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是会议小结，轮到科长做主讲嘉宾了。他完全不像人们心目中的官样：他仍然坐在我旁边，讲话时，嘴上说着那是一定的，眼睛很认真的一个一个轮番看着大家，两个手也没有闲的时候：一个手拿着笔记本和讲稿，另一个手不停地来回摸着我的大腿。我也不好说什么，倒是大家觉得挺有趣。
有一回，我也是到分行开会。听说科里的小张病了，我们几个县的信贷股长，想去她家看望一下，便问科长：“小张住哪里？”
科长不经意地说：“住哪里？一起工作两年多，我还真不知道。”
后来他找了一个知道她住所的同事，他和我们一起看望了小张。像这样科长不知道科员住家的情形，在地、县级的管理机关是不多见的。
后来，他在省行的干部考察中，被认为德、能、勤、绩都优秀，被提拔为分行行长。
1984~1990年，是我在金融经济理论研究中出成绩的时期。有两次在韶关召开的省级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我都凭自己的论文受到省里的肯定而参加了。自始，我知道了韶关的南华寺和南苑、北苑宾馆，还第一次听到温州的情况介绍——尽管当时介绍时是负面看法多于正面。
1986年，省里在韶关召开研讨会，我是在前一天到了梅县。第二天，与分行行长一行开车大摇大摆地往韶关进发。中午时分，在河源灯塔吃午饭。
我们找了一个小饭店，坐下后，行长说：“这里的白豆腐很好吃，一定要点上。不要放肉，叫清炒白豆腐一盘。”
我们按照他的吩咐，一行五人，点了四菜一汤，吃得差不多了，行长说：“再来一盘白豆腐，一样不要放肉。”
上盘吃完后，行长又说：“再来一盘！”
于是，我们又吃了一盘灯塔的清炒白豆腐。就这样，这顿午饭，我们吃了三盘白豆腐。
这顿饭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数十年间，我在广州、深圳——梅州的路上往返，少说也有数十次之多，我都特别经意地在灯塔吃午饭，也特别喜欢点上清炒白豆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好味不常有，好菜不再炒。如今的灯塔豆腐正迈步坚定的步伐向现代的味道变化。——这是后话。
话说当日，我们吃过午饭，抱着十分满足的心情，开车经连平、忠信的省道向韶关进发，下午五点多钟，到了翁源县城，车里的“军师”说：“到县招待所住，不要在那里吃。晚饭我带你们到小店去吃。”
得到行长首肯后，小车就开上了一个山岗，岗上是一个集市。我们停好车就在集市上买起了菜，计有草鱼一条、猪肚一个，咸菜半斤，青菜若干。
然后走进了一个小饭店，请饭店给我们加工。行长吩咐饭店：“鱼头配咸菜打汤一盆，猪肚炒咸菜一盘，红烧草鱼一盘，两个青菜一个清炒，一个蒜蓉白灼。”
我们刚找了一个饭桌旁坐下，行长就像美越战争中的美兵班长一样，十分熟练地指挥着他手下的每一个兵：“小卢：你去买一瓶米酒，吃鱼时没有米酒很腥；老陈：你去弄壶铁观音来；小肖：你去看着给我们加工鱼的师傅，他们的习惯动作是喜欢把切好的鱼从身边往地上掉。”
我一听，心想：“这事都有？”于是飞快地出了门，到饭店的厨房当监工去了。
刚一到，就看见刀工用菜刀习惯地将切好的鱼肉刮到了地上，我急忙说：“师傅：你看，不小心把鱼肉掉在地上了。”
师傅听到讲话，看了一眼地上，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哎，对不起！”旋即将鱼肉捞了上来。
我在监工的行当上做出了成绩后，心里也有点高兴，晚饭吃得很香也不再表。
回到招待所后，我由衷地说：“你们老同志经验太丰富了，真的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行长笑着说：“这么说吧：人走多了夜路，就会遇到鬼。”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我们驱车再往韶关方向前进，十点到了位于曲江县的南华寺。行长说：“南华寺是名寺，下来看看。”
平心而论，我已经到过一回南华寺。在1984年的时候，也是省里在韶关召开经济金融理论研讨会。当时，我们来到南华寺参观的时候，还破天荒地吃了一顿佛家用素菜做成的鸡、鱼、猪、牛的菜肴，那味道至今仍可津津有味地回忆。
据说，当时每桌价格是800元人民币——这个价格在当时也是破天荒的。为什么我们能享受到呢？人们找了个理由，说是专家、学者研究经济理论，不给他们吃好一点，他们能讲得出来吗？——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吃了一顿南华寺的丰盛的斋菜。
行长对南华寺的气派非常满意，看到有南华寺的历史传承的书籍出售，行长吩咐我说：“小肖，去买一本给我，机会难得。”
于是，我就去买了两本，一本给行长，一本自己留着。我再看了那几副对联，越看越爱，又抄了一回。一个多小时下来，我们才上路。
