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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
雨天！今天连《大陆报》（南京版）也没有送来。印刷工人可能逃跑了。满载行李的人力车、手推车、小汽车和卡车还在日夜不停地开出城去，大都开往江边，因为多数人想去扬子江上游，逃往汉口或汉口以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从北方来了许多新兵团，开进城里。人们看来要坚守这座城市。很多士兵看上去十分狼狈。整个队伍到达时，没有一个人穿鞋袜，也可能是因为正下着雨。所有的人默默走来，没有歌声，也没有说话声。一支望不到尽头、一言不发、精疲力竭的队伍。
昨天我的感觉跟妻子不久前在北平时的一样，那时让她把格蕾特尔和维利房子里的东西打包装箱。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走过来，挑选自己要装入箱子、送上“库特沃”的东西。这时，我才发觉自己多么舍不得这些旧东西。我叫来佣人张（国珍）：“你挑一些你太大喜欢的东西吧！”他听后径直走向卧室里的写字台，取出了集邮册。我尴尬地笑起来，随后我把奥托的照片放了上去，我俩达成了默契。这个小小的插曲却使我兴奋起来。凡是放在地上、靠着皮箱的东西必须拿到楼下去。接着我们装箱，一直忙到半夜。今天上午10时，打点好了第一批6件行李，可以送到码头了。用两辆马车，每辆车费5元。办公室杂工佟（柏青）接受了运输任务。11时，汽艇应该从中山码头驶向“库特沃”。在这段时间里，继续抓紧打包装箱。下午，孔斯特一阿尔贝斯公司的西格尔先生开着一辆卡车来了，取走了另外3个皮箱和里尔茨老师的5个皮箱。因为里尔茨调到了施巴拉托，我就把他的箱子放在了我这儿。晚上7时，杂工佟（柏青）还没有回来，这时候我坐车去了下关，正好赶上汽艇到港。汽艇本来应当上午11时到。
装运行李的时候出现了可怕的混乱，每一个佣人都想先把自己主人的行李安放好。为了防止行李和佣人落入水中，我出面制止，大声喊叫“别忙”，就冲了过去，结果和一个佣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顶撞说：“闪开！这儿你说了不算！我扛的是德国大使阁下的地毯，他第一个！”我一声大喊，封住了他的嘴。他不再吭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他搬运大使的地毯。晚上8时，堆积在栈桥上的600件行李绝大部分都顺利地送上了汽艇。20分钟后，当我们冒着倾盆大雨、摸黑儿把一些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以及行李分别送上船以后，发现里尔茨的一个皮箱不见了，不过后来又找到了。我们全都破口大骂起来。晚上9时，我湿淋淋地、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然后我们继续不停地打包装箱，一直干到午夜，直到后来箱子装得不能再装。
在“库特沃”船上还发生了一件事：王太太在行李舱里找到了我，告诉我说，她丈夫（我让他作为她的佣人偷偷上了船）在佣人中间受不了了（他可能没有交够佣金），他自己也没带吃的。总而言之，他们又想下船去，试图坐火车去汉口。请便，随便，随您的意，只当我没有想过这些事一样。拉贝，你活该，这都是那乐于助人的好心肠造成的！
11月19日
雨还在不停地下，行李还在不停地包扎。所有的箱子都装满了以后，我们又按最高价买来了蹩脚的樟木箱子。木工给箱子钉上了木板封条，这些封条几乎跟樟木箱子一样贵。一辆马车现在要价6元，而汽车又租不到。第二批行李已经装上了两辆车，又得卸下来，因为我们从电话里得到消息说，汽艇因暴风雨天气不能航行。
我想努力结算好我的往来账目，可是我忙得无法工作。韩先生收进一笔不小的款子。我把本行的绝大部分钱和我个人的2000元汇划到了汉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领到了他们11月份的工资，好让他们在最后一批商店关闭以前能够买些食物等东西。一罐煤油的价钱从4。7元涨到了7元。一吨煤现在28元，而不再是20元。我还能储备一吨煤和4罐煤油，眼下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了。
韩先生还是买不到去汉口的船票，始终无法把他的家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佣人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走来走去，因为大家以为我也要乘“库特沃”离去。我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留在南京。这时候，他们又高兴起来。
