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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我们应该说，你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和你们充当反共十字军的谈论听起来不真诚。我们本来是相信共产主义危险的，但是你们无节制的坚持的主张（加上你们的其他行动）反倒使我们开始考虑我们也许面临更为迫近的危险。我们疑心反共公约是一纸聪明的宣传，用来掩盖你们反对我们的各种计划，照我们看来，你们同俄国之间的类似点和差别点同样显著，你们同它都是极权主义国家，彼此抄袭对方的作法，并从相互依存的对立辩证法中得到好处。你们同我们所理解所尊重的民主原则都同样相距甚远，确实，这也是我们总的对同俄国实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缺乏信心的基本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介入国际紧张局势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我们确实认为是无益的。我们的做法是经验主义的，我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遵守法律的社会，在其中我们可以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眼前和你们轴心国冲突的原因。我们承认你们所谈的经济问题确有相当道理，特别是近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作了不少事情来满足你们。我们准备同你们讨论修订条约，重新分配地球上的资源——或者至少是使你们能较容易地取得这些资源的问题。但是除非你们真诚地接受谈判原则，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开始讨论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生活在等待着你们的侵略行为和你们造成的既成事实的环境中，我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信任可言，正常的外交交往的手段也就不可能起作用。我们认为现有的根据凡尔赛和约建立起来的国际法律和秋序的体制，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完备，因而是脆弱的，但却是宝贵的；我们还认为尊重它，并逐步使它完善，这比之靠暴力行动来危及我们共同利益，并破坏正义赖以建立的秩序基础，是走向正义的更为稳妥得多的道路。”
轴心国。“但我们的经验说明，我们从来没有通过如你们所说的外交交往的正常手段，通过各种会议，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通过等待你们来获得我们认为的正义。我们倒是通过强大到足以自行取得而得到了正义。（有些时候，你们召集会议对我们的行为作口头谴责，这样满足了你们而无损于我们；不过近几年来由于我们更加强大，你们表现出更加愿意原谅和宽恕我们的行为——这是我们欢迎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这种依靠自己力量保护自己利益的程序，实际上要比你们所说的‘外交交往的正常手段’要正常得多。确实，我们感到这场辩论，我们自始至终谈的是事实，谈的是主宰历史和创造政治实质的力量；而你们谈的是理论，谈的是法律抽象概念和道德的乌托邦。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也许我们比你们对国际关系的性质了解得更清楚。人类的生存取决于外部斗争的法则；根据自然法则人类总是强者统治。我们没有制订这条法则，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按照这条法则行事的；我们看到它的存在，而正是你们自己提供了先例。你们不能指望在恰好占上风时阻碍历史的进程；至少你们不能期待不那么幸运的国家也赞同你们的希望。很明显，自由民主已经精疲力竭，并在衰退，本世纪一切至关重要的运动都是反自由主义的。我们认为，你们——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也一样——建立帝国的过程是牺牲了西班牙的世界帝国，或是牺牲了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看来在本世纪要以有利于象我们这样新兴而有活力的国家来重演这段历史进程了。现在留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你们是否准备随着历史潮流前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准备考虑你们的合法利益，或者是你们以自私而无益的阻挠导致我们之间迎头碰撞，对此我们当然乐于避免。”
苏联。“当你们把‘历史进程’和毫无结果的帝国主义斗争混为一谈时，这就又一次有必要强调对这种进程作稳妥而科学的解释。确实，西方国家的霸权不是历史的顶点，它只代表了资产阶级秩序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这种秩序的分崩离析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正是其自身的矛盾造成分崩离析，还因为正是那些矛盾之中产生了逐渐壮大的、代表未来的力量。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侵略性的，它企图削弱工人阶级，尤其是在俄国的，要再一次地奴役他们，它奉行一种以巨大破坏和人类受难的时代来改变世界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它在工人阶级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它的最早行动就是著名的不兼并，不赔款，立即实现和平的法令）一直坚持斗争，以避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置身于帝国主义中那些反对立即打仗的分子的前头，因而在积极领导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历史性的作用。”
西方国家。“虽则我们自然不同意你们在陈述你们的理由中所用的术语，我们还是承认你们的话里有某种程度的力量。我们确实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近年来历史的分析，在某种语气上对我们似乎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使我们愿意相信，把我们同你们分开的只是方法上的分歧，而不是目的不相容。但是对于我们近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高兴地认识到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极其迫切地争取和平。这样促使我们希望，如果轴心国坚持用非和平手段来实现它们的目的，有可能在维护我们的共同安全中同你们合作。我们应该对轴心国立即说清楚，如果它们最终诉诸武力，我们将以武力来对付它们。的确，从1914年以来，反对把战争作为政策手段已经成为我们既定的方针之一；我们对战争的反感如此之大，以致有些时候乐观情绪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反而鼓励我们去发表言论，好象我们认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是错觉的活（这还要看你们轴心国决定做什么），那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头脑相信或许如此，但是我们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尽管如此，不要误会。归根到底你们会看到，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同你们一样坚决。我们认为有必要说这番话，以便你们不致弄错。”
