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杨虎城道：“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就这样，周恩来成功地构筑了“张、杨、中共”这“三位一体”。原先，中共只是分别与张、与杨秘密联络，杨不知张与中共的联系，张不知杨与中共的联系。如今，张、杨、中共三方结为一体。此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之中，便以张、杨、中共为一方，国民党政府为另一方。周恩来不愧为统战高手，有了张、杨，中共的“砝码”更重了。当然，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杨虎城也透露了自己的隐忧：“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我的处境就和共产党有所不同了。”顺便提一笔，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消息极为灵通，他的“黑室”发挥了莫大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位名叫亚德莱的美国人，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Black Chamber”，即“黑室”，负责侦译密码电报。杨虎城也设立了“黑室”。那“黑室”名副其实：设在新城大楼（亦即最初拘押蒋介石之处）的最底层地下室，光线暗淡，还遮以黑布。在“黑室”里工作的是杨虎城的机要秘书李致远。
李致远原名李直峰李直峰：《杨虎城将军设置的“黑室”》，《上海文史》，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由中共党员南汉宸引见，任杨虎城机要秘书。这“黑室”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侦译了蒋介石、阎锡山堵击红军的许多密码电报。西安事变时，缴获了胡宗南驻西安办事处特印密电本以及军政部的双码代码密电本，侦译了“讨逆”总司令何应钦指挥三十个师扑向西安时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作战命令、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等。这样，“三位一体”对于南京方面部队的动向了如指掌！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苏联否认“莫斯科魔手”
西安本来已经够热闹的了，如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称西安已成了“一个歌剧场”。在热闹之中忽地又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红旗插遍古城西安！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已纷传“共党策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共的阴谋”，“中共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西安已脱离中央（引者注：指国民党中央），投奔中共”……眼下，西安一家名叫“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播发了“红旗插遍古城西安”的消息，南京更是据此证明张、杨“投奔中共”。
就连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在采访毛泽东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史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究竟事实如何？毛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罢。史沫特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载《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一九三七年。
据那位在杨虎城“黑室”中工作的李直峰回忆，经“黑室”电台监查，发现竟是东北军的一个电台，在播发“雷电社”消息！周恩来马上指示东北军内的中共党员，细查此事。一查，才弄明白：东北军中的几位青年军官参加扣蒋行动，在华清池蒋介石行辕缴获了一部电台。于是，他们便以“雷电社”的名义，向外发布消息，自以为是做“革命宣传”。这些年轻人没想到，他们以无线明码发布的新闻电报，在外界引起了混乱。经周恩来劝阻，这个“雷电社”才宣告结束……这“雷电社”小插曲，倒是表明了南京方面以及海外对于中共的一举一动，是何等关注。理所当然，日本和苏联方面的态度，也是众所关注的。
日本外务省在十三日晚，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日本政府方针，应以慎重态度，静观事态之推移情形。”日本的《朝日新闻》，则印出号外，大字标题是《支那政局全面混乱》，报道“蒋介石氏突被监禁”，“张学良氏兵变指挥”，还有“张学良氏自己保身”，与“共产军妥协”等等。日本的《日日新闻》，则称“张学良兵变”背后乃是“莫斯科魔手”在操纵！苏联的表态，出人意料。苏联并不支持西安事变，反而指责这是日本玩弄的政治阴谋！十二月十四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此次张学良兵变”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社论说：张学良早有无穷机会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其兵士亦充满抵抗之决心，然张将军本人则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渠乃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
十二月十七日，《真理报》的国际评论说得更明白：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纯为日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
世界新闻界评论，完全证明日方嫁祸他人，伪称张学良叛变乃“莫斯科魔手”之伎俩，业已失败，张氏之叛变及日德协定之直接结果，其目的及任务为煽动战争。
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则通过外交途径，向南京政府声称：苏联与张学良“无关系”，与中国共产党也“无任何联络”，甚至共产国际也与苏联“无关”，“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苏联外交部还表示，对于中国一部分报纸散布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的“流言”，感到“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阻止”。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于十三日召见苏联驻中国代表，明确地提出：“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南京政府自然并不相信苏联外交部所声明的与中共“无任何联络”、与共产国际“无关”之类话，称之“此地无银三百两”！须知，陈立夫在西安事变一发生，便急寻潘汉年，为的是通过潘汉年给共产国际发电报，借共产国际对中共施加影响——苏联外交部的声明显然纯系外交辞令！
在十二月十四日晚，中共中央在保安便从塔斯社的英文广播中，知道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内容，议论纷纷。倒是张闻天在苏联学习过多年，对此作了解释：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斯大林反对“倒蒋”
苏联的“难言之隐”，说穿了，无非是想避免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借西安事变，抨击“莫斯科魔手”罢了。苏联对张、杨的批评，实际上是苏联外交政策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中共中央便在十二日晚十二时、十三日凌晨四时、十三日下午四时，三次电告共产国际。