到了宾馆，人们无心看论文，因为带论文来的代表，已经按照要求把论文印刷了400份，除了满足这次会议的需要，有一部分是要给省里带到国家在陕西召开的经济理论会议的材料。我翻开南华寺的小册子，里面介绍了开基祖惠能六祖和尚当初在受到师傅慧眼识真金的时候，道出成名谒语：“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来受到同门师兄的迫害，历尽艰辛，创建了南华寺。
这情景，真像一部电视剧里说的：
真君子无惧无畏，大丈夫能屈能伸；
饱受磨难真男儿，不被人忌是庸才。
其实，行长是个乐天派。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都还有一大堆问题等着他解决，他在茫无头绪地过着日子。就像他自己也不太相信地当了分行行长一般，有人看着他的进步，发表感想说：“这官运要是追上了你，你就是拆下门板来挡也挡不住！”
我回忆起对不起他的事情也是有的。
那是1982年的时候，我刚接手县五级电站的贷款管理工作。我在调查研究几个月后，觉得按照原定计划和资金概算要完成五级电站的项目是不可能的，如果成为烂尾工程将对县水电局和银行构成灾难。当时，贷款给电站的资金是省行的专项贷款，我认为有必要向省行汇报真实情况。于是，就写了《关于我县五级电站建设情况和资金概算缺口的报告》，以银行正式文件主送省人民银行，抄报地区分行。
文件发出三天后，当时仍是信贷科长的他，打电话给我，说：“你发这个文件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一声？我刚刚向省分行说缺口120万，你的文件就说缺口150万。我的文件说可以按原计划还款，你的文件就说推后三年还清是‘可望的’。这样，省行听谁的？老兄，我收到你的文件与省行收到文件几乎是同一时间，省里打电话给我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次被你们害死了。”
两天后，我又接到他的电话，他说：“省里要来人，你准备一份文件，说我们经过进一步的挖潜，增加120万可以拿下五级电站，归还期限也是按照原来的，由县水电局统筹还款，并与县里协调好。”
这样，我又忙碌了一回。
人们想象不到的是：省里下来的科长是比我高两届的学长，名叫吴广生。原来，他看了我写的文件，觉得这种文件不多见，就打了电话问地区分行，决定下来看看。他先到了地区分行，然后由我的科长陪同他到了县里。
当时，我们县里接待上面来人有个规矩：来到的时候在支行吃平餐，每顿交三两二角钱。走的时候，由支行像样的款待一顿。
也是因为当时年轻，接到地区分行通知，省、地分行要来人时，我向行长汇报后，就向总务借了10元钱，到市场上买了一斤多的一刀切猪肉和青菜，自己下厨煮了两个菜，等待他们到来。
那个时候没有专车，坐客车从梅县到平远一般要三小时左右，有时候坏车就更把握不定了。他们到来时已经是中午一点多钟了，我请他们两人到饭堂吃了饭，安排在办公室稍事休息。我就去收拾他们吃过的碗筷。发现两人都把肥肉剩在碗里，我顿时觉得很难为情，很对不起他们。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有这个感觉。
而他们两人，虽说都是省、地的科长，一点个人的要求都没有，也没有因为吃的问题而影响工作，下午就听汇报。第二天，和我一起，坐客车到了热柘乡，然后向乡农业银行营业所借了自行车，骑车五公里到了电站工地。回来后又到了县农委，协调统筹还款事宜。
在事情处理到近尾声的时候，我的这个在刚毅脸庞上长着一对虎虎有神大眼睛的学长，已经知道我是他的学弟了。他很真诚地说：“这事谢谢你！虽说水电专项资金，钱是省里的，但管理主要在下面。如果我听不到真话，就会被人害死。事情是怎样，就应该怎样，你看，这事一出来，说项目投资不够，效益也打了折扣，我心中有了数，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不就很好吗？”
地分行科长在旁边听着不便吱声。
我通过与这两个科长一起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使我在思想深处对省行机关乃至省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正面印象。改革开放后有了飞速发展的深圳，如果让我评价，深圳的速度和效率与广州的广东省机关的正派与坦诚同样令人称道。我们每到省里办事，我所在的山区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礼物，但到了省里却受到格外关照。
有一回，一个刚从本县外单位调任的支行行长到省行请求省里拨款修建宿舍，心想能弄个十万、八万也就不错了。谁知，省行行长听了汇报后问支行长：“50万够了吗？”
支行长一听，以为自己普通话不准，听错了，就很认真地问道：“什么？”
省行办公室同志补充说：“行长问你，50万够不够，不够的话给你加点。”
支行长听得真切，差点儿晕死过去。待回过神来后，把头点成货郎鼓般连连说：“够了！够了！够了！”
