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集团上层的动荡，进一步削弱了袁世凯统治的社会基础。表面看去，由于闹帝制，袁氏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实际上已陡然跌落。辛亥革命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北洋集团和立宪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却把他视为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连一些追随他的人也心怀疑惧，暗中担忧，认为他不仅“已自踞于火炉之上”，更将他们也“一一牵入猛火地狱中”。＇13＇袁世凯的周围只剩下一小撮舐痈吮痔之徒，他已经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仿佛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顶上。
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袁世凯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决心蛮干到底，主观地认为社会动荡“无关大局”。1915年10月2日，他还得意地对朱尔典说：“内乱不可决其无，至于放炸弹谋暗杀等事于共和时代既无时无之，则君主立宪想亦势所不免，然无关大局。各省将军巡按使已早来电，不论局面如何，皆可担保治安之责任，故于对内对外可以放心。”＇14＇
袁世凯之所以感到有恃无恐，正如他对朱尔典所说，主要是由于各省将军和师旅长对他表示效忠。而且对北洋军尚未到达的云贵各省，在推行帝制前他已作了周密的布置：如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后来又让他会办广西军务；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省将军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战略地位对于控制西南各省极为重要。1915年2月，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派参谋次长陈宦为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入川。陈宦（1870…1939），字二庵，湖北安陆人，清末曾在四川等地练新军，并非北洋嫡系。但他在担任参谋次长期间，对于消灭同盟会的武力和瓦解黎元洪的势力出了死力，取得袁的宠信。他抵成都后，袁立即又升授他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军政大权都交给他。＇15＇同时，又派曹锟率领北洋军精锐第三师驻扎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集中武昌，以两个师的兵力作为入川北洋军的后援。另外，袁以“换防”为名，调卢永祥的第十师和杨善德的第四师进驻上海附近，又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加上早已驻扎南昌的第六师，这样在长江以南形成一支震慑力量。这就是袁自信国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武力反抗的主要依据。
然而，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梁启超不仅仅看到了武力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同时，他又受到北洋集团上层动荡的鼓舞，遂决心用武力推翻袁的统治。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秘密策划在云南省发动反袁。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在该堂担任总教习。他是梁的得意门生。后来，应梁函约赴日本留学。1903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广西创练新军。嗣后，经云贵总督李经羲调至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辛亥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举为都督。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以后，便调他到北京担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兼经界局督办，而提拔他的部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当酝酿帝制“讨论国体”时，蔡锷表面上曾上书劝进，暗中却与梁启超策划反袁。他的秘密活动很快被袁察觉，从此受到警探的严密监视，其住宅也被搜查。11月初，他以治病为名去天津。在天津与梁启超秘密策划后，设计摆脱了警探的跟踪，绕道日本，于12月21日偕同戴戡等人到达昆明。
云南地方军政要人多是蔡锷的老部下。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民主思想比较浓厚。自筹安会成立后，中级军官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16＇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也看中云南是理想的讨袁基地，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在军队中鼓动。所以云南的反袁局面早已有一触即发之势。蔡锷到达后，又带来了各地都准备响应的消息，人心更为振奋。各派力量迅速联合起来，形成反袁的统一战线，于12月23日用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向袁发出通牒式的电报，要求取消帝制，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限令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
起义者自然意料到袁世凯不会给予满意的回答，便于25日通电各省，庄严宣布云南省独立讨袁。按照辛亥革命的先例，成立云南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并次第建立护国军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这是护国军的主力，共三千余人。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计划经广西，攻击湘赣。第三军为预备队，唐继尧兼任总司令。1916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这一天昆明各界人民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群众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者络绎不绝，几天内就达五六千人。护国战争的领导权虽然在进步党人手中，但是，这个战争客观上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是正义的，因而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
注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页332。
②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1926年第15版，卷2，页85。
③《北洋政府法令全书》第十类。
④《爱国白话报》，1914年10月25日。
⑤《盛京时报》，1916年4月16日。
⑥《东方杂志》，卷13，第5号。
⑦同⑥，第7号。
⑧《张謇致梁士诒函》（原件），1916年4月20日，上海图书馆藏。
⑨《申报》，1915年10月22日。
⑩《上海总商会致政事堂、财政部、农商部电》（原件），1916年1月4日。见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1＇《横滨中所领事江洪杰呈梁士诒密报》，见《梁士诒友朋书札》（原件）。
＇2＇梁启超：《大中华杂志》发刊词，1915年1月。
＇3＇《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453、454。
＇4＇《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2年版，专集第9册，页28。
