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一进屋，大高个李寓春、于泽霖、黄炳寰先进屋，我在最后面。我想干什么都要讲运气，按个高矮进屋，运气好进的那个屋子的犯人脾气好，没有个性，生活在一起就无问题；如果都是好吵，好闹的，“我说了算”的那一套，就够伤脑筋的，说不定与他吵起来，犯错误。一切事情都有机会存在，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三号监房，没有床都打地摊，小窗户像仓库的窗户。咳，这与吉林公安厅看守所差远了。屋内有四个人，右边第二个铺位没有人住，露出了草垫子，不用说这是给我留的。我把鞋脱了坐在上面，这四个人事后知道是张国泰、姜明文、郑明新和李衍涛。我一坐下，他们都看我。从他们的惊异眼光里，我意识到，怎么来了一个小孩！盗窃犯？不能，这些人都是少将以上的反动派，他的岁数也不对呀？他是干什么的？
我坐了一会儿，他们问我从哪来的？我告诉了他们。他们又问都有谁来？我也告诉了他们。接着他们问我年龄，我说：“41岁。”他们说“没有”，“只不过30左右”，我笑了。
晚饭吃的高粱米，菜里有点肉，倒也挺好吃。饭后，我们又到看守所去登记。在那儿看到了韩科长，我们对韩科长说，这里不如长春。黄炳寰说：“这里邮信，要自己买邮票。”一句话，这里比不上长春。韩科长说：“习惯了就好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院里运动，看到了陈旭东①。有许多人以为陈旭东与我一定认识，并且还有工作关系。可是我们俩仅见过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胜利之后，我在北京当“北平肃奸委员会”总务科科长。12月底有一天到机场去送人，遇到了陈旭东和他老婆。他们要飞锦州，有个张科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打了个招呼就分手了。以后再也没见面，工作上也没来往。到这以后，别人问我，我说见过，问他，他说忘了。今天早上一见，哈哈大笑，不成想在这会合了。我们这9个人与这里的人相识的不少，尤其东北籍的，讲武堂的多，旧同事也不少。
这里是辽宁公安厅看守所，我们这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这里剩下21人，加上我们共30人。这30人都是少将级和相当少将的反动派，走的那些是中将级的。
犯人见面，例行话题：“判没判？”“从哪来的？”“那儿都有谁？”“这里吃得怎样？”“可不可以通信、买东西、接见？”“哪个班长厉害？”没用两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后一致结论，这次集中是中央统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后一切物质照顾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人的反动职务都是少将级，只有我是上校。因为是军统特务，所以上校也按少将对待。
关于处理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很快就会叫我们自由了。因为周总理最近号召台湾军政人员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实现祖国统一。这与我们都有关系。黄炳寰要给家写信，陈旭东说：“写什么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这里的情况我熟悉，我在1953年从南京到这儿，我是这里的老犯人了。”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这儿，集中之后他又没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这样说也可能不是单纯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据。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与陈旭东谈起来了。我问了一些旧同事的下落。他告诉我：“袁晓轩也在这押过，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从南京跑到台湾去？”
他说：“不想走。”又说，“那一天，李宗仁的飞机在机场。我一寻思，不走不走吧，我没到机场，就留下了。”
问他毛人凤给你任务了么？他说：“没有。”既不走，又无任务，这不单等着送死吗？我也不好意思像审讯案子那样问他。算了，将来就会明白的。
因为都是从一个泥坑里来的人，职位又都差不多，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弯抹角的都认识。谈旧人旧事，形成了高潮。过去在长春监狱什么也不敢谈，到这万无禁忌畅所欲言。有一些人，如卢广续在沈阳当了工商联副主任，任逖生在沈阳市当了政协委员，张政枋在沈阳当了省政协委员。人家都走对了路，自己还在这关押，心中颇不是味，自惭形秽。
