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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39年3月15日大国之间的主要利害冲突是西方国家和轴心国之间的冲突。德国夺取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法国的一大失败，因为从1919年以来正是法国而不是俄国在东欧占有优势。这种情况使得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不是俄国的大国地位立即处于危险状态。西方国家或轴心国为一方，同俄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是潜在的。德国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就现有形势看只差一步，而西方国家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则还差好几步。
如果轴心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是主要冲突，那么俄国作为第三方就掌握了势力的均衡。从1938年9月到1939年8月，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俄国将走哪条路，因此在德国夺取布拉格之后的六个月里英俄谈判成为“外交史上的悲剧核心”。因为德国的侵略的直接方向是对着西方的利益而不是俄国的利益，德国可以向俄国提供西方国家不具备的直接好处——把它从即将来到的战争中排除在外。西方国家在请求组织一个防御联盟，而德国只要求中立。“英国能向俄国提供什么呢？”德国外交部官员施努雷1939年7月在柏林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这样说。
至多是参加一场欧洲大战，受到德国的敌视，但是连一个对俄国有好处的结果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又能提供什么呢？中立，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如果莫斯科愿意的话，德俄可就彼此的利益取得谅解，就象以前一样。这种谅解会对两国都有好处。
这里总结了各种因素：德国正在领先，它的直接利害冲突是同西方国家，俄国把握着平衡，德国可以向它提供从迫在眉睫的战争中排除在外的最大好处。西方国家不能比德国出价更高，除非它们能说服俄国同它们结成防御联盟将彻底防止战争。这是集体安全的老话了；西方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的记录使得俄国不大可能会再接受它。
俄国脱离西方国家，退居外交上行动自由的地位，这在慕尼黑以后立即开始了。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他宣称慕尼黑的绥靖时期已经结束。（这一天是捷克内阁撤销梯索在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职务之后的第二天，是布克尔和赛斯…英夸特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干预，命令西多尔宣布斯洛伐克独立的前一天。）他把法西斯国家描绘成侵略者的军事集团，但他把德国对乌克兰的计划解释为“英法美新闻界煽起的一阵喧嚣”，而且表示苏联要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关系。（这可能是对德国做出的一种姿态。）他把西方国家说成是非侵略性和民主的，但是谴责它们的不干涉政策，而且表示苏联不会被战争贩子卷入冲突中去，他们惯于让别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这可能是对西方国家的警告。）这篇讲话当时在德国经过仔细研究而且被认为是令人鼓舞的；五个月以后在德苏条约签订完毕，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要人们饮酒庆祝之时，莫洛托夫“向斯大林举杯，说到正是斯大林——通过他今年3月的讲话，为德国所充分理解——才造成政治关系的转折”。这就成为苏联政治家赞扬德苏条约和声名狼藉的德国政治家试图委罪俄国来开脱他们自己的那个演说的官方传说，这种马后炮式的解释夸大了斯大林对德国作出的姿态，因为那篇讲活也同样可用来证明他的政治家风度，如果事态向另一面发展而俄国同西方国家结盟的活。事实上那篇讲话是小心谨慎的，并没有承担义务，讲话强调了俄国的超然态度，而且表示它准备同任何一方进行谈判。1939年3月15日，还不能说对德国的正面活动已经开始，就所能估计的事情而言，成败利钝犹属未定；正如德国那时作为侵略者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俄国作为力量均势的掌握者或许也同样地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