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急切地等待着共产国际的答复。虽说毛泽东在决策时并不完全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办，但共产国际毕竟是中共的上级，尤其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能不听听来自莫斯科的声音。十三日夜，共产国际的复电终于到达。复电颇长，分三大段：
第一，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在张学良左右一定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苏联不会给这种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
第二，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不是分裂与内战。
第三，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这三条意见，第一点完全与事实不符，第三点中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理与毛泽东当时所主张的不同。
紧接着，斯大林又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而打倒蒋介石，必须进行内战，但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三九○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在斯大林看来，作为中国的抗日领袖，张学良不够格，毛泽东的力量还太小，只有蒋介石才有号召力，能够成为统率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抗日的领袖。斯大林反对“倒蒋”，这一见解倒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除了给保安发电报之外，也给上海的潘汉年发电报。
西安事变一发生，不仅陈立夫派杜桐荪找潘汉年，而且宋美龄也打电话给姐姐宋庆龄，请宋庆龄找潘汉年。宋庆龄约见了潘汉年。
潘汉年去南京时，在宋子文家中，会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二宋要求潘汉年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不要杀蒋介石。只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有保障，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潘汉年如实地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了二宋的意见。十六日，共产国际复电潘汉年：“所见甚为正确，已致中共中央，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就在十六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起草并签署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最明确的指示。
电报原文如下：
（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侵略。
（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到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
甲，通过吸收反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合作；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不过，季米特洛夫这一电报发到保安时，却因密电码搞错了，以致译不出来。中共中央不得不于十八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检查重发”。二十日，中共中央才收到“检查重发”后的季米特洛夫十六日电报。来自莫斯科的对于张学良的种种批评，使张学良十分不安。尤其是《真理报》的社论，使张学良感受到压力。十七日，毛泽东致电张学良，不得不向他就“远方政府”（即苏联政府）的态度，作了解释：“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但是，毛泽东又接着说，若远方知此事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远方”对于张、杨的态度，直至一九三七年一月下旬才终于转变，承认张、杨是“为了正义而起义”，这才不再抨击张、杨。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毛泽东改变了对蒋策略
世上没有一贯正确的人。
在西安事变之初，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决策上都有正确与错误之处，两人恰恰呈“你对我错”、“你错我对”的态势：对于张、杨——毛泽东表示支持，对了；而斯大林表示反对，错了。对于蒋介石——毛泽东主张“倒蒋”，错了；而斯大林主张“保蒋”，对了。其实，细细探究起来，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与错，都有其原因：对于张、杨，毛泽东身在中国，深知他们，马上判定西安“兵谏”是“抗日起义”，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不明中国内情，错定西安事变为“日本阴谋所制造”。对于蒋介石，斯大林统观中国全局，能够客观地论定中国抗日领袖非蒋莫属。
毛泽东呢？蒋介石是中共的夙敌，十年深仇，忽闻“元凶被逮”，怎不要求“审蒋”、“罢蒋”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方的反应纷至沓来，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处置老对手蒋介石。尤其是周恩来十七日飞抵西安之后，当夜发来电报，提出“保蒋安全”，毛泽东以为在理。紧接着，十八日上午，周恩来在会晤杨虎城后，又发来一电，更促使毛泽东改变对蒋策略。周恩来在电报中报告：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蒋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亦转取调和，企图求得恢复自由。周恩来这份电报所透露的最新信息，是极为重要的：一是宋美龄、蒋介石态度转向抗日；二是南京亲日派在积极行动，“倒蒋”将会造成汪精卫上台！汪精卫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连发数枪击成重伤之后，不得不离开中国政治舞台，出国养伤。眼下将息了一年多，正在法国巴黎。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汪精卫便收到国民党中央急电，要他迅速返国。闻蒋介石被擒，汪精卫仿佛喜从天降。倘若蒋介石被杀，汪势必可取而代之，成为国民党领袖。于是，十四日，汪精卫电复南京：“遵即力疾启程。”汪精卫在法国会见了国民党驻法使节郭泰祺、顾维钧，声称：“本人决心反共到底，与南京抗日派决不妥协！”汪精卫是众所周知的亲日派。一旦杀了蒋介石，让汪精卫当政，那会比蒋介石更糟——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汪将回国”这一严重的动向。
周恩来、张闻天的劝说，斯大林的电告，宋美龄、宋子文愿意和谈，蒋介石态度转变，汪精卫准备回国……这一连串的变化，终于使毛泽东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处置。
这一改变，最初从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报中透露出来：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本党致贵党建议书及许多通电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贵党与蒋氏提议，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奈蒋氏对于日寇的步步进攻，依然是一再退让……《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电报指出：“贵党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