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有许多野鸭在开阔地上站着，非常好看。外勤人员开了一枪，没击中，全都飞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到长春市郊的“红星蔬菜合作社”参观。汽车先开到市委会，找来一个女干部带队。这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穿一件新蓝细布棉大衣，像个胖娃娃，挺惹人喜欢。她上车指着方向，引导汽车前进。
这个社的男女社员穿得整整齐齐，每个人的脸都胖胖的，说说笑笑，显出来生活的富裕和愉快。这个社的负责人是个老头，有50岁的样子。他见到给我们带队的女干部，小声问了一些情况。这个小女孩胸有成竹地告诉了这个老头许多话，她一边说，这个老头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她对韩科长说：“叫社主任报告一下这个社的情况吧。”
于是就由方才那个老头，向我们报告了该社成立前后的情况。解放以前，这个庄子只有一家地主，几十户贫农。贫农吃不上饭，家中没有被子。解放后，贫农分了土地，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多了，生活富裕了。现在家家都有新衣服，都有余粮。蔬菜供应市内，冬天有暖室，照样生产新鲜蔬菜。
社主任带我们参观暖室，参观养鱼池。许多男女正在挖很深一个大坑，这里预备养10万尾鱼苗。在养鱼池边，站着一个女的，有20岁，手提黄帆布包，与我们一块来的女干部说起话来。看来她们都是干部。解放前这些小丫头，在有钱的家庭是小姐，娇生惯养，什么也不懂；在穷人家便要拣煤核，吃不上饭。可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小丫头都能办事了，这也是了不起的变化。社主任不是服从小丫头，是听党的话。
参观中，我看到一张长春人民法院的布告，上面枪毙了两个土匪。看来土匪和特务还没有彻底肃清，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
参观回来，车过大经路，看到一家门口挂着大红横标语“长春市公安展览会”。我一想，公安展览会开过多次了，现在还展览什么？一九四九年的公安展览会，把督察处杀人的佐证都展览出来了。有被杀人的相片，有我坦白的材料，我的军服，便服，以及其他有关的照片，甚至我小老婆从北京来的信也展览出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以后被捕的人，到了看守所对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再抓到正式军统特务是很少的了。
参观告一段落，写参观感想，我写了七页。第一，感激共产党对我们的关怀，用参观的方式，帮助我们改造；第二，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现在又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看了许多实在的东西，相信一定能建设好；第三，感到自己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还给人民增加许多负担，于心不安……
过了两天，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漫谈参观感想。我在发言中说：“国民党时期，为什么不能建设汽车制造厂？共产党找苏联帮助，国民党找美国帮助行不行呢？我考虑了几天，办不到。有许多理由，第一，国民党贪污之风不能肃清；第二，不用人才，只用奴才，用的三亲六故，不是小舅子，就是大妹夫，再不就是‘五同’，即同乡、同学、同事、同志、同参（在青帮家礼，同一辈就是同参）；第三，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立，要随之成立许多工厂，比如长春小五金厂、电木厂、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哈尔滨轴承厂、玻璃厂等，都是围绕汽车生产部件。不是单一汽车厂的问题，是整个工业化的问题。这是国民党没有法子建设起来的；第四，国民党办的兵工厂，设立军统局的‘警卫稽查组’，专门监视工人的言行，工人在那种情况下，能好好干活吗？更谈不到发明创造了；第五，如果国民党办的汽车厂，建那么些住宅，是不会给工人住的，要科长、处长去住，工人住草棚子；第六，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私有制度，不能为工人着想，不能为国家着想，只能为自己着想，只要自己发了财，有钱可以到外国买汽车。私有制度办的工厂，别的工厂不是援助而是拆台，或拿把，是没有计划的生产，不是全国一盘棋；第七，别的什么也不建设，单单建设起一个汽车厂，什么用也没有。国外不要，出不了口，国内不要，老百姓买不起。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工农业同时建设，齐头并进才需要汽车。这是全面的问题。”
