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道，不同居可怎么办。
他轻描淡写，说，结婚呗。
我看他一眼，不再说话。
还是结婚好，来得保守，也来得温暖。
麦丽素（3）
结婚吧结婚吧。仍然可以继续幻想童年时忍痛放弃的小提琴。和一个陌生人结婚，和一个手指修长而白皙的陌生人缔结某种长远的关系（请原谅我如此恶俗的市侩情结吧）。这种愿望过于强烈，几乎使我哽咽难言。我有过无数次这种即兴的想头，比方说以前我想和我爱的人在农村的平房里做白水煮面，再比方说后来我想在昏暗的灯光下形变为任性、恣意地舞蹈和悲伤着的唱歌女子。然而我终于只是在脸上敷了薄薄的粉，矜持地端坐在陌生人的对面，在咖啡没有完全变凉之前，款款举杯。
于是，午夜十二时，看楼人开始吆喝，关门了——和往常一样，提着裙子急匆匆地冲进宿舍楼。长长的裙摆还没放下，就听到大门在身后轰然合上。我自始至终耿耿于怀的充满物质和欲望的世界，最终又关在了外面。而楼道的灯早已熄灭。
成 默（1）
我承认不该这么早就开始怀念他们，因为他们都还年轻。
——题记
夜里两点我突然想起了成默——我的吉他师傅。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他了。五年前我认识的成默穿白衣蓝裤，自称南京人。而现在我突然想起，他也许不是南京人，而成默也很有可能不是他真实的名字。
我认识他因为他是我朋友的男友，当然还因为他是一个吉他手（在还没有开始上大学之前，我以为等到可以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和一个吉他手堕入爱河的）。后来他告诉我说其实一开始他并不喜欢我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在意我。也难怪，任何一个男子都不会注意一个多少有些普通有些乖张的女孩，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在别人热恋的时候很讨嫌的不识趣的小尾巴，我浑然不觉地和他们一起四处闲逛，一起做饭，一起在冬天生炉子，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后来他在黄庄的一个地下室的琴行里看店，没有工资，只是住在地下室里，每天两顿油水很少的饭而已。而我便时常逃课去他的店里，学琴，唱歌，写作业。他带着我听那些打口的带子：Led Zeppelin，Nirvana，Rolling Stone，等等。那时为了给饭卡加钱我还站在海淀图书城卖打口带。我记得我是卖口带的惟一的女孩子。我和他们一起站在冬天的风里，头发凌乱，脸色苍白，一听到警察来了就玩命地跑。
渐渐地我跟着他一起在酒吧里干唱歌的活（如果你回想起几年前酒吧里一个既不好看唱歌也不好听的女孩，那一定是我）。每写完一首歌，我都会弹着琴唱给他听——他是惟一的听众。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为我以后成为一个乐队的主唱埋下了不可或缺的伏笔。他说，你唱歌不好听，真的不好听，不过，他停顿了一下说，我挺喜欢的。于是我就知道了自己唱歌并不好听，我唱了很多年还是不好听，声音极其单薄，没有人觉得它动听。称赞我的毕竟只是零星的几个人，而且包括一些老外，我一贯认为老外是没有什么文化的，所以私下里觉得这些评价不见得可靠，然而它对于我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却也足够了。
时间比水还淡，就这么说过去就过去了。他一直就这么好脾气地容忍我去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他仅仅斥责过我一次，觉得我不该和那些在琴行转悠的轻浮的男孩子说太多的话。渐渐地我发现，他是这个城市里惟一一个用在酒吧干活的钱给我买两块钱的麦丽素的人，而我则是惟一一个用微薄的学生补助给他买两块钱退烧药的人。我们都孤独而平行地生活，对方只是一种若有若无、可有可无的慰藉。
记得我不去那个地下室的时候，另一个女孩会来。她是另一所学校的，大二或者大三。她也是一个南方女孩，成默说她很像我，眼睛很大，只是要比我黑一点。但是我觉得她比我要好看，也外向一些。她在成默面前总是喜欢唱歌或者跳舞——我不会跳舞。成默消失一年后她突然来找我。我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屋外晾衣服。我们在路边坐了一个下午，她一句也没有提到过成默。夜晚即将来临的时候她执意要走。后来她再没有来过。过了很久，我突然明白她为什么来找我。她可能喜欢上了成默，而她以为我是成默最亲近的人。我突然想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想起她的名字里有一个“慧”，而我知道但凡我们那个地方叫做“慧”的女孩子都异常固执，并且有些话她们会永远不说。她们在这个时代很有可能要用很长的时间才学会使用电脑，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学会爱上一个人，并且会用更长的时间才学会遗忘血液中的苦涩的爱情。