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主要由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和在金陵大学任教授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试图建立一个难民区，即位于城内或城外的一个中立区。一旦城市遭到炮击，非战斗人员可以躲避到那里去。有人问我（我要留在这里的消息已传出）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表示愿意。晚上在斯迈思教授家吃饭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美国籍的委员。
德国大使馆暂时留下3位先生：许尔特尔、罗森博士和沙尔芬贝格。我不明白为什么把罗森博士留在这里。据我所知，他并没有主动提出留下。所以我请特劳待曼夫人在大使面前说情（大使正好外出不在），请他撤销这个命令。特劳特曼夫人答应尽力试一试。一个不能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的人，我们要他留在这儿有何用。罗森博士当然对我的干预一无所知，也无需让他知道。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试图说服我改变留在这里的决定，他提醒我注意自己所冒的巨大风险，我谢绝了，我并非盲目参与这一事件，我决心已定。（亲爱的多拉，请不要为此生我的气，我别无选择！另外，希尔施贝格大夫全家和封·舒克曼太太以及德士古石油公司的主管汉森先生也都留在这里。可见我不是唯一不顾生命危险的人。韩（湘琳）先生决心与我同甘共苦。这也是我对他唯一的期望。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1月20日
尽管气压大大升高了，雨仍旧下个不停，防空洞又被水淹了，而我们没有时间舀干里面的水。我们必须包扎行李，不停地包扎。第二批行李中午运走，由办公室杂工顺利地装上了“库特沃”。韩先生的一个皮箱不幸裂开了，没有时间去修理，只好敞着送上旅途碰运气了。前线的消息越来越糟糕，听说日本人在常熟突破了防线。如果消息属实，苏州将很快失守。还听说日本人已经在清除扬子江上的障碍物了，和我预料的完全一样。我今天可以结算好账目，然后交给里贝带走，他今天晚上去汉口。他订的是“武陵”号的船票。这艘船今天早上已满员，经过南京时没有靠岸就开走了。不过又专门调来了另外一艘名叫“武昌”号的船。一路平安，里贝先生！他实在帮了我很多忙，的确是一个好同事。
刚才我收到了妻子11月9日的来信，附有一封格蕾特尔10月20日从哈尔特恩寄来的信。谢谢，妻子，现在的一封信意味着什么，多么美好的语言都无法表达。何况不可能总是遣词造句，特别是在饭前，两只脚冰冷，就更难了！所以我们还是算了吧！
下午6时，一家中国报纸出了一期专刊，宣布中国政府要迁移到重庆。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证实了这个消息，同时宣布要为保卫南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11月27日，星期日
雨水夹着冰雹——我们不可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天气了。因为一旦日军司令部得知中国政府离开了这里，外国大使馆也已离开，那么可能会有更加猛烈的空袭，至少这是我们的估计。刚才我又把4个装着书籍和瓷器的木箱送上了“库特沃”，但愿装船顺利。还没有得到汽艇是否开往“库特沃”的消息。听说昨天中国士兵持枪没收了汽艇。为了重新得到和使用这条船，德国大使必须首先出面干预。他为此求助于中国外交部。
我的防空洞中的水涨得越来越高，让我发愁。我担心这几天不能使用它，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时间把它里面的水舀干。我正在寻找一个好一些的防空洞。听说现在城里确实有几个经得起轰炸的防空洞，如果我能碰巧给我和我保护的人找到这样的地方，那可好极了！
电厂厂长白先生请求位在我的房子里。同意！现在总工程师陆法曾先生也来了，想带他妻子以及佣人们住在这儿。由于远洋公司搬上了“库特沃”，校舍空出来了，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
