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老婆则说：“如果我不再贪心，不带他看我们的房间，就不会收下他的木床和木柜，这样，金额就少了，大家理解起来也就顺溜多了。”
有的时候，他们夫妇俩也难免相互埋怨起来。老公说：“都怪你，常常把一分钱看得比铜锣还大，弄到现在不可收拾。”
这时，老婆就会很快流出眼泪，边哭边说：“你在部队一身轻，丢下一个家叫我一人担着。你子女的吃、喝、拉、撒、睡，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你管了吗？去年家里死了两头猪，我都哭了三天，你以为我对猪有感情吗？我哭的是钱！是哭穷！呜呜……”
听到老婆说到这里，老公自然是无话可说，坐在竹椅上，用葵扇一边招着风，一边拍打着蚊子，长叹一番。
时间久了，夫妻双方都认为不能这样等着，要主动出击。于是，就采取了下面的几招。
一是主动邀请银行里处于骨干岗位的年轻干部作为培养对象到家里来聊天，言谈中不断暗示要提他当股长什么的，着实让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
但是，一年半载下来，只听雷声响，不见雨水落。俗话说，肚子饥饿的时辰易熬，盼望升官的日子难受。久而久之，他们就心生怨言，说这行长只有嘴上功夫。
二是以挽回老公的政治生命为目标，联络起战友、老乡和关系客户中的政法纪检人力资源，解释求情。每天下午下得班来，两人草草吃了晚饭，各人骑一辆自行车，拎上一袋水果，夫妻双双一起消失在夜幕中——找人去了。
人们不知道，银行作为中央企业，员工的大多数以国家干部的规定管理，其职务任免由垂直管理，但党管体系既设有受命于垂直领导的党组，又设有地方领导的党委、支部，党员的奖惩则由地方党委负责。这样的情况，协调起来是十分困难的。
半年以后，省里明确下来，说撤不撤销行长职务，看地方党委对其党内处分的情况。
夫妇俩觉得，这球就在地方的球场上，而关键是认定受贿金额是2000元以上还是以下的问题（2000元以上就要开除出党）。这样，就涉及到那木床、木柜的金额折算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行长和纪检部门双方都不肯让步，一个说只有300元，一个说超过500元。到了后来，也不知是谁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外交技巧，在错误事实认定一栏中写道：“……收受现金1500元，和实物：木床一张、木柜一个。”
三是在行内党员中，寻找同情、宽恕、支持票。
事情过去了一年多，夫妇俩已经从当时的不好意思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多的不是我，有4000多元的呢！最少、最倒霉的也不是我们，有300元就丢了面子的呢。”这样想着、想着，心里就坦然多了。
接下来就是银行支部研究处分建议，逐级呈报的问题。他们又在行内忙开了，这情景绝对不亚于行长当年在部队从班长争取表现升排长的劲头。
但是，部队有一句话说得好：“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部队支部的党员流动性也很大。而到了地方就不同了，有不少人在一个单位从入伍到退休，从来没有挪动过。处理这种人际关系，如果军转干部不善于切入和把握特点，就会吃亏。这行长夫妇就犯了这方面的小错误，今天封官许愿，明天奉承一番，只开花不结果，让谁听了都心烦。在地方，人们看领导处事，是一件、一件的看，形成印象之后就很难改变了。
在支部大会上，开始形成了两派意见：
行长老婆为首的一方认为给予警告处分就可以了，夫人发表了意见后还加重语气说了句：“我看就是警告啊！”
以副行长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性质恶劣，必须开除党籍。
在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支部委员开口表态说：“行长同志犯这个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影响也非常不好。但人生奋斗到现在也不容易。我的看法，除了终止其政治生命以外的任何处分都是合适的。”
这话一出，受到没有表态的党员和先前要求开除其党籍的党员支持。事实上，这也是县、市纪检部门能接受的底线。
三个月后，纪委和监察局的处分下来了，给予这行长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建议撤销行政职务。又过了一个月，省行也来了文件，撤销他的行长职务。
不久，他们一家因为在县里呆得别扭，就到了市里就业去了。