我想，到这就能释放吗？干什么去呢？想了许多也没个头绪，最后这样结论：不用想，反正共产党给安排好了，到时候一切都有了。现在要办点货，充实一下，不然到社会上连话都不会说，那不是贻笑大方。
隔壁住了一个黄鹤②，年龄不大，说是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我在傅作义那儿做了几年工作，上校以上的人没有不知道的，没听说有个黄鹤。也许一九四八年以后去的？有一个早上我问黄鹤：“老黄！傅作义那儿你呆过？”
“呵，呵……”
“我有几个朋友你认识不？二处处长史弘、三处处长任兆同、副官处长黄记五，他们在北京没有？”
“我在外边，老不在家，不熟悉。”
我心想，在傅作义那儿不认识这三个人，就不能工作。胡说八道，冒充！再说，傅作义那儿的少将没有这样年轻的？解放前我嫌官小，被改造后嫌官大，可是黄鹤竟然在这里充少将，有意思。这内中有文章，有奥妙。
政府拿来登记表，叫我们填。上面有社会关系，分在大陆的和台湾的。我们一看，这是释放前填的一张表，台湾的关系尤其重要。政府人员说，在台湾的关系，要写与你有重要关系的，能够听你的话或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一听，这是说叫他起义他能听，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考虑一下你的意见。填这样的关系，我们不约而同都联想到台湾解放的问题上。填完了这张表，焦躁出监的思想发展到看不下书报。有一些人，如陈旭东、万厉、黄鹤，见人就说“快了，没有几天了。”这些话我不讨厌，不能实现也没关系，他们的心是好的，属于“吉利话”的范畴之内。
又继续写材料，这里与吉林公安厅不同，了解材料的干部进不来，只能把提纲交一个干部送进来，要我写。每天都有，还不少。
到了7月，有一天事务长来到监房的仓库，叫我们把棉衣抱到院子晒一晒。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探问了一下，我把衣服抱出去，对事务长说：“哎哟，这衣服冬天还能穿吗？”
“怎么不能穿？”
“领子都破了，露了棉花。”
“补一补，可以穿。”
这些棉袄冬天还要穿！这证明走不了了。接着又给我发了一床崭新的红花棉被。照理说，政府发东西我应当高兴，可是这回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征兆说明，我们最近走不了，由此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不要妄想了，共产党不会轻易把我们这些人释放出去，安心吧，必须有个两年计划。再不要听陈旭东这些人瞎说了，他们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呢。
每天上午学习，看书报，每礼拜三合并讨论，大家发言。这天看到一组新闻图片，中国政府审讯日本战犯及溥仪在审讯时作证的图片，登在《人民画报》上。接着报纸刊载了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一千多人的消息。我们一看，议论起来了：“日本战犯杀了我们那么多中国人，现在都成千的往回放，我们还是中国人呢，也该放了。”
我认为说得对，日本战犯是侵略中国的，而我们呢，与共产党并肩作战打过日本人。周总理在政协报告中，谈到台湾解放时，也说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虽然反对共产党，杀了不少革命人士，可是比起日本战犯终究要好一些，现在他们都释放了，我们不是也应该释放吗？不是最近释放，也不会很久。
报纸上刊载了一些国民党的中、少将在各省政协上的发言。这些中、少将有的是起义将领，有的是进步人士。这些消息与解放台湾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有人认为，我们出去也能当个政协委员。
在这儿仿佛是寄押，从来也没人找我谈话，学习与开会很少来人指导。领导我们学习的是一个普通干部，每天他虽然来此，但对具体问题从不作指示。比如我们漫谈埃及问题，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事态可能扩大；另有人认为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英帝不敢动手。类似这样问题都是不了了之。因此学习收获不大。从这些我判断这里不是长久的改造场所。
有一天，我们到院中去拔草，听到事务长打电话，是请求对方给房子。他说：“不行，不能将就呀！人太多住不下，请你们给想一想办法吧，要有学习的地方，只能住人还不行……”
找房子，还要搬家！这可麻烦了，既然要找房子，就不是个短期间的改造。