这种不固定的三边力量安排，不仅使未来战争中的阵线分野难以肯定，而且还表明这种结盟既是暂时的又是不可靠的，尽管当时只有很少人看到这一点。不论谁是战争中的胜利者，都只会是不和谐的，专为打仗而建立的国家联合。如果在俄国的合作下或善心中立的情况下，轴心国击败了西方国家，那么轴心国和俄国也不太可能在战后为世界和谐有序的未来而建立起国际组织。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德国在西方国家的暗中鼓励下征服了俄国，那下面就该轮到西方国家了。即或轴心国不靠援助全靠自己力量先后击败西方国家和俄国，并在它们之间瓜分世界，那么很快就会真相大白，轴心国是以掠夺为目的的偶然性联盟，德国和日本很可能为独霸问题进一步争斗。而如果西方国家联合俄国打败了轴心国，这种不相配的又各怀疑忌的伙伴的未来合作关系，只有那些不顾苏联的拜占庭…马克思意识形之同西方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鸿沟的人才能设想。
第二卷 大战前夕 1939年
前言
本书原计划作为这一套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最初一段时期历史的《国际事务概览》特辑的第一卷，它所涉及的是从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起直到大战开始为止这五个半月期间的历史。原拟在那卷导论性的《1939年3月的世界》于1952年出版后不久就让本书问世。但当初稿实际上已告完成时，有关英国和德国对外政策的官方文件开始公布，于是决定在一切有关的文件汇编能够加以利用之前，本书暂缓出版。出版本书而不去考虑正在陆续公开的官方资料，那将会使它在问世之前就已经变得陈旧过时。
编者谨向各撰稿人表示谢意，他们承担了在时隔多年之后再重行修订原稿达一项外加的、有时又是十分繁重的工作。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延搁已经使有些撰稿人不可能再修订其原稿；在这种情况下，这项必要的工作已改由编辑部同人来予以完成。
特别是，在本书初稿撰写时期担任助理主编的阿什顿·格沃特金先生，他已不能再行修订他自己所写的关于苏联政府同德国和同英法两国的关系那一章；因此他的原稿由托因比夫人根据已能得到的、更加充分的资料重新改写。
关于德国这一章的初稿原是由《概览》战时编的编辑部准备的，后由M·泰勒夫人修订完成；对她，编者特别表示感激，因为这项工作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编者认为把《概览》战时编各卷书名按其逻辑的次序开列在下面，对于读者或许是方便有用的。这一书名单大体上代表了这套丛书的原订计划，而没有考虑最近五年来实际出书日期的先后。
《1939年3月的世界》 《大战前夕，1939年》 《轴心国的初期胜利》 《希特勒的欧洲》 《美国、英国和俄国》（W·H·麦克尼尔著）
《战时中东》（O·E·柯克著） 《大战和中立国》 《1942…1946年的远东》（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著） 《欧洲的重组》 《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 《1945…1950年的中东》（O·E·柯克著） A·J·托因比V·M·托因比
第一编 导论
第一章 1939年希特勒的机会
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般情况看来，这次实力较量的结果似乎已使德国一蹶不振。它不得不忍辱割让总面积相当大的领土：西边割让给法国；北边割让给丹麦；东边割让给波兰的领土更多，造成了更尴尬的地理影响。它也未能恢复它从1871年到1914年期间所享有的蒸蒸日上的经济繁荣。直到1925年，看来似乎德国的经济困难可能就是因为西欧的战胜国企图榨取德国无力偿付的赔款。但是，大幅度地减少了德国赔款的数目，美国又慷慨解囊，给予了大量贷款，从而使德国的经济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明显地有所恢复。然而，在1929年世界上刮起的经济风暴的袭击下，德国的经济第二次又崩溃了。这一事实表明，德国战后的经济症结，不能单纯归咎于它以前的敌手在战后早期所采取的荒谬的赔款政策。实际的原因一定蕴藏得更深：或许在于德国经济本身战后的某种损伤，或许在于德国经济和战后它的东邻国家经济之间的某种脱节。经过极其短暂的经济恢复之后，德国的第二次，也是更难加以解释的一次经济崩溃，在1932年使许多有资格的观察家认为，它战后的情况比他们在1924年所感到的还要严重得多。希特勒具有天才的最为显著的证据之一就是，这个不学无术的煽动能手竟然能够看到——如同他显然违反了一切理性和常识而看到的那样——战后德国的不幸局面同时也是一个大好时机。
希特勒所未能看到的是，这一时机也是一大陷阱。就短期而言，它为逐步顺利地进行侵略——希特勒表明自己是非常精通此道的——提供了机会，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领导德国的人缺少俾斯麦的远见，不知道适可而止，那么这一机会也可能为德国带来一场大灾难，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灾难显得微不足道。假使德国的领导人毫无克制，抓住接二连三的侵略机会不放，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不是第三帝国征服全世界，而是动员起无坚不摧的优势敌对力量来反击它，使它注定要遭到彻底覆灭的命运。
