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打马联络站”和“战斗队”也行动起来，印出一本又一本我的“罪行录”。这一切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都作够以后，我早已预料到的命运到来了。我终于锒铛入狱，在那些“红色改造专家”的指挥下，奉命洗心革面和脱胎换骨去了。
而且荣幸地又和沙汀、艾芜同志关在一起。这样一混就是五六年。
但是在那里面我并不感到度日如年，我利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多余纸笔，竟然又写起小说和杂记来。《夜谭十记》中一些人物又跳到我的眼前来，呼吁他们的生存权利。正如造反派说的，“人还在，心不死”，我的文稿可以被没收，我的脑袋是无法没收的，我就有自由在脑子里写我的作品。
“四人帮”垮台后，真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出版社的催促下，决定重打锣鼓新开张，从头再写《夜谭十记》。不过这第一步踌出去却很难，搞了一年，成效甚微。幸喜我偶然找到一份被油印出来供批判用的《破城记》的原稿，真是欣喜若狂。这份油印稿由《当代》编辑部拿去在《当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这给我很大的鼓舞。
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又写了起来，总算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在青岛疗养之际，写完了初稿。
这就是我在四十年间写这一部小说的经过，也是《夜谭十记》这一部小说在四十年中的遭遇。它几经劫难，终于获得了出世的权利。
但是且慢。这一部小说还到底要多久才能出版，送到读者手里，我不得而知。而且到底这部小说能不能赢得读者，很没有自信。我曾经不止一次对出版社的编辑说过，我已老了，这部书也老了，而“老了”就是落后和陈旧的标志。这部小说和现代流行的小说，无论在思想、题材、风格、语言上都很不一样，或者明白地说，陈旧了，落伍了。谁还想看这些几十年前陈谷子烂芝麻的记录呢？谁还耐烦去听茶馆里慢吞吞地摆着的龙门阵呢？谁还喜欢这种粗俗的民间文体呢？不过听编辑部的同志说，从已发表的片断来看，还不算坏，可以表露我的特别风格，而且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地方报纸转载后的群众反映看，也颇不恶，至少有点趣味，还可以当作腐败透顶的蒋舟石王朝的一面观。既然如此，出版社的旧约又必须认账，那就让它出去见世面去吧。
一九八二年国庆节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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