董必武院长在政协上报告说，对反革命分子，除了民愤极大的处以死刑，一般不处死刑。我一想，今后枪毙人的事就少了，大概反革命分子基本上也肃清了，无须再像1951年那样，大规模的成百成百的枪毙。将来废除死刑更有可能了。人民的觉悟高，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坏人藏不住，反革命分子活动不了，处刑尺度也要宽了。
从台湾到大陆的现行特务张毅，是上校专员，中统的。到了杭州他向人民政府自首了。政府对他无罪开释，并且给他安置在图书馆工作。我想，如果我在1948年10月不在吉林自首，也像张国卿、项迺光那样跑到台湾。到了台湾，受了使命再回到大陆，一自首，不也能像张毅一样？想到这里，认为张毅赶上好机会了。自己又一想，如果1948年逃跑，在途中被捕也就完了，那与陈牧一样，在四平抓着解回长春镇压了。过去的事不能后悔，悔之无益。进一步说，1948年我起义，把督察处的政治犯都放出去，我率领亲信部下投到人民政府，那不比现在的张毅还强？这么想都是吃后悔药。不想想，1948年我能起义吗？有什么思想能支配我起义呢？不可能的事，想它干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比张毅不如，但我比陈牧等人还不是好的天上地下吗？不能比，也不应该比，一比就是不满现状。
8月初，天气热得不得了。白天准许把门打开见见风。这里的规定，每天监房门都要扣上，夜里上锁，白天小便，班长把门打开，回来再扣上。夜里小便也要报告班长，班长把锁头打开。这个屋子门响，那个屋的门也响，都去小便，谁也睡不好。有一次，我对张所长说：“屋里放一个尿桶，比较省事。”他说：“太不卫生，空气也不好。”
天气热了，把门打开了，仍然是满身大汗，在屋光膀子，只穿一条小短裤，好在这没有女干部，我们都很随便。天气一热，心又不定，很焦躁。
9月14日这天，12点已经过了还没有开饭。每天11点50分，厨房就送饭来，今天12点半还没来送饭。我说：“好饭不怕晚，今天要改善，大家不要着急，好好等着吧。”我这是瞎说，但歪打正着，果然改善伙食。到1点钟才开饭，炖小鸡，大米饭，鸡肉多得很。我心想，今天是9月14日，既不是星期日，又不是假日，为什么改善呢？吃完了饭，看守所叫我们到前面大审讯室。这个屋子我还第一次到，屋子摆了30个椅子，前面有一个条桌。这时来了一个高个黑脸的干部，李科长介绍他是张处长。张处长告诉我们，要把我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学习，明天就走。说那个地方比这儿好，到那儿要好好学习。接着叫大家谈谈感想。张禹斌等人发了言，认为把我们这些人送走不管了，希望张处长常到那个地方去对我们教育。这些不是思想话，仿佛旧社会的词令，听着不顺耳。接着又有几个人发言，表示有一些顾虑。
张处长最后讲了一些话，没用发言稿，他说：“改造不在说得好，要看做得如何，要言行一致。共产党不仅听你们说的，还要看你们实践，你们有的人无事找事，给老婆写信要离婚，这是什么意思呢？家人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一听就知道是批评尚传道。尚传道到了辽宁公安厅之后，就认为自己快释放了，老婆在1950年要与他离婚，他没理。可是这次他认为自己出去讨个老婆不成问题，个性一发，给老婆写信离婚。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真是无事生非。
张处长又讲了一些话，犯人接着发言，我都没有仔细听。我想心事，5月24日由长春到这住了不到4个月，又要往别处挪，真麻烦。从北满到南满，从南满又到哪去？估计不到了，到旅大？不能，那是海军基地；到辽阳？那个地方离千山不远了，如果在千山改造，那个地方风景很好，有龙泉寺、五佛顶、青云观……我幼年时去过……想了一会儿，没有理出头绪。
晚上，又改善，吃饺子，这是送行的饭。这时候吃什么也不香，整个思想不在这顿饺子，而是考虑到新地方好不好？到那之后又怎么样？这么一迁移，最近走不了了。我感到失望，内心很惆怅。
郑明新是五十二军副军长兼营口警备司令，住过解放团。他说：“解放团还可以上街吃馆子，极随便，那里不叫犯人。能到解放团，真是解放了。”
我想，凭命由天，到哪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应该对这些事放达观一些，应该往好的方面想，不应该老往倒霉上想。否则，越想心越窄，越别扭，越发愁，对身体精神都无好处。自己劝自己，不要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干特务这行的谁也不相信。
9月15日早饭后，张处长、李科长，还有一些班长都来了，班长们帮我们往汽车上装东西。共两辆汽车，一辆卡车装行李和看押班长，另一辆有篷的汽车坐人。有篷汽车在前，卡车在后，张处长坐卡车。
汽车出东关，往东陵，大家知道了：去抚顺！90里，不远。
抚顺距我原籍新宾二百里，我小的时候从新宾到沈阳，在抚顺要住一夜，那时叫千金寨。现在回忆起来，我仅能想出街上有大车店，几家小饭馆子，别的印象没有了。
汽车到了旧城，转了几条街停下了。这不是解放团，万厉在抚顺住过，他一看大门，说道：“怎么又到了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