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是因为我想起我的名字里也曾经有一个“慧”字，只是在多年前我就遗弃了它。而那些名叫“慧”的姊妹们在我身边飘来飘去，有如漂萍，和我再无牵连。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晚上，在中关村空旷的大街上，我突然不想和童话中的辛德蕾拉一样，在十二点之前返回宿舍。我呼了成默，然后坐在学校门口等着。我呼他是因为他是我惟一可以呼的人，而他终于来了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在深夜闲逛终归是不安全的。他的车带被扎了，瘪瘪的，驮着我“咣当咣当”地隅隅前行。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的钱也不够补一次带，而那时候也早已没有了修车的人。我们沿着河走，走过萤火虫，露水，野蒿，看瓜人的凉棚，桥，还有风。他断断续续地和我说一些话，我只是听，什么也没有说。他从不说起他的父母。他说起一个和他通信的女孩，他们相爱，但是从来不见面。夜太黑了，我不得不伸手就他的手。我的手在他手里停顿了一下就很快放开了，那是因为事实上到现在我还会因为和一名男子拉手而害羞。后来，我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的站牌下停了下来。他躺在窄窄的长椅上，一脸的疲惫。我蹲下，在他耳边柔声说：成默，等我有钱了，我要做一个唱片公司，帮你出专辑。
他闭上眼，他说那样你会害了我的。
夜凉如水。我守着这个躺在路边长椅的白衣男子默不做声。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我第一次发现一个熟睡的男子的脸和一个婴孩的相似之处。后来，天就慢慢地亮了，早班车来了，人来了，灰尘也多了。我们再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之后有一次他来宿舍的楼下找我，我穿着一件平常在宿舍里穿的白色的旗袍走下楼来。他很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你已经是一个女人了啊！
成 默（2）
“你已经是一个女人了啊！”这些细节、这些声音再次清晰地浮现，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曾经拥有过多么浪漫的回忆。不是的，我早已经不是那些浪漫的女学生了。只是这么多如水的日子过去之后，我仍然会暗暗惊心：青春过早地显得单薄和萧瑟，即使在最年轻的时候。
后来，他和女友分手，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一个酒吧的女孩，他于是很少见我。冬天我买了极其便宜的毛线，开始织围巾。我旁边的男孩看着我专心致志地织围巾——它越来越长，他们很羡慕成默，因为他们包括成默在内可能都以为我爱上了他。但事实上当时我仍然是一个面容如水、眉眼平淡、不解风情的学院女子。我还没有学会去爱。我全力以赴地去织那条围巾只是因为我想和这个城市、和某个人多少有点关联，以至于不觉得过于孤单。我记得在很长一段空白的岁月里，成默是偌大的城市里惟一我可能牵挂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城市的，而且当我知道时，我也没有太留恋。
我们最后一次联络是九八年的冬天。我站在宿舍凉飕飕的过道里接听他从上海打过来的电话。他说，你交男朋友了吗？
我说没有。停了一下，我说，但是，我爱上了一个人。
他笑起来，是谁终于让你恋爱了。
我说是一个吉他手。
而成默严肃起来，说，你最好不要爱上这种人。
可是，我说，他是最好的吉他手。
你不要和他在一起，成默说。
可是，我固执地说，他人很好。
他们这种人总是很好的，他开始急切起来，我是知道的，我太明白他们，他们不会爱你这样的女孩，他们永远不会爱上你这样的女孩。
可是成默，太晚了，太晚了呵。我不是没有听你的警告，而我终于用青春的末梢拼却了最后一场春梦，直到物是人非，凄凉无限，而当年唱民谣的女生终于摇身一变，变成了幸福大街面容模糊、声音尖薄的女主唱。
我有打碎一个玻璃杯子（1）
小时候我有打碎过一个玻璃杯子。
好在那时候母亲上班去了。
我钻到桌子底下，把所有的碎片收集起来。
然后到邻居家借了一瓶浆糊，把拣到的碎片一点一点地拼成原来的形状。
好在那个玻璃杯子是有花纹的，这样好拼一些。
常识告诉我们，浆糊是粘不住杯子的。
好在我的惶恐感动了老天，借助外面再包一层报纸，我硬是用浆糊把玻璃碎片复原成杯子的形状。
然而事情总是有着意想不到的缺漏。
它最后只差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洞，大约直径1毫米的小碎片，可以填充它。
可是我没有找到那个最小的碎片。
我把杯子包起来，收在桌子底下最角落的地方。扫帚也扫不到的。
很长的时间，我都一直害怕着，害怕母亲发现那个我打碎的杯子。
