的情况比以前糟糕很多。框定成有损失的现在就增加了投票表决改变现状的可能性，有利于与此损失没有关系的政党。这个招数最适用于现在导向和未来导向的选民。
第二步是操纵未来的可能性和确定性。大的不确定性增加了风险威胁促使风险规避，不确定性增加了投票表决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大的确定性减少了风险威胁促使风险寻求，确定性增加了投票表决改变现状的可能性。
执政党和当权者寻求把现在框定成有收益的并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他们的对手一旦掌权也会如法炮制。他们要人们把投票支持当权者看做是确保收益，而把投票支持竞争对手看做是一个风险举动，有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各种恐吓招数的使用，增加了潜在灾难性后果的威胁。在野党和竞争对手则寻求把现在框定成有损失的，并指出在他们掌舵之后光明未来的确定性。他们要人们把投票支持当权者看做是认可了损失，而把投票支持竞争对手看做是低风险举动，值得一做。
克林顿以他的宣传口号“不要停止思考关于明天的事情”，赢得了1992年美国的总统选举。乔治·布什赢得了2004年的总统选举，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迎合了选民对连贯性的需求，即维持其党现状继续进行这场“全球反恐战争”。各种演讲都回响着一个主题就是“中途换马的愚蠢性”。他的竞争对手约翰·克里（John Kerry）被说成在各种议题上都“翻来覆去”，是个前后不一致的人。在这场竞选表演中，克里从未设法框定出在他掌权后比其对手更加光明的未来。
让我们思考一下，肯尼迪总统当年对美国全国公民所做的呼吁（“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一下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它之所以能产生影响，就是因为有“不要问你的政府能为你做什么，问一下你自己能为政府做什么”这种民间意识的基础。它把选举的关注点从现在转向了未来。它使人们不再抱怨不公平、不公正和福利制度的缺陷，转而设想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个人行动，从而为自己的国家创造出更好的未来。它鼓动了许多年轻人加入到“和平队”组织中，正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所发挥的强大影响力那样，它用未来的景象激励着年轻人和老一代人，那就是他们能有助于创造出一个充满博爱、热情和人类尊严的未来。
环境政治
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一问题是全球都关注的。然而，人们常常看不到保护环境对未来后代人生活的必要性。相反，他们自私地剥削和榨取环境。作者相信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不是供给能量的石油而是供人饮用的水。现在它的量已经不是很多了，而且随着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将来势必会为了水的所有权而发生争执。
近期在墨西哥的一项研究，高度关注现在导向与未来导向在水资源保护中所产生的作用。300个墨西哥公民完成了“津巴多时间观量表”的测查，报告了他们从事各种水资源保护实践的次数。
结果与你所预测的一样。那些过去导向者不从事水资源保护活动，或在水资源保护中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有利于环境的实践与未来导向有显著的正相关。现在导向的人最不可能从事水资源保护。在18岁以上的人中，未来导向者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其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人口统计又显示青年人多于老年人，而这就形成了人们以现在导向为主，很难保护自然资源。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针对现在导向的公民而提出新的不同的资源保护要求。
向普鲁士人的时间观学习
我们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时间观筛选政治信息和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和虚假信息部分是由教育系统所创造的，而教育系统的发展是受政治家鼓噪并长期受政府掌控的。结果，就形成了时间观的大利益圈。政府创立了教导时间观的教育机构。人们就以维护政府及其创立的教育机构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这也并非总是如此。1852年，马萨诸塞州州长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认识到有一个迫切需要，那就是把儿童教育成快速工业化社会中的生产性成员。为了寻求有益的建议，埃弗里特求助于马赛诸州教育委员会秘书霍勒斯·曼（Horace Mann）律师。霍勒斯周游世界进行各国教育体系的评估，并且，推荐实施普鲁士教育体系，这是个以学术和性格养成为中心的8年义务教育制。学术科目包括阅读、写作和算术。性格养成专注于纪律、道德和服从。虽然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学生已经发展到厌恶霍勒斯所推荐的这个教育体系，但它在当年是个英明的教育体系。
埃弗里特的目标并不是要教育出几代的自由思想家，而是不断地为工业生产提供美国劳力集团的后备力量。工业劳动所需的技能中，最主要的就是准时、服从和对单调乏味工作的超强忍受。普鲁士教育体系以军事精确度的标准，培养了这些技能。
当孩子们入学后，大部分孩子都从自由自在的时光陷入到有老师、课程表和工作的时光里。活动日程和时间统治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学到了迟到是坏事。他们只能在某些时间内玩一会，课间休息只有20分钟，他们必须每天在同一时间回家。他们还学到了，不管他们学得快慢，都免不了要受几天、几周、几年的学校教育。这是一个被冠以“严格管理”名称的“行业”，课程为他们的工厂生活做好了准备。这些课程为他们的厂外生活，或为那些实际上几乎与工厂毫无关系的社会生活又能作出多好的准备，那就是无人过问的另一回事了。
