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烟中跳了下来（没有降落伞）。傲慢的轰炸机在20秒钟后除了留下一些碎片和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14时15分，一切危险都过去了。
城内又一次传开了最惊人的谣言。据说某个政府机构发出了警告，大家必须预先烧好3天的饭菜，因为将有一次大轰炸，这样就不会有时间烧饭了。这就是说，要在下过8天雨后到处还在滴水的防空洞里蹲上3天。多么“美好”的前景！但愿不要像预言的那样严重。另一些谣言说已在暗地里开始和平谈判。对别人讲给我听的事我都点点头，表示我知道了，当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听说的并不比他们知道的多。不过，我是一只聪明的“老鸹”，为我的声誉必须这么做！
今天又收到奥托10月11日从萨勒姆寄来的一封信。他还是在摘苹果，但不会太久了，只有12天了。
妻子今天收到了我的一份例行电报：“7时，一切都好。Hguk，约翰尼”“Hguk”的意思是“衷心地问候你，吻你”。打电报我也得节约呀！
11月12日
雨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真是幸运。否则，也许有日本人来访。在证实了昨天这里不是击落一架，而是两架轰炸机以后（对敌人来说，不仅意味着人员伤亡，而且同时还损失了大约50万元），日本人肯定会很快派他们的飞机前来报复。
今天一开始就很反常。办公室杂工蔡（子良）来报告说：“警方要您升中国国旗。”我当然断然拒绝。身为德国人，我不会升起另一面旗帜来取代卐字旗。杂工蔡（子良）走了，却把佣人张（国珍）打发来了。他说：“蔡（子良）弄错了，是请您下半旗（我这里日夜飘扬着两面德国国旗）。今天是官方哀悼日。”那就下半旗吧！刚刚下了半旗，我一眼瞥见了日历，发现今天是已故孙中山博士的诞辰纪念日。这时，我忍耐不住了，把蔡（子良）和张（国珍）责备了一通。两面国旗再一次升起。原来，警方只不过是提出请求：今天是纪念日，请大家无论如何要升旗。那个退了位的萨克森国王怎么说的？“我看你们都是心怀嫉妒的共和党人！”这话我也说给我的下属们听了，但是用的是汉语，并加重了语气！为了和我言归于好，在购买用来遮盖防空洞的29张草席时，他们只花了5元钱，这是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扣头，否则要花14元。如果防空洞不用草席遮盖，那么下起雨来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类似钟乳石洞的洞穴。如果一天的开头是这样，那么通常会发生一连串这种事情。
刚才有一位我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德国妇女打电话给我：“啊呀，请您马上派您的工程师来，我的缝纫机坏了！”“太太，”我答道，“我们是'西门子'，不是'辛格'！”'我知道，，，她说，“辛格'那儿我已经去过了，那人太蠢。我现在到您这儿试一试，因为是一台电动缝纫机！”“我该怎么办呢？我明天就让我们的电话安装工宋先生去一趟，今天他抽不出身，他在修理黑姆佩尔饭店的电冰柜。”看来生意又要兴隆啦！
我们收到了一份从香港来的电报，简略得太过分。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弄清楚，是叫我们去拜见某某长官（某省的司令）。此人据说是西门子洋行的挚友。考虑到今后的生意，我们必须与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香港方面主动提出支付我们接待这位途经此地的长官所需的全部费用。于是，我们查遍所有的旅馆，找到了他的落脚点。即刻前往，恭敬地寒喧一番，说了半个小时的甜言蜜语（当然是生意方面的）之后，我们才发觉这位“司令”根本不是我们要我的那位，而是他的什么第一侍从或诸如此类的人。于是，我板起了面孔，结果那位真正的司令这才露面。事情这样才算是对了头。唉——，如此等等，今天就写到这里。这类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现在和里贝一起去黑姆佩尔那儿喝上一杯！
要修缝纫机的那位太大又打来一次电话：“我想要工程师先生下午就来。”“非常乐意，夫人。”（你可以在月光下见到我！）
11月13日
我们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虽然是很好的航空天候，但是到现在为止，意料中的报复性空袭并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是为此而夸奖我们的敌人，尤其是刚才从一个上海运输公司驻本地代表那儿传来消息说，里贝先生的皮箱和一个木箱全被炸毁了。皮箱里装着他和他同事埃默尔的冬季用品，木箱里装着安装涡轮机的专用工具。这些箱子装在一辆卡车上，于11月3日驶离上海。箱子在上海到这里的途中，停在松江时遭到轰炸，给我的一箱食品很可能当时也被炸毁了。从这里派出去接应卡车的小汽车空车返回，全部货物丧失殆尽。