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轮流做读书报告，把自己读书读报的心得，挑出一段讲给大家听。晚上文娱活动，打扑克，下棋，这里的生活倒很有规律。
忽然，我发现菜做的不对味了，我想可能炊事员换人了？张大光也这么说。呆了两天，我一问帮厨的，果然原来的炊事员走了。换来的这个人手艺不好，做的菜不好吃，不是淡，就是咸。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吃惯了，什么东西一到嘴，就能知道味道如何，是怎么做的。在北京时，到一个没有吃过饭的饭馆，一进屋，叫茶房先舀一碗高汤，把高汤一喝，就知道这个饭馆子的好坏。如果是炖鸡的高汤，这个饭馆每天至少要卖30只鸡；如果是猪肉汤，这个饭馆就不值钱了。鸡汤越好，鸡卖得越多，饭馆的生意也就越好。这都是正比例。想一想这都是无聊的事儿。
一天，李所长找我到他那屋，他拿出一幅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交给我看，我一惊。他说：“你把这些人的名字注出来。”
这是1948年3月17日，在长春督察处后院柳树下面照的相片。那一天是长春特务追悼戴笠死去二周年。长春的军统特务齐集到督察处开会，当地的军政高级人员也来追悼。会后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共同照了一张大相片，照完相解散了。督察处的科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安震东尚在院中，我见照相的还没走，就说：“叫那个照相的给我们照一张合影吧。”于是，安震东、张国卿，印匡时、陈牧、陈哲、陈寿岚、杨绍林和我，便站在柳树下面，照了这张相。现在不知怎么到了政府手里？我那时穿着反动派的军装，佩戴着肩章，还很英俊，现在一看真难看。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进步，这就是在共产党改造下，我认识了过去的丑恶面目。
张国卿跑到台湾了，陈哲被宽大释放，其他的人，如印匡时、陈牧、陈寿岚、杨绍林、安震东均已被枪毙。只有我还活着，还能在这张相片上注名，真想不到哇！
解放前我在长春照相馆照相，每次都把底版买回来，有时也忘了。有一张八寸半身相照得比较好，我的喽啰每人到照相馆洗了一张，叫我写上上下款，还在下款写上“关梦龄赠”。有一次在一个督察人员家中看到了我的这张照片。这样做在特务机关是不许可的。戴笠活着的时候，一向是不照相的，无论哪个训练班毕业，没有同学录，没有合影留念。戴笠从不把自己的相片送给人，我也从没有见过他的相片。有一次他与蒋介石在一起，中央社的记者把他照上了。事后他叫中央社把他的相取消，不准洗出来，这是他的习惯。可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他穿上中将服，便照起相来。1945年12月16日，在北京和蒋介石于泰和殿前照了一张相片。出乎意外，照完相不久，1946年3月17日，他就坐飞机摔死了。死后，就用这张中将制服的相片开了追悼会。否则，追悼会便不能摆照片，只能写灵牌了。1940年华北日本特务机关和各伪满警察机关，出了一张布告，缉获蓝衣社特务头子戴笠，如能缉获悬赏20万元，送信因而缉获5万元。可是没有相片，因此也说不出戴笠有什么特征。戴笠防范暗杀或发生意外，他自己杀人多了，也怕别人暗算他。
我在长春照相也是不合规定的。突围前我虽然把家中的许多相片都焚毁了，但是在各处的相片，各照相馆的底版都不能不到政府的手里。这张合影是从照相馆里找来的，我这样判断不会错。
4月，周总理在政协做报告，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回到大陆。我们几个人看到号召台湾军政人员起义的报道，心中十分愉快，认为台湾解放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我想台湾解放之后，军统局那些大小特务都要回到大陆，我见着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个带路人。当然也有一些顽固的，比如那些叛徒，张国焘、谢利功、廖化平，他们怎么办呢？是流落国外？是回到大陆？还是投海自杀？我想这回解放台湾是不成问题的，如果台湾方面没有派人与人民政府接头，不会骤然发出这么一个号召，共产党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想这回我不是15年的问题了，是出去干什么的问题了。想着想着，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叫我开饭，我都忘了身在看守所。
没有事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谈解放台湾的问题，都做了一些错误的估计。比如说台湾解放后，我们可以自由回家或政府给我们安排工作，甚至工作地位还不会低。明知这样估计不实际，但也没人反驳，何必叫大家扫兴呢。