公元2006年7月19~20日，也就是作者写到这个故事的当晚，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再说长江》节目，讲到长江源亘古至今滋润着成都平原，都江堰两千年来造福中华儿女，堪称鬼斧神工的杰作。
当晚，我在甜甜地进入梦乡后，忽然看见风景秀丽的都江堰的分水岭的房屋上面，从天上飘下的两条绳子挂着两个大气球。两个气球下面各挂着一副横幅，横幅两端挂着一副对联。气球、横幅和对联在微风吹拂下形成一个又像弯刀，又像旧钱币似的图像。我在朦胧中睁大眼睛，看见其中一副横幅写着“爱恨交织”四个字，这条横幅挂着的对联是：
“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夜草难肥。”
在梦中，我好像又费了很大的劲，再睁开眼睛看见另一个气球挂的横幅写着“福祸连理”四个字，而这一条横幅挂着的对联上则写着：
“水流两路，去之必须有道；”
“君子爱财，取之应该有理。”
这时，我忽然清醒地思考：这梦境是讲水呢，还是讲钱？还是讲自然与人的共性？又或是讲做人的道理呢？——不得其解。
我看过《周公解梦说》，也读过《水浒传》中宋江每遇困境被托了梦，马上叫醒军师吴用解梦的故事。我虽然经常做梦而且不知梦境，但也没有必要养一个军师帮助我分析梦中意义。因此，养就了我对梦不甚了了的态度，久而久之就忘了。
不过，古人在《吕氏读诗记》里说：“人之精神，与天地阴阳流通，故梦各以类至。知此则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我认识的几个行长（二）
更新时间2008…10…3 9：37：30 字数：10757
（二）我认识的三个分行行长
一个大器行长。
1982年，分行调来了一个新行长。在任职三个月后，觉得对全区的情况做足了功课，对各县业务干部有所了解后，就决定带领计划、信贷、会计、储蓄的科长到各县走一走。他虽然是平调上任，但作为新官，烧烧他的三把火也是很自然的事。
一天上午，行长叫我去参加行务会。什么叫行务会呢？就是由行长牵头组织各股长参加的会议。
当时，我虽然还没有正式任命为信贷股长，但已经实际负责了一年多了。因此，支行每次召开行务会都会通知我参加。
会上，行长通知大家，分行领导带领各业务科长检查工作，下午到达。看看各股有什么事要协调的？要做什么准备，等等。会议很短，散会后各人就做汇报准备去了。
下午三点，分行长一行来到支行会议室。
这位新行长约摸四十出头，脸上表现出坚毅的神情。大家寒暄了几句客套话后，正题就开始了。分行计划科长提了各部门的汇报要求，点名下午由会计、信贷两个部门汇报。这样，就由会计股长从支行业务量、经费、职工住房等讲了半个下午，行长不时拿全省的平均水平和先进水平做比较，提醒要加强管理。这让各股长觉得分行的人不是只带来了两个耳朵，可能有事发生。
轮到我汇报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一个副行长说：“不要怕，向分行汇报吗！”
这时，分行行长看了桌上的一个小本子，划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跟坐在旁边的信贷科长说了一句什么，就看着我说：“不用紧张，慢慢说。啊？”
这时，我恢复了平静，从本县国营工业、二轻、物资供销企业、商业企业的总的情况说起，然后，重点评价本地工业与全省平均资金占用水平的差距，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重点要求省地分行帮助解决重点项目改造的资金的重要性和金额。这行长一边听一边记，没有讲一句话。而坐在他左右两边的分别是信贷科长和计划科长，他们的表情则有点特别：计划科长一边听，一边微微笑着；信贷科长一边听着，那脸始终紧绷着，生怕我讲话出什么纰漏影响信贷系统。
我用了一个多小时，讲完后也就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我讲完后，分行行长说：“好！哪位是计划股长？”
计划股长忙点头说：“我是。”
行长又说：“什么时候参加银行工作的？”
股长说：“1951年。”
行长又说：“老银行了，难得。”
这股长脸上泛起一丝笑意，说：“混日子。”
行长又说：“明天听你汇报，看你的了。”
股长唯唯诺诺，就散了会。
当晚，支行在县新旅社招待了分行行长一行。参加会议的同志都陪同进餐，这样摆了两桌。席间，支行行长对分行行长，股长对科长地对等招待着，大家十分融洽地吃完了晚饭。
晚饭后，分行行长回到支行，在行长的办公室喝茶。我因为觉得职级上距离太大而不方便进去，但又担心行长要什么资料，找不到而误事，也留在与行长室隔壁的信贷办公室。
一会儿，在不经意间听到分行行长在询问我的情况。