中国邮局毫不屈服！11月5日的信件和 l1月6日～8日的报纸刚刚从上海运到这里。和往常一样，上面又刊登着宣传与苏维埃俄国友谊的新闻报道。为了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20周年，11月7日的《大陆报》（南京版）出了一份特刊，上面登有许多优秀的摄影作品和文章，自然是大力颂扬苏维埃的。人们可能以为，苏俄是人间天堂，斯大林是和平天使。可怜的中国——它受骗了！
11月14日
星期天，天气晴朗，也没有轰炸。韩先生说：“日本人不喜欢星期天来。”原因何在，他也不知道。“也许他们要休息吧。”这使我想起了我们以前在天津的买办雍先生。这个人懒得很，只在写每天的日记时，写上他拜访了哪些客户，参与了哪些买卖。每个星期天，他都以一贯的尖刻写道：“今天是星期天，休假。整整一天无生意可做！”
中国人目前都很悲观，人人都撇着嘴，踱来踱去。这当然可以理解。形势简直糟糕透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清除了南市附近的水栅（即江上用来阻止船只通行的障碍物），正开着战舰逆流而上。他们对付了第一个水栅，可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第二个、第三个水栅。我心里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妻子把这称作下意识）：日本人有一天会开着他们的战舰出现在下关的。对于舰上的大炮，我这个汉堡人心里充满了敬畏。
里贝本来想今天早上去汉口，却没有走成。除了怡和洋行船上的“甲板间”以外，再没有其他位子了。本来也想买船票的哈普罗公司是这么说的。一位哈普罗公司的人打算同日搭乘这艘船，而他认为“甲板间”不够体面。我要是他，就接受“甲板间”，然后坐进一等舱，等着船长或大副来妥善安排我。英国人对待欧洲人总是彬彬有礼的。
11月15日
秋天的天气，晴朗宜人，仿佛天空里在酝酿着什么，今天我们一定有客来访。中午时分，天空布满薄云，是理想的航空天候。然而一切仍旧静悄悄的，直到下午2时警报响起。10分钟以后，发出第二次警报。2时30分，出现了6架日本飞机。它们遭到了高射炮的猛烈轰击，但是没有被击中。城南肯定还有其他的轰炸机在轰炸，因为听见那边传来机关枪开火的声音，以及大约15枚炸弹落地的声音。3时15分，警报解除了。大使馆参赞菲舍尔来访。他想买一部“库特沃”号船上用的无线短波电台，却买不到。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可以提供，但是要等3个星期。他请我问一下交通部，能否出让给他们一部这种类型的电台。这种做法毫无希望，不过我答应尽力办。我立刻被拒绝了。
在交通部里，我确信政府正在准备撤离南京。交通部的走廊上、办公室里放满了皮箱和木箱。人们打算迁到扬子江上游的长沙去。我去了铁道部，那儿的一个杂工偷偷告诉我说，铁道部明天也要装箱打包。为什么？因为日本人已经到了昆山附近，离苏州大约30里路。有几个人断定日本人已经越过了苏州。但是，这不是真的。上海电台播音员证实了有关昆山的消息。我拜访了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和夫人，一起喝了茶。在那儿遇见了从太原来的施佩曼将军。“库特沃”号可能会先把妇女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送到汉口，再回到这里接大使馆剩下的人员。“中国政府一逃走，大使馆就得撤离。”他们这么告诉我说。否则，就留在敌占区了。正当我考虑自己留在哪儿的时候，施罗德博士夫人和她丈夫来了。我大吃一惊。偏偏在这种危急时刻，施罗德夫人从汉口回到了这里。她说，她要接她丈夫走。还说要带我走！天哪，求求你了！！
11月16日
雨天，没有空中来客。但是我心情不好，南京很沉闷，跟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佣人们挨了骂，因为下雨的时候，他们没有把防空洞遮盖好。要是我自己不事事操心，就没有人动弹。他们都像做了催眠术，也像蛇笼里的老鼠。远洋公司也挨了骂，因为他们拆掉了房子里的一根水管，拆坏了一个洗手盆，弄丢或偷走了一个门闩。后来，我的心情渐渐地好多了！我和默勒（里贝感冒了，躺在床上）开车从哈普罗公司去太古洋行，给他和里贝预订11月20日从这里开往汉口的“武陵”（音译）号船票。所有的客舱都预订满了，结果我们只能预订散席票。不太好，可是路上说几句好话，也许他们还能在船舱里找到铺位。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离开南京了。