每天我看不少书，写不少笔记，不间断写日记，认为马上就要出去，肚子里没有东西怎么办？毛主席关于农业发展的文件，一读再读，择重要的句子都能背诵下来。
过了“五一”，韩科长叫我们在这个小院种花，美化环境。我对崔所长说：“少种花多种菜，花又不能吃。”
崔所长买了不少菜子，也买了一些花籽。这个小院子有一亩多地。别的犯人都关在号里不能出来，只有我们9个人每天专心在院中活动。我们先翻地，只有李树桂说他在解放团干过，其余的人谁也不会干。我用铁锹还外行。9个人虽然累得腰酸腿疼，地翻得依然很浅。崔所长一看笑了。地翻完种上小白菜、芹菜、黄瓜、辣椒。院子空地种了80％。韩科长一看，责怪起来：“哎呀，你们经济观点太严重了。多种点花院子好看，调节空气。夏天有菜吃。再挑空地方种花吧，别再种菜了。”
5月23日下午，韩科长召集我们九个人到大客厅，告诉我们明天要送我们到沈阳。依旧嘱咐我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并特别指出：“在火车上要随便一些，不要拘束，带着扑克，在车上玩一玩。”我理解韩科长的意思，在火车上别叫人看出来是犯人，可以说笑，大大方方。如果在火车上一坐，九个人一动也不动，像木头人似的，别的乘客会以为这些人是聋哑院来的。韩科长想得很周到。
回到屋子，李树桂说：“如果到沈阳，可能每月还给零用钱，在解放团时，每月发五元钱。我看到沈阳如果入解放团，也能发零用钱。”
我说：“每月这样的伙食，有三元钱零用，够买烟就行了。”
大家议论纷纷，猜测判断，我结论说：“反正越来越好，绝不会越来越坏。”
这个结论，大家都同意。
收拾东西，心里不安静。这儿的环境很好，小白菜已露头了，书报杂志什么都有，这几位干部对我们也好，离开怪舍不得的。还有比这好的地方？我不敢想了。
韩科长叫我们都给家写封信，告诉离开了这里，将来到了沈阳再写信。我犹豫了一下，给我的女儿关棣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明天去沈阳。这样的信，她接到也不会高兴，什么时候出去也不说，写信总是说“我很好”，“政府很宽大”，“不要惦念”，成了例行公事。把我的信拿出来一对照，除了日期不同，大致是一样的。我不愿写这种不能给她带来希望的信。这回写了是应酬政府。不然叫政府看我这样消极，与我所说乐观的改造不是相矛盾吗？
上灯的时候，先把张大光提出去，接着又把李树桂也提出去，我以为又是韩科长作个别谈话。我与尚传道整理书籍、包袱。过了半点多钟，他们回来了。他们说：“政府派汽车把我们的老婆孩子都接来，在办公室接见，随便谈了半点多钟！”
真想不到，张大光的老婆和两个孩子都来了，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大人孩子说说笑笑，李所长给倒茶，叫他们多谈一会儿，像到亲戚家一样。真叫人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虽然我的家不在长春，可我同样感到共产党的温暖。我后悔我的家为什么没有在长春呢。
如果过去我们对人有点好处，一是把自己摆在前面，叫人家领我们的情，张张扬扬，那个样子真讨厌。而韩科长、李所长不多说，做出来的事，叫人一看心服口服。自然这一切是上级党指导他们办的，他们能完成党的指示。这可谓指导的好，办事办的也好。一般情况来说，起解前是不应当泄漏机密的，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明天解往沈阳，今天就把家属接来了。并且畅所欲言，大人孩子都是笑着分手的。
上床之后，我思想很紊乱，想起在长春的一切，又憧憬着到沈阳的情形……
5月24日，吃过早饭，一辆敞篷汽车拉着我们开往火车站。一位警察干部是这次列车的警卫负责人，他与我们一齐上了火车。
别了长春！在这住了八年半，这回分手了。我是1947年11月24日从沈阳乘飞机来的，这次是1956年5月24日乘火车走的。一来一往，个人和国家，甚至于世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八年半也不算一个短时间，人生一辈子能有几个8年半呢？这8年半的时间，比我过去33年的生活都重要，这8年半，给人民造成的危害最大，受到人民的宽大也较多。一方面痛恨自己，另一方面也感激共产党对我的不杀之恩。
在火车上，我迸除这些想法，与大家说笑打扑克，政府买了不少糖果罐头。我们九个人在一起嘻嘻哈哈地谈着玩着。韩科长也参加进来，介绍沿途上的一些建筑物。这样随随便便，除了车上那个警察干部知道我们是犯人，别的乘客谁会知道我们是犯人呢？
下午3点，到了沈阳南站，下火车上汽车，辽宁公安厅的干部等候在火车站。行李另有人负责运输，这样轻松的出门，在过去也是很少的。汽车往北行驶，到了北陵附近的一条街道，进了一个院子，有大门，小门──明白了，还是看守所！
我们一一进屋，大高个李寓春、于泽霖、黄炳寰先进屋，我在最后面。我想干什么都要讲运气，按个高矮进屋，运气好进的那个屋子的犯人脾气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