轴心国。“我们很高兴，你们亲口承认自己有马克思主义的癖好。我们经常想到自由民主制的衰微，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这种民主天然地要倾向共产主义。至于你们偶尔表示蔑视的宣言，则是民主的通常形式，而我们懂得应该作何评价。我们已经注意到，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你们的决心显得动摇了，而我们很自然地持有这种意见，你们终究准备默认在世界上建立一个较为公正的秩序了。”
西方国家。“你们又在犯另一个错误，比第一个错误更为严重，如果你们断定我们近年来如此委曲求全地寻求同你们和解完全是由于力量薄弱的话。多亏你们讲得坦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基本分歧完全暴露出来了。刚才你们说到你们自称所代表的力量好象是历史上仅存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道德和人类的良心也是应该同样予以考虑的事实。我们认为文明不在于仅仅对活力、推动力和意愿的大肆宣扬，而是在于对其控制；不在展示和积聚武力，而在于使之服务于说理和法律的习惯，从而尽可能减少使用力量。因此我们近二十年内同你们打交道所根据的前提就是：另一次大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难以估量的灾难；对文明的考验就是能否避免这场灾难。”
苏联。“在你们提到‘你们的基本分歧完全暴露出来了’的这一点上，从客观的观点来看，似乎正是你们和法西斯国家的基本相似点表现出来了。你们的感情从形式上看无可指摘；而同你们的实践相比较时，这种感情的价值就变得昭然若揭了。你们准备同法西斯国家进行和解，你们为避免另一次大战所作的努力，完全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而不是牺牲你们自身的利益。你们的不干涉政策是向侵略者连续牺牲了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而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有理由知道这一点，因为只有它才尽力推行你们为之自庆的集体安全政策。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只有苏联采取了坚定而真诚的立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自那时以来只有苏联还在尽力争取反对德国侵略的集体行动。你们用不干涉政策而废弃了集体安全政策，你们借助不干涉政策只求保卫自己，而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不加区分。关于这个，用不着苏联从道义上分析，因为不干涉政策明确地显示资产阶级政客在实际上根本不承认人类的道德。只是有必要指出，这样一种一切为己只顾私利的政策，虽然人们对资产阶级国家不能抱任何其他指望，却是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并将必不可免地加速它声称要防止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轴心国。“我们同这场日内瓦机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并无关系，除却这场争论证实了我们认为日内瓦机构无用的看法而外。但是我们断然否定作为西方国家的论点基础的那些假定——西方图家还象过去一样仍然是文明的保卫者和解释人。这种有意识的，不费力气而又优越的假定尤其令人作呕，因为它已经变得陈腐而虚伪了。你们这些提醒我们尊重国际义务的不可侵犯性的人，却在1918年停战以后不履行对德国的保证。你们这些告诫我们要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人，却从未通过国际联盟以这种方式解决过重大国际问题，而你们中最大的国家还拒绝参加国联。你们这些谴责我们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欧洲的范围内没有诉诸武力就已顺利实现）的人，却拥有辽阔的空旷领土。这些领土土质肥沃，矿产丰富，其人口密度，同我们相比不足挂齿。你们这些把世界上的一切动乱都归罪于我们的人，却无视自己在爱尔兰、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印度和拉丁美洲接连不断的暴行、流血和压迫的记录。”
西方国家。“公开外交的缺陷（我们创造了这种外交形式，而你们却加以歪曲滥用），是把外交来往降低到不同语言的留声机节目的同声竞赛。我们已经真诚地想重视你们的观点，并设法满足你们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走了多远的分心考虑，最终有可能因认识到你们无意体谅我们而激愤得置诸脑后。”
苏联。“你们错了：公开外交不是威尔逊而是苏联政府倡导的，它在十月革命之后随即公开了帝国主义的秘密条约。但是外交形式没有政冶力量重要，而了解是从事实而不是从争论中推导出来的。为什么西方国家放弃集体安全的声明而采取不干涉政策呢？因为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侵略的还是非侵略的，作为最后一着，都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怀有恐惧，对苏联怀有敌意。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时起，西方国家政府就不断地向法西斯主义讨好，因为西方各国政府代表了产生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同样社会势力。因此德国的纳粹革命后第一个外交反响就是意、德、法、英四国公约计划，通过排斥苏联该公约无疑是针对苏联的。从那时以来，西方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是纵容和鼓励侵略。在西方大国准备牺牲小国和弱国来满足法西斯国家的贪欲后面，隐藏着把法西斯国家引向苏联的希望。四国公约的政策和不干涉政策一起在慕尼黑会议上达到了顶点，当时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在会上安排瓜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再一次有意排斥苏联。上述事实的教训是无可逃避的。苏联完全能够吸取教训和保卫自身的利益，那也是整个人类的利益。苏联要通过当前外交和政治形势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1939年3月15日大国之间争论的情况。那时由于西方政策的愚蠢，德国政策的专横无理和反复无常，俄国政策的不可测知，力量均势显得是极不固定的。大国关系陷入等边三角形之中，而且不同的观察家可以使他们各自相信，通过西方国家同俄国结盟来包围德国，或是由俄国同德国结盟来压倒西方国家，或是由西方国家同法西斯国家结盟来反对俄国的利益，都是天命所归。上述联合中的每一种在历史上都有先例，所以德国人能指出法苏条约和作为国际联盟成员的俄国政策；西方国家能指出德苏联盟源于拉巴洛条约；俄国人能指出《我的奋斗》的纲领，慕尼黑会议，四国公约，1918至1920年协约国对俄国的干涉，以及协约国根据1918年停战条约利用德国军队防止布尔什维克入侵波罗的海国家。上述的每一个联合都各有其从利害关系出发的论据，其中的两个联合不出三年就戏剧性地实现了。
第三个联合——西方国家可能牺牲俄国来同轴心国结盟——从来不曾象另两个联合那样真实，因为这个联合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对力量均势的任何计算中，都有两个决定性因素。首先是轴心国正在领先。只有轴心国是扩张主义而又有侵略性的，西方国家和俄国一样都采取守势。对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目的，连最极端的苏联说法也承认非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