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天，国家癌症研究所派出了一个现场考察组来到鲍林的研究所检查工作。考察组及时地了解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很少，鲍林经常不在所里，员工们抱怨鲁滨逊的管理能力太差。考察组的报告对研究所今后提出资助的申请还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鲍林收到了从莱汶谷医院传来的一些好消息。进入初夏时节，卡梅隆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分析，表明服用维生素C的癌症病人，与历史性对照组病人相比，存活期要长三倍——前者是210天，后者只有50天。鲍林帮助他把这些结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并且同时向《国家科学院学报》和《国家癌症研究所学报》投稿。“看一下这次会有怎样的结果，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鲍林写信给卡梅隆这样说。
两家杂志的编辑很快就说出了他们对试验设计的关注，特别想了解对照组是怎样选取的。论文审稿人怎么能保证，在确定哪些病人被列入对照组以及他们的癌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时，使用的是相似的标准？论文声称所有病人都到了“癌症晚期”，但是谁又能保证，对于历史性对照组中的病人，始终如一地使用了同样的规定呢？《国家科学院学报》的论文审稿人签署了“严重保留”的意见，认为论文在选取对照组病例时没有遵循随机性原则。
整个夏季，鲍林一直与这两家刊物交涉，说明卡梅隆使用的对照组规模是很大的——对于每一位服用维生素C的受试者，对照组就包括了10个病例——而且，卡梅隆选取对照组病例的办法保证了随机性原则得到有效的贯彻。在此过程中，卡梅隆试验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英国《新科学家》杂志采访了卡梅隆（卡梅隆要求不要透露他本人的名字，以“避免本地许多病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并且报道说，接受维生素C治疗的100位病人在被断定为处于癌症晚期后，其中有15人又活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而在对照组的1000名病人中，只有4人的存活期达到了这一指标。卡梅隆说，服用维生素C的病人中，将近有10％的人显示出肿瘤缩小的明显证据。这篇文章还引述了其他癌症专家的意见，认为如要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这一篇文章，一定会碰到麻烦，原因在于关于对照组还缺乏足够的信息。正如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学流行病专家理查德·皮托所说，“历史性对照组这一概念作为胡说八道的根源，世界上莫此为甚。”
为了反驳这些批评的意见，鲍林采取了直截了当和以攻为守的策略。“我现在开始认识到，肿瘤学家对待新思想的态度应当对肿瘤治疗现状负主要的责任：尽管在过去20年时间里，用去了几十亿美元，但是癌症病人的存活期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他这样说道。
使鲍林惊恐不安的是，爱娃的健康继续在恶化，她为某些不明的疾病所困扰，甚至在鲍林外出期间也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使她错过了1976年加州理工学院为鲍林75周岁生日举行的盛大庆祝会。
几个月以后，她的病根终于诊断出来了：她患了胃癌。7月中旬，她接受了切除肿瘤和大半个胃的手术。她和鲍林不顾肿瘤专家的劝告，擅自决定不作化疗和放疗，而是采纳卡梅隆的建议，每日服用10克维生素C。似乎也真的起到了作用，没有多久，她就恢复了体力。她感到自己已足够健康，又可以经常陪同鲍林外出发表演说了。
鲍林实在不想知道要是没有她他将会怎么办。他俩比以前更加亲密了，生活中谁也缺不了谁，要把他们分开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两人也有争论不休的时候，而且是‘撮为激烈的争论“，爱娃有一次就对记者这样说。但是，”与一个永远是唯唯诺诺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要是那样的话，肯定其中一个是傻瓜，另一个是暴君。要不两个人就都是骗子。“
鲍林和爱娃可都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两人是天生的一对，头脑敏捷，友爱仁慈，幽默大方，才智过人，谈笑风生。1970年年中，一家电影公司的工作人员为鲍林拍摄一部短片，准备作为科学节目《新星》放映。从中就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记者：他是否有一点以我为中心的味道？
爱娃：唤，一点不错，完全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转向鲍林）你看呢？
鲍林：是的，肯定是这样。
记者：与他生活在一起，难不难？
爱娃：难，他是（大笑）……
鲍林：难吗？我还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为随和的人呢。
爱娃：嗯，也许是，巴——也可能是这么一种情况，但和他住在一起仍非常难。
鲍林：啊，在某种意义上，我倒认为与你难相处。你的原则性那么强，你的标准又那么高，我就只能整天循规蹈矩了。
爱娃：（大笑）你感到吃不消了吧？
鲍林：有一点。