我们的教育体系主要的功能是驯化那些有及时行乐主义导向的孩子们，将他们转化成未来导向的成年人，并做好把自己安置在工厂生产线上的准备。学校打破了只会及时享乐的孩子的“粗野”时间观，用更文明的未来导向取代了它，以确保他们的行为可以被预测和控制，并与社会其他方面保持一致。今天的教育，让孩子们所学到的东西和让孩子们所忘掉的东西基本上是一样多，比如游戏精神和自发性。坐好、别说话、不许玩、别乱动，延迟满足，服从权威，忍受孤寂，这就是传统学校教育根深蒂固的某些主要课程所传播的信息。
对许多人来说，我们的教育体系确实有效。大部分人学会了面向未来，他们变成了社会生产的一员。他们准时工作，准时付账单，为退休做准备。对其他人来说，这个教育体系没效。他们奋力反抗无聊的任务和严格的管理。没有未来导向来调和他们的愿望，他们又变回儿时的及时享乐主义者。及时享乐主义的危险，诱惑着他们吸毒、酗酒、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意外怀孕、冒险、破产和犯罪。
没学会未来导向所引发的问题是很明显的，但解决方法却并不明朗。我们先来看看，那些过度现在导向的人，常常既不关注对所处环境条件的分析和确定，也不关注改善它们的呼吁。他们只以自己的生存方式生活。相比之下，未来导向的人，分析和确定他们的问题并寻求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未来导向观告诉他们，问题的根源在于失败的决策，它不能预测将来可能的负面行为后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简单指出将来可能的负面行为的后果。未来导向的团体如计划生育组织，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和金钱开发教育项目，想教会现在导向的人懂得当前行为和将来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比如，如果你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那么你在9个月后可能有一个孩子或面临随时患上性病的风险。
这些项目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如果一个未来导向的人参加了项目培训，这个项目将毫无疑问地取得理想效果。不幸的是，那些参加这个项目并可能从中受益的人绝大多数是现在导向的。用时间观定义的说法，就是他们没有强烈的未来时间观。例如，在加利福尼亚的圣·马特奥的社区学校，我们发现学生基本上都是现在导向的。我们组织了55个学生参加两周的“心理模拟”项目，心理模拟是个术语，意思是在心理上演练并活灵活现地想象自己从事某种活动时的具体情境。换句话说，我们激励这些孩子去想象那些他们在将来可能会做什么事的情景。
两个星期以来，约翰每天拜访那两个班级，带领他们进行心理模拟练习。每个人选择了他们的目标，想象了与达到目标有关的思想、感觉和行动。最初，他们选择的目标会在第二天达到；而在随后的一天，目标会逐步延伸到更远直到将来。对照组也学过心理激励技术，但不把它加入到日常练习中。两周的课程过后，一个学生承受不了了，一个走了，一个辍学了。
我们的记录表明，那些对达成目标既做心理演练也做想象练习的学生身上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模糊和不现实的目标被具体而清晰的目标取代，比如成为一个脑外科医生、一个摇滚明星，或者一个NBA超级明星；而达到这样的目标是有理有据的，例如得到一个普通同等学历证书、远离监狱、回到普通高中。他们对自己达到三个生活目标的可能性评估，与其新的未来导向显著相关。
我们还发现，这些学生对待时间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尚难做量化的表述。比如，下文所引用的令人动容的言语，就摘自研究结束后学生的报告。学生们写道：“刚开始，我不懂这个心理模拟是什么意思，但是它帮助我实现了我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远离监狱。它已经变得有趣了，我定了个目标而它实现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发生过的。”
因为考虑未来对他们只有很小的影响，所以，强调当前活动会导致负面的未来后果的项目，对当前行为影响很小。相形之下，未来导向的人已经学会识别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因此就不会发展出成瘾问题。这个项目如果应用于未来导向的学生，那就像是对（灵魂）已得救赎的人进行布道那样了。
那些想给孩子灌输未来导向的传统项目，最多也就是能产生边缘性的效果。例如，分别有六项研究评估了“毒品酒精防范教育”项目的长期效果，而这些研究发现：那些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孩子，其吸毒酗酒的行为与那些没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孩子相比还是一样多。要改善此类项目可能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研发不靠参加者具有未来取向的“行为改变”项目。这些项目只通过针对“现在”的工作来端正行为。当前这种类型项目的缺失，可能反映出那些希望创造并评估行为改变项目的人们的未来取向。
第二种方式是教给人们一种未来取向，这样他们就会顺利接受传统的行为改变项目。这不意味着教会他们在余生如何做一份每周五天朝九晚五的工作。这恰恰意味着给人们灌输未来取向到一定程度就行，即能够让他们理解其日常行为的不良后果的程度就行。这意味着教给他们偶然关系、因果关系和延迟满足，教会他们做计划和设立目标，告诉他们目标达成可进行自我奖励，违反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要进行自我谴责。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社会化过程，针对那些尚未把社会化完全内化的以现在导向为主的人来施行。
对于此类公共教育项目，还需要强调未来后果的新发展。如同20世纪80年代，那时，不安全性行为和艾滋病的关系还是第一次被发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弄懂这种关系就如同他们学会采用未来时间观一样。
用时间来惩罚
对于那些既拥有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又拥有未来时间观的人，未来能抵制他们享乐主义的冲动。那些在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得高分而未来时间观得低分的人，违反法律和习俗，辜负社会的期待，因为他们没有“未来”的概念。对他们而言，没有“如果…那么”的关系，而只有“如果”的关系。现在导向者之所以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