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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于12月12日宣布实行帝制后，同盟国德、奥驻京公使首先到外交部祝贺，并要求晋见袁氏。袁唯恐亲近德、奥，而得罪英、日等协约国，借故拒绝。当时，俄国公使曾建议协约国家承认帝制，以免同盟国先承认，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英、法也表示同情。但是，日本情报灵通，已获悉云南起义迫在眉睫，所以坚持不予承认，并于12月15日联合英、俄、法、意各国再次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说“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⑥这时，袁世凯才明白大隈对他的许诺是靠不住的，朱尔典把英、日同盟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没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于是，袁便不敢再忽视日本的警告，立即决定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以祝贺日皇加冕和赠送日皇大勋章为名，企图直接与大隈密谈，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开始，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周自齐，还说准备以亲王礼接待他。不料周的秘密使命败露，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也招来英、俄对日本的嫉妒，日本不得不改变对周的态度。在周临行的前一天，即1916年1月26日，日本政府忽然通知袁政府说：“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
消息传开，袁世凯懊丧已极，立即陷于想当儿皇帝而不可得的悲哀之中。负责对日本交涉的曹汝霖赶忙用日文写了一篇题为《日本与中国》的文章，刊登于《东华评论周刊》，先是抱怨“日本对华政策变幻莫测，难知其真正目的所在”。接着就要求日本继续信任袁世凯政府，他说：“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互相恋爱，继则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进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
曹汝霖妄想用这种无耻献媚来重新邀得日本垂青；然而，日本见袁世凯搞得怨声载道，丧尽人心，便决定抛弃他，另寻一个工具。日本政府派遣特务与冯国璋联络。同时，一边暗中插手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反袁运动，一边在东北和内蒙等地支持满蒙亲贵宗社党暴乱，企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乘机扩大侵略权益。还不断公开地指责袁氏称帝“妨碍了东亚和平”，扬言派兵进入中国内地“自由行动”。又联合各国拒绝接受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袁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外称中华民国，对内则强令用“洪宪”纪年，形成民国与帝国，总统与皇帝同时并存的局面。有一个党羽认为对内对外不一律，有伤国体尊严，袁说：“横竖外交上之文件百姓也看不见，而且我是做中国的皇帝，不是做外国的君主，外人不承认洪宪国号，惟有变通办法罢了。”由此人们谑称袁为“总统皇帝”，“中西合璧之元首”。
这种内外交困局面的出现，使袁世凯惶恐不安，深感前途暗淡。他原来准备在元旦或2月3日（阴历正月初一）登极，随后不得不一再延缓下来。可是，由于他的欺骗和胁迫，在一些官僚当中产生的对帝制的畸形狂热，一时却冷不下来，从元旦到2月中，各省将军巡按使和“商民”吁请“早正大位”的文电，不断飞到新华宫。这些千篇一律的电文再也不能引起袁的乐趣，因为他已深深地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既不敢悍然登极，又不愿承认帝制失败。吁请登极的文电，徒然增加他的烦恼而已。
袁世凯为摆脱被动局面，争取帝国主义各国的同情，他于2月23日下令延缓登极，禁止再递呈吁请登极的文电。他说：“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予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权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⑦
28日这一天，袁世凯接连颁发申令、告令各一道，把久已忘却的立法院又提了出来，命令以去年国民会议议员选举复选当选人作为立法院议员，提前于5月1日召集立法院。在告令中，他大讲立法机构的重要性，说什么当此“厉行宪政”的时刻，“尤贵有集民意之立法机关，以宏久安长治之远谋”。然而，直至袁死，立法院并没有召集，他之所以在这时侈谈“实行法制，尊重民意”，只是在他遭受挫折后收买人心的一种欺骗手段而已。
袁世凯一向迷信武力，把扭转不利局面的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为了鼓舞士气，他给前线北洋军运去大批“慰问品”。2月中下旬，北洋军源源不断涌入四川和湖南，与护国军兵力对比上占了绝对优势。袁严令全线反攻。3月3日冯玉祥旅攻占叙州，袁破格封他为三等男爵。7日，张敬尧等攻占纳溪和江安等地，袁申令张晋授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和吴新田均升授陆军中将。特别使袁喜出望外的是：陈宦于3月10日电奏到京，报告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领一支奇兵，由会理南下，夜袭摩鱼，由姜驿渡过金沙江，进抵芝麻口，攻入滇北。袁立即申令授杨起元勋五位，称赞他“出奇制胜”，“骁勇绝伦”。⑧
在入川北洋军捷报频传的时候，龙觐光军攻占滇桂边剥隘和第六师攻占湖南麻阳的电报也传到北京。袁世凯被这些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云贵“不难指日荡平”，特派熊希龄为湘西宣慰使，曾鉴为川南宣慰使，各携带财政部拨款五万元和他个人捐款一万元，分别前往川、湘抚恤，“处理善后”。3月10日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强令商民认购助战。次日又公布《颂爵条例》，规定“有大功绩者”可特封为亲王（年俸两万元）、郡王（年俸一万元）和公侯伯子男等世袭爵位。⑨
可是，袁世凯高兴的时间十分短暂。尽管他不断封爵赏禄以鼓舞士气，北洋军的攻势也未能持久。入川北洋军占领纳溪后，已成强弩之末，无力再发动进攻，只得与护国军对峙于纳溪和大洲驿之间。正在这时，却突然发生了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反袁的大事件。