后来，只听分行行长问：“为什么不用呢？”
支行长解释说：“我们很重视，已报给财办，地方有不同看法。”
分行行长对在场的计划科长说：“明天下午，我们到财办时，不要忘了这事。”
第二天上午，汇报会继续进行。要求计划股长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信贷现金计划和货币流通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邻近的江西、福建边境对本地货币投放量的影响。这后一个问题是理论性很强而实际操作难度也很大的课题，属于宏观经济务虚的范畴。
只见老股长时而信心很足的侃侃而谈，时而又支吾其词。偏偏在此时，这分行长就特别多提问，有些问题还特别专业，让股长一回答就知道是做了工作还是虚以应对。一个小时下来，这老股长已经汗流浃背了。
支行的几个股长也看到了厉害，坐在沙发上动弹不得，心里说道：“这回真是老猫烧须了。”
不多时，股长汇报完了，分行行长板起脸孔说道：“大家都在听吧？我们做经济工作，不能满足于‘大概、可能、估计、基本上’这些空洞的词汇。当行长的干什么去了？”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看见三个行长的脸一个比一个红。便缓和了口气说：“行长要怎样当？无非是看人、用人！当行长的就是要经常看部下在干什么，估计他在想什么。当一个业务部门，写的分析报告，每个季度都一模一样，我们还要这人干吗？就是不能用这样的人！你们不是缺乏有水平的人，不是没有努力工作的人。但是，作为领导，要去发现他们，任用他们，你的行长就好当了，各项工作就自然上去了。”
顿了顿，他又问支行一把手：“是不是这样？”
支行长立即点点头说：“是，是，是。”
话说这个股长被训了一通后，散会后就找了个机会私下问了计划科长，科长说：“这事在分行的时候，行长看了你的业务报告，就已经决定要批评一下你，改进工作。”
自始，老股长觉得没有面子，很难再呆下去了。
在1982~83年省金融专科学校准备升格为正厅级时，省人民银行要求老银行骨干支援学校教师队伍建设，他就强烈要求并借调到该校试用了半年。这年中恰逢我在广州，有一晚我到珠江岸边的长堤拜访老校长，后来又来了抓教学的副校长，这样，两个校长、一个学生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聊了一晚。
临别时，教学副校长握着我的手，十分委婉地对我说：“你那位同事，就教学与他原来的工作相比，我看他更适应后者。”
副校长这话说完后的一个月，他就回来了。但心理上的创伤有增无减，不久带着家眷回老家去了。
这位分行行长不久也调动了工作，到省里任职去了。
一个随和行长。
这位分行行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的信贷副科长。他带一副近视眼镜，为人随和，不拘小节，也许他从来没有往上爬的意思，是时势造英雄般把他推上了分行行长的岗位上。
话还得从我刚回到梅州时说起。
那时的如银行分行信贷科只有三个人，科长被抽调到地区清产核资办公室工作，时任副科长的他就主持全科工作。当时，我们支行信贷股一些老同志退休的退休走了，生病的长住在医院里，升官的当了行长。因此，与地区协调汇报等一摊摊事，就轮到我去处理了。
实际上，我在省行读书时见过这个副科长一面，那时，他坐在分行的运钞车里上到省行。当时，我们也很关注家乡来省行的车和人，也跟他打过招呼。
我第一次作为他的部下到信贷科是1980年七月份，分行进行半年总结的时候。当时我到达分行时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一到信贷科，大家都起身，让座欢迎，而里面坐着的近视眼一边睁大眼睛看他的报表，一边写着什么，嘴上说了一句：“到了？”
我一看是见过面的，就说：“是。”算是打过招呼。接着，科里同志就带着我到梅县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走进会议室一看，各县来的都是将到退休年龄的老同志，便不好意思地选了一个最边角的座位坐下。而当这科长进来的时候，有处于中心的主持人位子等着他坐，而他偏偏来到我的身边坐下。并在开会时把我介绍给大家。自始，我就算认识各县的同行了。
在轮到我汇报工作的时候，心里紧张，读起总结来难免快了一些，科长说：“都是自己人，好事坏事都关起门来总结，不要紧张。”
这样，我的心里就放松了。
第三天是会议小结，轮到科长做主讲嘉宾了。他完全不像人们心目中的官样：他仍然坐在我旁边，讲话时，嘴上说着那是一定的，眼睛很认真的一个一个轮番看着大家，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