我甚至不敢去看那个桌子。
我甚至盼望着有一天桌子挪开后，那个有着一个洞的用浆糊糊起来的杯子，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杯子。
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与其说是唯物论的影响，不如说是一种天生而宿命的失败感的笼罩。
这种害怕着有一天真相大白的心理，一直充斥着我的小时候。
我没有向母亲承认过，因为我害怕母亲生气。她会很生气，大声骂我，用小棍子打我。我最怕的是，她要把我赶出家门。
而我会在家门口一直哭泣，哭泣。
母亲是一个过分严厉的人。作为一个独自在外乡做工的女人，她要求我本分、礼貌。我跟工厂的许多人大声说，阿姨好叔叔好，但是，我憎恨这样。我憎恨这些条框，最后却习惯于它们。
我总是怕做错事情。我谨小慎微。我怕别人发现我做错了。所以我总是努力地去附和任何一种规范。我成绩一直很好。我遵守学生守则。我是三好学生。但是总习惯不停地犯错。我不停地掩盖。最后我变成了一个相当偏执的却又是一个毫无原则的烂好人。我的原则是：我错了，我又做错了，我把杯子打碎了。
这种害怕和谨小慎微后来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出了一种奇异的道德和勇气。我不穿裙子，像男孩子一样大笑，大大咧咧，为厂里的被人歧视的人大打出手，他们包括：一个白化病女孩，一个智障，一个因为穿花衣服而被嘲笑的男孩子。
那个白化病女孩最后因为她的处女之身嫁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有钱离异男人；那个被嘲笑的男孩子最后考上了清华；那个智障不知所终。
到了高中的住校时期，我的成长因为过度的约束而变得任性起来。和家里作斗争，和学校作斗争，不做早操，不戴校徽，上课看小说，写没有人读的热烈的情诗，翻墙出去看电影，离家出走。最后我中规中矩地考上大学，又以令人生疑的才华和乖巧读上研究生，成为小城镇工厂和母校的传奇——我的反抗其实是在一个戴眼镜的乖乖女的壳之下，微不足道。我依然是主流的，道德的。
后来，苏七七，一个在学校里读博士的女孩子，她说：阿飞这个女孩子，她的歌唱是道德的，她的尖叫也是道德的。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和阿良，我的男友，讲那个打碎的杯子的事情，讲那些不知道是不是毫无必要的一直伴随我成长的惶恐和重重忧虑。
但是我有顾忌，因为我担心这样的多愁善感会有女作家之嫌疑。
所以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我发展出一种口头的滔滔不绝和调笑的能力，随时嘲笑自己和调侃别人，随时把阿良逗笑。仿佛这也是可以掩盖自己的方法。
但放松下来的时候，和阿良单独相处，我就会突然沉默下来，面无表情。
阿良后来说过，他有时会害怕我，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这些。
我早就说过，阿良很忙。他是做IT的。我喜欢做IT的人，因为阿良是做IT的，而且他们很忙，单纯而质朴地本分地热爱着工作。这令我为他骄傲。因为我不但懒惰，且毫无责任心。阿良是我的反面。他身心健康。他是好儿子，好同事，好哥哥，好男友。
阿良有着一种微微有些过度的炫耀心态，但是体面。他和我读古典文学的好友谈古文观止，和搞音乐的人谈专业功放的制作，和我的乐手谈金属音乐，和我上武术课的同学谈跆拳道，和我的高中校友争辩他和她谁挣的钱更多，为我的朋友热心地显示厨艺。他有着一种令人失笑的热情，我时常为这样的自我夸耀而羞愧不止。但是我依然喜欢他。在我看来——这是他天真的表现。我固执地以为他善良、单纯，如同孩子。
更重要的是，我以为他爱我。
即使在他离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依然孜孜不倦地以为他爱我。我以为零点时分演出完毕，喧嚣的声音犹在震荡着耳膜，我穿着深蓝色的长裙子，在陌生城市的马路上狂奔，依然有人在家亮灯等我。
那个杯子，藏在桌子底下的杯子，其实早就已经不是完整的了。
正如母亲不是厂里最令人注目的女人一样，我也不是最绚丽的女孩子。关键在于，我们都同时保持了这种天生的自知之明和谦卑，甚至是笨拙。母亲从小提醒我的过失，以严厉的态度和棍棒责备我，称赞我身边的人是多么听话和礼貌，而斥责我却是多么无知而粗鲁。她经常说，就是因为你不听话，才变成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导致了我深深的自责和自卑。一直到了后来，母亲渐渐失去了一种厉害女人的态度，变得盲从而失去和这个社会匹配的精明的头脑，我才知道那是母亲表达爱意的惟一方法。啊，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的母亲最终没有学会如何更加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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