当然，这第二条道路，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结局。其后果不但毁掉了希特勒扩大德国疆土的事业，而且使俾斯麦、腓特烈大帝，甚至狮子亨利等人的事业全付之东流。普鲁士王国这时已经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完全消失，欧洲德意志人的东方边界已经退到十二世纪初期他们活动的那条界线了。这些前所未有的有关人口和政治的大灾难，是希特勒执政所带来的讽刺性结果，但是这第二次、也是更大一次灾难的经济结果，对于德国人民追随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一种更具有讽刺性的报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可能料想，德国的经济状况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远为严重。它的东方政治边界现在已经后移到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它所残剩的领土，现在已全部处于这次大战中战胜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它还被一道把世界分为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两部分的“铁幕”分割开。处于铁幕外面的西德，正在收容大量的难民。他们不仅来自当时已并入苏联和波兰的德国领土，而且也来自德国的苏军占领区，来自苏台德，来自东南欧。这一困境看来较之1918年后魏玛共和国的处境要严重得多。然而到了1955年，它却证明是西德赶上1871年到1914年间第二帝国经济繁荣的大好机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历史将在本《概览》的另一卷中加以叙述。本卷仅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这篇导论里，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局势为德国人民的一个领导人所提供的进行侵略的机会，而这个领导人确实也具有抓住这种机会的天才和诡诈。这一机会的到来部分在于那幅两次大战之间欧洲的政治地图，部分则是由于两次大战之间希特勒对之抱有复仇意图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心理状态。
1919年到1921年间，解决欧洲领土问题的决策人如同1814年到1815年间他们的先辈那样，谋求同时达到两个判然不同的目的。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虽然历史家在事后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他们为了达到其中一个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将妨碍另一个目的的实现。在这两次和平解决的办法中，目的之一是防止一个强大的侵略国家再次进行其统治世界的尝试，它是在受其威胁的邻国的共同努力下，经历了极大的困难，才被击败的。另一目的是，根据在一项原则指导下制订的一个前后一致的方案，重新绘制欧洲的政治地图——它上面的旧界标由于侵略者新近进行的征战已经消失了。第一回，不久前出现的侵略者是法国；第二回则是德国。第一回，战胜国的政治家们谋求实施的原则是“正统性”；第二回则是“民族自决”。“正统性”是指一个王朝在相当于（纵然不是完全相同于）它在1792年到1815年的战争前统治的领土上恢复其统治的权利。“民族自决”是指一个民族建立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国家应包括本民族的全部或大部分国民，至于其他民族的人民则应限于最低规模。这两回，都忠实地遵循着指导原则，其真诚的信念是，这项原则本身是公平和正确的，因此有助于实现安定与和平。
因此，在这两回，这两个目的当时看来不仅是和谐一致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两回的结局表明，和平解决的设计师们制订的原则经受不了下一个重要历史过程中它将遇到的严峻考验。另一方面，指导原则在这两回中的失败给信赖这项原则的列强带来了灾难，因为这项原则的破产为侵略者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正统性”这一原则在1814…1815年和约签订后的五十五年中日益不得人心，从而使普鲁士和撒丁有机会肢解奥地利。“民族自决”这一原则在1919…1921年和约签订后的十八年中运用得不能令人满意，从而使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有机会肢解法国。1919…1921年间在东欧实施的民族自决原则，在三十年代中被那里的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正如同王朝正统性的原则于1848…1871年间在意大利和德国被民族自决的思想意识成功地加以破坏一样。在这些新的形势下（缔造前述和平条约的人们没有预见到这种新形势），和约缔造人绘制的地图每一回都为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