＇5＇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见同紒紟矠，页143。
＇6＇当帝制发动之初，林长民为参政院秘书长，其父侨居上海患病，林至总统府请假，袁世凯“极致殷勤，命车送人参鹿茸皮货诸珍之属约值二三千金，俾为老人颐养。林至沪不二旬，乃翁病殁，循例发讣，并撰哀启，以告于袁，袁赙赠银三千元。长民治丧毕，入都销假，至新华宫稽颡致谢。袁氏扶起慰藉，背诵林氏哀启，自始至末，随诵随流涕，一语不遗。长民惶悚，伏地叩颡不已。袁氏复拭泪扶而送之。长民自此于参政院惟袁氏之颐指是使矣。林氏尝密语人曰：以日理万机者而于极不相涉之哀启，强记而面诵之，其责望于我已达严重之极点，不从之，即取我命矣！”（见《人文》月刊第8卷，第1期，《袁世凯与林长民》）
＇7＇《政府公报》，1915年8月30日。
＇8＇《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2月21日，见《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9＇《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见同紒紥矠。
＇10＇沃丘仲子：《徐世昌》，1918年版，页27。
＇11＇徐一士：《谈笔世昌》，《越风》第4期，1936年1月。
＇12＇张一：《心太平室集》，附录，页7。
＇13＇同①，页295。
＇14＇《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1915年10月2日。（参见本章第二节注释紓紝矠）
＇15＇季自求：《入蜀日记》。
＇16＇《蔡锷致梁启超函》，1916年1月5日，见《松坡军中遗墨》。
皇帝梦的破灭
袁世凯在准备登极的日子里，已经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从云南、广东及其他省份不断传来人们反对帝制的消息。1915年12月18日，他接到蔡锷、李烈钧等抵达云南及“滇军异动”的密报。为了分化云南内部，他立即电令唐继尧逮捕进入云南的“乱党”，并授予他就地处决的全权。正当他惶惑不安地期待着云南的消息时，平地一声惊雷，23日传来了护国军起义的电报，这使他一时慌乱无计，以致在25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竟然抱怨说：“余本不主张（帝制），尔等逼余为之。”①然而，他很快就克制住自己的惊谎情绪。辛亥革命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他自信北洋军能够扑灭起义。于是，他毫不迟疑地部署了对云南的军事征讨。26日，他密令驻扎岳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备战，稍后又密令第七师师长张敬尧（驻南苑）和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驻保定）准备统兵南下。
与此同时，他一面找到蔡锷的老上司李经羲和进步党人熊希龄，妄图通过他们进行调解；一面请求朱尔典致电英国驻昆明领事，拉拢唐继尧。②
在这些阴谋诡计一一失败后，袁世凯乃于12月29日公开以“民意”的名义讨伐起义者。他说：“主张君宪正为我国民真正心理之表示，各省投票之时，概听人民自由，并无丝毫强制……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移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之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同时，他宣布蔡锷、唐继尧等有“构中外之恶感”、“背国民公意”和“诬蔑元首”三大“罪状”，褫夺其官职爵位，勒令“听候查办”。③同一天，令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加将军衔，暂代督理云南军务。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叫他们逮捕蔡、唐，押解北京治罪。张、刘都是唐继尧的部下，这种不高明的离间手法，被人们一眼看破，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军事准备工作就绪以后，袁世凯于1月5日发布明令，派曹锟督率各军进攻云南，并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同时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一切用兵计划都由他直接掌握。
进攻云南的军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率。2月26日马暴卒后，由该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继任。这一路计有第六师、第八师一旅和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等，共约二万人。该路从湖南常德、芷江一带西进，经贵州攻云南。袁又命令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率领黔军配合北洋军行动，并发给军饷三十万元。另一路张敬尧担任司令，由湖北乘船溯长江入四川，计有第三师、第七师和第八师一旅，加上原在四川的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和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及川军周骏、刘存厚两师，总计三万余人。这一路是北洋军的主力。后来，又派广惠镇守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假道广西攻云南，作为北洋军的别动队，是为第三路。由于前线告急，此后又陆续抽调倪毓所率领的安武军十五营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进入湖南增援。北洋军饷足械精，久经战阵，在袁看来，云南“兵仅万余，饷难月给”，只要大军压境，不难一鼓荡平。
但是，事实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北洋军士气低落，行动缓慢，而护国军斗志昂扬，进展迅速，战火很快扩大。在戴戡率领下，护国军一部进入贵州，黔军团长王文华响应护国军，刘显世赶走了袁派来监视他的巡按使龙建章，于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王文华率领黔军攻入湘西，占领了晃县、洪江、麻阳、芷江等县，与北洋军相持于辰州、宝庆一线。1月21日，入川护国军占领叙府，31日刘存厚率领川军第二师一旅在纳溪倒戈反袁，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围攻泸州。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向袁告急，所发之电，都有“万急”、“万万急”字样。
在此时期，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日本见中国人民反帝制运动不断高涨，即训令其驻北京代理公使以帝制运动影响了列强在华的利益为借口，联合英、俄、法、美等国拟向袁政府提出警告。美国说它“不干涉别国内政”，对此表示不感兴趣。英、俄、法因欧战正激烈进行，无力兼顾远东，不得不附合它们的盟国日本。于是，日、英、俄三国公使，于1915年10月28日联合警告袁，要他“展缓改变国体”，“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袁自恃有大隈和朱尔典的秘密支持，而把警告视为表面文章，当即让陆征祥答复说：“国体问题，完全顺从民意”，“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④
各国公使对陆征祥的答复颇不满意。11月3日法国公使也追随日本提出警告。袁世凯害怕“惹起意外重大之变故”，乃指示陆于11月11日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恳谈”。次日意大利也加入。陆要求各公使体谅袁政府的“苦衷”，他说“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就各省已定之选举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决于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但政府认为“应行筹备之事，既多且杂，非宽假时日，恐仪节难臻完美”，“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最后，他又保证：“意外之乱果或猝起”，“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