后来，这事在省行机关被当作基层老实人的正面形象而传开。自此，我们到省行办事，真是要哪壶提那壶，十分顺手。也许省里的同志认为：行长都老实成这样，下面再调皮也调皮不到哪里去。
两年以后，地分行科长当了分行行长，而省行科长则当了处长。县里班子换届后，县长破天荒地带领计委、经委一帮人到了省行，请求省行支持而找到了这位处长，他意味深长地对县长说：“你们县银行有一支过硬的信贷队伍，县政府应该支持和依靠他们。”
而这个带队的县长正是我所熟悉的从经委的一个工厂的厂长起家的。
话说这分行行长，因为人民银行与工商银行分家而与我脱离了从属关系。此后，有一次他到县里检查工作，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闲聊，我笑着说：“老领导，我再投到你门下怎样？”
他两眼发着亮光，很认真地问：“真的吗？”
我因为思想准备不足，不敢再说下去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再见到他。
一个长者行长。
我认识的另一位分行行长是我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崇拜的偶像，也是我与之神通的长者。至今，我的处事方式仍然保留着认识的这位长者的痕迹。
说起他，与共和国成长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国前，他是广东人民熟悉的东江纵队的小战士。建国后，因为根正苗红加上年轻，就在共青团某地委任科长、副处长。年轻时，因为自己的光荣历史，养就了他敢想敢说的性格，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因为他那张嘴，几乎成了一个地道的右派。
这反右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呢？在我年少的时候，叔公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反右后期，有扩大化倾向，每个单位都有右派指标。一天晚上，一个单位召开党员大会，要定出本单位党内的右派一人，大家想来想去，都觉得没有合适的人选。当然，也不方便说谁是右派。就这样你看我，我看你，熬到了凌晨四点。这时，有一个人实在憋不住了，就起身去小便，他这一走动对自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人们不是说过吗：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倒是激发了会议主持人的思路。主持人看着他离开了会议室，立即敲了敲桌子，叫醒与会众人，然后小声说：“就选他当右派，大家同意吗？”
充满睡意的与会者一听来了神，立即表示赞同。主持人说：“那就这样定了。”
这时，那位已经小完便，刚回到会议室，还没有坐下，主持人说：“不用坐了，就要散会了。我告诉你一个决定：本单位的右派是你。”
那位争辩说：“哪有这样搞的！拉泡尿就成了右派？”
主持人说：“我们发扬民主，现在表决，不同意他当右派的举手。”
那位小便者一看众人，没有一个举手。主持人又说了：“你看，也不是谁冤枉你，这是集体的决定。”
这位右派不但在其后的三十年人生生涯中历经不幸，而且给他的子女带来了无尽伤害。叔公当时告诉我说：“所以，人生在世，连小便都要小心哪！”
话说回来，行长虽然在反右运动中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但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没有那么好运了，停职、批斗、进“五&；#8226；七干校”劳动改造，一样都不少。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由原来的处级降为正科安排到了银行。他从枪林弹雨中走来，又在科、处级岗位上锻炼了那么长时间，加上年轻有朝气、肯学习，无论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还是业务水平，都不低。在银行科长岗位上游刃有余，领导艺术和成绩很快受到大家的肯定，不久，被提为分行副行长。
我们之间相互认识是因为我的文章。1981年，国家在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人们开始有了效益、效率的概念，银行信贷部门也加强了对工商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力度。当时，我写的一份《本县国营工业资金活动分析报告》，在给信贷科的同时给了金融研究所。行长看到后，对我所采取的“阐明成绩结合因果，分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