爱娃：那么，下一次你想越轨的话，得让我知道。
鲍林：一言为定。
爱娃：那我们倒要看一看了，看一看到底是怎样的……
鲍林：不过，我仍然希望和你在一起。
鲍林看到她生了癌症，经过手术后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心里很害怕。她的精神开始恢复了，但因为切去了胃的大部分，因此饮食习惯就有必要改一改。她突然看上去比以前矮小了，人也更瘦弱，脸上的皱纹也比以前更多了。不错，她仍然陪鲍林外出，但她似乎更加珍惜在大苏尔牧场度过的时光，在那里，她再次迷上了音乐，在吉他的伴奏下学习唱民歌，并且还购置了一台大钢琴。她还经常根据自己的意愿让儿女和孙辈们过来看望她。小莱纳斯领着全家人，正好在离主房不远的地方，帮助建起了一幢迎宾的小屋，这样，孩子们看望老人就更加方便和自由了。70年代末，在大苏尔牧场的那些岁月是十分美好的，洋溢着友爱的气氛和音乐的旋律。有几个星期，鲍林和爱娃单独在一起，就是他们两个人，一对情深意笃的老伴，静静地倾听着大海的涛声。
24 老树新花（一）
一位很有说服力的人
对鲍林来说，使用维生素C治疗癌症，原本只是一个关系到科学的问题，现在，爱娃生了这种病，这就同时成了一件私人的事情。卡梅隆得到的最新成果再一次支持了鲍林的看法，也即这个问题比原来的认识更重要。1976年，就在他和卡梅隆的论文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的那一个星期里，鲍林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讲话。这一次，他不只是用温和的方式建议大家作进一步研究，而是用斩钉截铁的语调说：“根据我的观点，抗坏血酸很可能就是防治癌症的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物质。”他作出估计说，正确地使用维生素，可使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75％。
鲍林这种凭空想象出的估计，再加上他用作根据的资料又少得可怜，结果使医学界对他思想的藐视更加根深蒂固了。
然而，鲍林真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接下来，他和鲁滨逊打算向有关方面提出两笔要求资助的申请，其数额之大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第一个资助项目主要负责人是鲁滨逊，计划数是580万美元，配合凯瑟永久保健系统建立一个国家级尿库和血库，其中贮有可以供临床使用的几十万份样本；第二个资助项目由鲍林负责，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提供250万美元，“用来支持基础性研究，开展在苏格兰进行的那种对维生素C的试验、动物试验以及病人对照试验。”
基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提供资金的机构认为，这个研究所太小，难以支持重大的研究，他就要求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扩大研究所的规模。鲍林一连四次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然而他并没有气馁。正如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所说，“这位仁兄可不肯让步，他可以三天两头找上门跟你磨。”
1977年初，事情已不容再拖，这两份申请最终没有被批准。拒绝鲍林这个项目的部分理由是：评审人认为，对照试验很难做，治疗的方法也过于笼统，无法重复做试验。两个项目都被认为有不切实际的毛病：一个小小的研究所，管理和资金都很成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四名研究者，其中还包括鲍林，竟然要求提供800万美元的资助，胃口也实在太大了。
申请资助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本身就成了新闻。“鲍林和其他上了年纪的科学家一样，根本不想再等了，”国家癌症研究所项目规划人约翰·卡尔贝勒解释说。“他不想按一定的规章办事——科学研究也得一步一步来——而在他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森特一哲尔吉也曾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他研究维生素C对健康的益处，卡尔贝勒对他也没有客气一点。“我本人是想给鲍林或森特一哲尔吉钞票的，但我就是不愿意资助那些元老派人物，”他说，“而且他们连一份可供审核的申请书都不愿送上来。”
鲍林作出了反应。他给国会几十名议员寄去了项目建议书的抄件，并附上了一封信，说明申请遭到拒绝的情况。在这些议员中，就有特德·肯尼迪、乔治·麦戈文以及众议院负责卫生和营养的几个小组委员会主任。他和鲁滨逊还与一位律师进行了接触，询问能不能控告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公正行为。律师的咨询意见是，在法律上，美国人无权迫使他人一定要满足自己资助的要求，因此，他们控告一个联邦的机构，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不过，鲍林的活动至少对一个重要人物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文松·德维塔。“我的看法是，用抗坏血酸来防治癌症，很可能成为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癌症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对这一意见愈来愈深信不疑了，”鲍林在1977年初给德维塔的信中这样说。刚开始的时候，德维塔与大多数同行一样，对维生素C的价值根本就没有重视，他本人的基点就一直集中在癌症的药物冶疗上。此时，这位所长心里想，认真地作一次临床对照性试验，也许能一劳永逸地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鲍林博士开始与我在私下里接触，”他这样回忆道。“他两度写信给我，并且亲自来看望我。他使我相信，他得到的数据很有启发性……鲍林博士是一位很有说服力的人。”