下午1时30分，我坐车去了中山码头，想搭乘定于2时开船的汽艇去“库特沃”查看我的行李。码头上又是前几天那番景象。来来去去的士兵们挤成一团。尽管如此，栈桥的一部分还是被封锁了，因为冯玉祥要启程。正当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他的卫兵出现了，拔出手枪为他开出一条路。这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卫兵用他的毛瑟手枪友善地抵住我的肋骨，示意我必须向后退。（毛瑟手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子弹处于待发状态，能让人相信这是真的吗？）下午4时，汽艇终于来了。在“库特沃”上我只有10分钟时间去行李舱里走了一圈，我找到了今天早上运到的最后一批木箱，感到很满意。我向那些安静地坐着打扑克、喝啤酒的旅客们作简短告别以后，坐上已经急得大声鸣笛的汽艇驶回下关。这最后一座通往外界的活动桥梁随之被拆除了。回到家以后，我见到了高将军先生，他请我在紧急情况下接纳他和他的佣人，我答应了。但是把这些人都安排在哪儿，我一时还真的不知道。
我拜访了贝伦施普龙博士先生（他是封·拉梅灿男爵的继任者，目前主管警察局），我想要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以便在第二次警报拉响后和晚上10时以后也能不受阻拦地开着我的汽车出去（为安全起见，我也应当请人提供这样一个通行证）。贝伦施普龙也是明天去汉口，他刚刚获得了最高统帅颁发的勋章。他让我明天带着他的名片去找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将军（如果王将军还没有离开的话）。我对王将军很熟悉，从在北平时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我本来不必麻烦贝伦施普龙先生，可是，哪怕能帮上一点小忙也行啊！
上海电台播音员宣布外交部部长王先生将暂时留守南京。人们估计，这样一来外国大使馆就不会撤离，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南京免遭炮击。我不相信这种哄骗，外交部的各个机构早就撤走了，部长总不会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在下关遇见了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也得到了相同的消息。
11月22日
天气晴朗，非常好。我的“气压表”又预报对了。7时30分，我还躺在浴缸里的时候，警报响了，不过只是一场虚惊。8时又取消了。我的那个鞋匠邻居真该滚开！只要警报一响，他就跑来了，带着老婆、孩子、爷爷、奶奶以及天知道多少其他的亲戚。可是，现在防空洞里的水有75厘米深，却看不到他来参加排水。唉——你听，这时，上海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放一首优美的歌曲《献给你邻人一片爱》。要是这家伙不来排水的话，也没有办法！！苦力葛（文海）认为，舀干防空洞里的水太难了，就是说，时间要很长。现在我们给消防队打了电话，请他们带一个合适的水泵来帮助我们，他们暂时答应了。不过，消防队来不来，还得等着瞧。
罗森博士先生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几个留下来的德国人10时到腾空了的大使馆里商量将来怎么办。我非得有一个汽车特别通行证不可，否则我就无法走出这座院子！
厨师曹（保林）生病了，请来了一个中国医生。可是我看不懂诊断书：“内热表寒，不日即愈！”
消防队出洋相了。他们没有给我送来水泵，而是送来了一部中国水车，一个所谓的绞盘。我不会用它。在这段时间里，我把所有能支配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舀防空洞里的水。应该原谅鞋匠，忘记他原先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他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还有他六七个亲戚舀水时很卖力。我们终于把地洞里的水排干了，却遗憾地发现防空洞的一部分即西墙倒塌了，非常讨厌的事。原来帮我钉封条的那个木匠要是还在的话，他就要倒霉了，但是这人已经走掉了。这段时间，这里的警报一个接一个：10时～10时45分的警报是一场虚惊；下午l时～2时40分则发生了一场空中混战。东面一架飞机勇敢地自卫以后，起火坠落。后来又有一架飞机坠毁在南面，看上去好像是飞行员被打死了。可惜我用了望远镜也不能确定被击落的飞行员是哪个国家的。不过，后来听说被打死的飞行员中至少有一个是中国人。高射炮没怎么开火，即便开火了，也都没有击中目标！南面落下一连串的炸弹。停了5分钟以后，警报又重新响起，从下午2时45分到3时20分，这又是一场虚惊。
刘工程师带着罗先生从中央广播电台来了，请我把该台的一部分设备送到“库特沃”船上安全的地方。为此，他许诺给我一部大使曾经提出的功率为100瓦的电台。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去大使那儿。可惜来晚了，特劳特曼博士先生正准备上船。真遗憾，两位先生早几天来就好了。
在两次警报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