如同我在大使馆里听说的一样，“库特沃”不打算把妇女们先送到汉口了。人们已经估计到了几天以后局势的变化，即南京失陷。所以要妇女们11月18日带着行李上船，然后在下关附近的船上等候消息，看看中国人是否封锁去汉口的水路。如果封锁，运送德国人的轮船就不开往汉口，而开往上海。整整一天，我都下定决心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时候却听说，溃退的中国军队在苏州大肆抢劫。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再说，人们认为，即使日本战舰从江面上用大炮轰击这座城市，南京也是会抗击日益逼近的日本人的。那可太可怕了！话又说回来，这么多依靠着我的中国人怎么办呢？？韩先生又预支了工资。他原来想快点儿把妻子和孩子经过济南送到青岛，他在那儿有朋友。现在他听说这条路不通了。济南前方的一座铁路桥（在泺口？）被中国人炸毁了，为的是给日本人前进制造困难。我早看到了这一步，可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照此下去，日本人会到达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或者黄河岸边。那时韩先生也许不得不把他的家人也送往汉口。他现在还在等一家关系亲密的朋友，让他们陪着他的家人同行。但愿他不要犹豫得太久。
从上海来了一大堆邮件，注明的日期是11月6日～10日，还有11月10日～12日的报纸。
礼和洋行的费舍尔先生坐船途经运河等河道从上海回来了。他说瓦茨尔先生这几天去欧洲出差，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留在这里。还真有胆大的人。不是胆大又是什么呢？
刚才我的朋友王先生和他妻子来了。他是军事通讯学校的工程师，妻子是奥地利人。他俩想上“库特沃”。我请示了大使，遭到拒绝。妻子可以上船，但丈夫，跟每个中国人一样，不允许上船。而妻子不愿意丢下她丈夫不管。我劝他们立即（尽可能当天晚上）去汉口。他俩伤心地走了。“库特沃”号只有50个卧铺，但却要用来安置112名可能上船的德国人。
11月17日
还是雨天，我们很欢迎。我们现在真的不需要炸弹了，这里已乱成了一团。整个夜间大街上熙熙攘攘，汽车一辆接一辆，卡车甚至还有坦克一起缓慢而又沉重地、隆隆地向前开。政府的大迁移开始了。听说中国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先生已经走了。我为韩先生一家担心。他们必须离开，而且要尽快。从上海来了很多迟到的信件，也有钢铁联合公司的电报，都是五六天以前的。现在关注任何一个项目都毫无意义。找不到一个人谈生意，所有的人都在收拾行装，最后连我也不例外！我自己编写的书已经包装完毕。现在轮到衣服了，然后是银器（多好听啊），剩下的几件很快装箱，然后在箱子上贴上我的地址。我从银行取了钱，因为有人劝我带现金。反正银行也要关门了。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收到了德国救援委员会的通知（1937年11月16日第一号），其中第五条写道：每家只准带一个佣人上“库特沃”。我读到这一条时，决定把韩先生当作我的佣人偷偷带上去。王工程师又来了，他想向我借钱，遭到婉言谢绝。几个月前，他送他的岳母和小姨子回家时，才从我们这儿借了钱，这笔钱还没有归还。我把救援委员会的通知拿给他看，劝他以他妻子“佣人”的身份登上“库特沃”。他马上明白了这个暗示，满意地走了。这样，他既省了钱，又和他妻子一起同时得到了妥善安置。
他刚走，埃拉·高太太（高将军的妻子，德国籍）和她女儿（将军第一个妻子所生，中国籍）来了。两位女士前不久刚从北平来，以为这里一切很安全。幻想！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已经了解了情况，她们表示必要（？）时要上“库特沃”，好像以为别人肯定不会拒绝她们，我看可能也不会拒绝。她们来是请我帮助她们看管这里房子的，万一日本人来了的话，我当然一口答应。可怜的拉贝还能派什么用场呢？！特劳特曼夫人像往常一样无比客气、亲切，一千次地请求原谅她的打扰，她问我们这座城市是不是真的有220伏交流电。“是的，阁下，我们有！”是什么使可怜的大使夫人感到那么烦恼，大使馆总不可能去买一台涡轮机吧。原来她担心的只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特劳特曼博士阁下不敢给它接电源。我在这里公开泄露此事有些不大恭敬。不过，大使馆里出现了一台蓝点牌收音机，而我们的装配工人不会接电源！据说是因为他看不懂标签上的文字。这可能是骗人，这个懒虫只会接通他的（德律风根牌）收音机！
我刚从下关回来，目睹了妇女们和行李上船的情景。中山码头十分拥挤，不过一切显得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王太太带着“佣人”已经到了那里，施罗德太太和她丈夫也在，还有一大群十分熟悉的人。我现在恐怕也得考虑把我的几个皮箱送上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