在劝说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维生素C作一次试验的过程中，公众舆论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德维塔亲自指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征服癌症的战争”，联邦政府为这场运动已经拨出了几亿美元的资金。但是根据一些人的批评意见，他取得的成果却不多。正如鲍林不无得意地指出的那样，多年来，最普通也是最难治愈的癌症死亡率并无明显的下降。德维塔心里明白，要是他继续对鲍林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那么一些著名科学家公开施压、国会游说话动增强以及对国家癌症研究所进行攻击等等情况就会继续下去。
1977年3月，德维塔致函鲍林称，他正在作出安排，对维生素C进行鲍林所要的那种试验。试验者将是一位无可指责的权威人士：查尔斯·莫特尔，梅奥医学院肿瘤学教授，梅奥癌症综合防治中心主任。4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商讨如何进行有关的试验。这将是一次双育试验，受试对象是相当数量的晚期癌症病人，并用大剂量维生素C。鲍林在致函莫特尔时强调受试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统未受过干扰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疗或放疗严重影响的病人），以保证维生素C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强免疫系统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坚持运用维生素C的治疗方法。之所以要强调这最后一点，原因在于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观察到的那种反弹效应，也就是突然中断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时，癌症患者的血压不但不会逐渐恢复正常，反而会大幅度下降。鲍林非常担心这种反弹效应会夺走停服维生素C的病人的生命。莫特尔似乎对他的建议持欢迎态度。根据预定规划，梅奥的试验研究将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进行。
此时，鲍林夫妇的时间大致分成了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帕罗·阿尔托大苏尔牧场度过，另一部分则用于外出旅行。1977年夏季，鲍林和爱娃前往爱尔兰访问，在那里，他被选为一次环境学会议的名誉主席（他仍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声明，指出人口增长过快、核武器、环境恶化等造成的危险）；在瑞士参加了一次诺贝尔奖得主的会议；又到伦敦看望了彼得，并与英国科学家谈论维生素C和癌症的关系，最后又再次去莱波谷医院拜访了卡梅隆。鲍林曾费尽心机劝说他这位苏格兰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谢绝了他的邀请。
鲍林回到研究所以后，事情仍像往常一样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新科学家》杂志在1977年夏曾刊登过一篇调查报告，给研究所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各种各样的研究设备凌乱不堪，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遭到拒绝，工作人员对鲁滨逊的独断专行深表不满，所办的诊所运行不到八个月就关门了，据说是诊所主任就谁是负责人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而鲍林又不好意思进行干预和决断。
另一方面，筹资问题倒逐渐有了眉目。研究所在如《巴龙》、《华尔街杂志》等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构思巧妙的广告，开始收到成效：“一千只患有恶性肿瘤的老鼠待售——每只138美元”是其中一则广告的标题：“莱纳斯·鲍林——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年因维生素C获得诺贝尔奖”是另一则广告的标题。研究所还雇佣了一家专业的直邮公司来帮助策划募捐活动，例如，《预防》杂志的读者就成了募捐的对象。事实证明，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随着大批捐款源源不断流进，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1977年，来自非官方的捐款就超过研究所收入的一半；第二年，直邮募捐活动进入高潮，这一比例达到了85％。单单在1978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