原来，云南起义后，袁世凯曾要陆荣廷率领桂军进攻云南。陆以饷械不足为理由，一再推拖，引起袁对他的怀疑。贵州宣布独立后，陆主动向袁要求带兵征贵州，请求拨饷械。袁对他不放心，以“桂疆重要，未许其行”，而命令他协助龙觐光攻云南。他马上照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领桂军五营随龙军出发。袁封陆裕光为三等男爵，以笼络陆氏父子。然而这时陆荣廷见全国反帝制运动高涨，已暗中决定反袁，并和进步党人梁启超等建立了联系，而表面上对袁极力表示恭顺。袁派去监视他的巡按使王祖同对他的秘密活动毫无觉察，直到3月初还密报袁说他可靠。袁信以为真，为了进一步笼络他，批准拨给他军饷一百万元和枪五千枝，于3月7日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率桂军进攻贵州。袁本想在云贵开辟一个新战场，一举消灭护国军，没想到陆于领到饷械之后，忽然于15日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讨袁。与此同时，陆裕光于百色也将龙觐光的司令部包围，迫使龙缴械投降，接受改编。当袁因龙觐光攻占剥隘，而发表他为督理云南军务兼署云南巡按使时，他已在百色作了阶下囚。
广西独立和龙军覆灭以后，云南、贵州和广西连成一片，直接威胁广东、四川和湖南。这时，四川前线的护国军又乘机反攻，从3月17日起，仅仅几天时间就夺回了纳溪、江安等县。张敬尧负伤，仓皇逃到沪州，急电北洋政府求援，“日索饷械”。袁世凯的军事围攻政策完全破产。此时，他又得到表明“形势日益严重”的许多情报，如日本准备承认南方独立各省为“交战国”，“广东独立迫在眼前”，“湖南、江西及南方各省都出现不稳迹象”，“长江下游亦正观变而动”，等等。
正当袁世凯被一片告警、求援、索饷的呼声弄得焦头烂额、坐卧不安时，他又收到了冯国璋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密电。在这个密电上列名的还有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⑩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军阀第一次公开向他的权力挑战，而且五个将军都是地方实力派，事情就显得更为严重。这时，徐世昌来信劝他说：“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莫理逊也给他送来一个便笺，说“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1＇这一切使他深感北洋集团有从内部崩溃的危险。形势逼人，朝不保夕。他见机行事，遂决定取消帝制，妄图摆脱危机。
袁世凯先分别召见了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梁士诒等人，一一说明他的决定。以后又召见张一，指令他起草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又拿出王式通起草的一份稿子交张一参考，并说：“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张说：“此事为小人蒙蔽。”袁道：“此是余自己不好，不能咎人。”袁氏21日在新华宫召集会议，参加的人有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钤、梁士诒、倪嗣冲等。徐世昌和段祺瑞也出席。袁氏无可奈何地提出取消帝制。到会者大都唯唯诺诺，表示除此以外别无更好办法。只有倪嗣冲作出一付金刚怒目的样子叫道：“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而后己。”＇3＇袁连忙劝止。当天开去陆征祥国务卿，而以徐世昌接任，“即日视事”。＇4＇
22日，袁世凯申令撤销承认帝制案，由徐世昌副署发表，又恢复黎元洪的副总统职务。翌日，告令“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5＇此后又公布焚毁帝制文电八百余件，用以表示不再称帝的决心。
从袁世凯称帝那一天（12月12日）起，至取消帝制之日（1916年3月22日）止，总共只有一百另二天；如果从洪宪改元（1916年元旦）算起，至颁令废止洪宪年号之日（3月23日）止，则只有八十三天。洪宪王朝的短命，是袁倒行逆施的必然结果。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原来的愿望相反。不管袁的权势是多么显赫，口号是多么响亮，也不论他的手段是多么毒辣，只要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干违反人民愿望的勾当，那就必然要失败，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注释：
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人文月刊社版，页302，张一眉批。
②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页32。
③《政府公报》，1915年12月30日。
④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127。
⑤同④，页128。
⑥同④，页129。
⑦同③，1916年2月24日。
⑧同③，1916年3月12日。
⑨同③，1916年3月12日。
⑩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篇，页320。一说五将军密电列名者无张勋，而有湖南将军汤芗铭。
＇1＇《莫理逊致袁世凯便笺》，1916年3月21日，见《莫理逊通信集》（TheCorrespondenceofG。E。Morrison）第2册，剑桥大学1976年版，页496。
＇2＇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页48。
＇3＇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1年5月版，页356。
＇4＇同③，1916年3月23日。
＇5＇同③，1916年3月24日。
袁世凯之死
袁世凯做不成皇帝，回过头来想再做总统，继续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关于这一点，他在撤销承认帝制的申令中已公开说出来。
在这个精心炮制的申令里，虽然他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这句封建帝王“罪已诏”中常用的话，借以平息全国各阶层对他的愤慨，但是，在谈到洪宪帝制这场大变乱的具体责任时，他却推卸得一干二净。他说：“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
，躬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已至无可逶避，始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袁世凯公然抹煞事实，说什么帝制”并未实行“，这不过是为了证明他仍有继续做总统的资格。所以，接着他便以调解者的口吻说：”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申令结尾特别强调：”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①
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本大总统”字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这几个字是袁氏看到张一起草的原稿后，亲自提笔添上去的。这是他由皇帝变总统的点睛传神之笔。据张一回忆：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长篇文字，经袁删改者，“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②这个由“予”改为“本大总统”的办法，正是袁在穷途末路时“天禀过人”的表现。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