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公开欢迎，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很少有别的英国人肯为我国说好活，只有他，当时还是韦奇伍德·本先生，在议会内外维护着埃及的事业。因此，韦奇伍德·本的名字在埃及总是被当作一线希望始终铭记不忘。”
当4月15日代表团抵达开罗时，按照斯坦斯盖特勋爵后来的记述，它从西德基那里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除了以撒退为基础，你们不可能同埃及达成协议。”然而，英国军事顾问们力图提醒埃及代表团注意：苏联对波斯、上耳其和希腊施加的冷战压力，其中就存在着对整个中东安全的威胁；作为保卫中东的一个基地，他们强调下埃及的军事设施和交通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下埃及能提供大量的熟练、半熟练和非熟练的劳动力，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已经证明是十分有用的；他们极力要求埃及人考虑整个地区的防务，而不是较狭隘的尼罗河流域的利益，而且，因为埃及的人力物力如无外援就不足以应付这种较广泛的防御设想，他们还要求埃及人在平时接受穿便服的英国技术专家，并在运河区维持一个地区性的司令部。
然而，埃及代表团的看法却倾向于局限在尼罗河流域的狭隘范围内，而且他们一心只想结束英国的占领，这就排除了任何更广泛的考虑。此外，继续不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炸弹暴行，以及不时出现的暗杀冒险行动，也使人不敢偏离埃及的基本要求。于是，英国政府在5月7日提出了下列建议以谋求打破僵局：从埃及领土上撤出所有英国部队，并在谈判中解决这一撤出的各个阶段和最后完成日期，以及由埃及政府作出安排，使双方可能根据盟约在战时或受到紧急的战争威胁时相互援助。
在以后的十七天中，这个建议在下院辩论了两次，在上院也辩论了一次。
战时曾在中东服务过的一些支持政府的人争辩说，不设在埃及领土上的基地，同样可以很好地保卫苏伊士运河；反对派发言人则指出，巴勒斯坦和昔兰尼加这两块显然只能选择其中之一的领地，英国能够占据的期限都不是永久的；而塞浦路斯也不是很符合要求的。丘吉尔和艾登，对1940年6月危机中埃及政府的态度犹豫不决，是深有所知的，他们提出警告说（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一点），完全依赖干将来国际局势紧张时英国有权重新占领这些设施，那是十分危险的：同我们将不免发生争端的那个大国，当然要对埃及政府说：“我们将把英国军事力量进入运河区的任何行动看作一种不友好的行为。”难道有人竞能设想，无论如何不希望有英国部队或空军驻在运河区的埃及政府，面临这种局势，将不拒绝我们重新进驻的要求？难道有人能想象，在一场重新开始的世界斗争中，当可怕的结局是和平或者战争还悬而未决的时候，英国政府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会迫使结局早日来临？这是一种独断的行动，一种将被广泛地看作是并加以谴责的侵略行动，一种正在摧毁和平的最后希望的行动。
赫伯特·莫里森无意中透露，政府已“勉强地”答应埃及的要求，先撤退然后再研究英埃同盟的将来和军事援助问题；首相说：“如果整个事情破裂，当然，仍然还存在着条约”；贝文则以作出下列的保证来结束这一系列的辩论：决不应当出现一个真空。如果埃及政府迫使局势中出现一个真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撤离，而那里却没有什么可以代眷的东西来保证安全，例如地区性防务或其他组织——对此，我决不能同意。但我已经建议。。一个使双方接近的新基础，对这个我有信心。或许伙伴关系是一个错误的措辞，但这是为共同防御作出的一种联合努力，这不仅是为了大不列颠和英联邦的利益，而且最终也是为了这样的利益，即为我所希望的、有待于变成保卫世界安全的联合国防务，作出贡献。
在此期间，埃及所有的报纸，除萨德党人的《宪政报》之外，都对英国的建议没有好评。反对党华夫脱党谴责英埃同盟的这种原则，其他报纸则对这种条件——英国在发生成争或有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必须在埃及占用各种设施——表示怀疑。5月21日，英国向埃及政府递交了有如后来努克拉希在安全理事会上所说的“一份同盟条约的草案，以及一份军事条约的草案，它大体上把强加在1936年条约中的那些不胜负担的无法接受的军事条件又写了进去”。前已引证过的那篇《圆桌》季刊文章的作者评论道、埃及代表团不久就看到了，而且是愤慨地看到了，英国外交部是在“把埃及当作一个狡猾的客户看待，迫使他签订一个绝对地万无一失的合同。就是对待一个被打败了的敌人，也不可能比这还要更加谨慎戒备的了。”英国外交部对1940年6月和1942年2月埃及企图逃避条约所规定的责任，无疑是记忆犹新的；所以他们很可能已经感到，考虑到冷战已在中东的北端进行，如果过分依赖未来的埃及善意，那是靠不住的。
与此同时，华夫脱党同极端派民族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实行策略性的联合，继续从事反对英埃同盟和西德基个人的积极活动，并且成功地利用了社会不安的局势。由于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已停止，社会不安已经加剧，现在由于英军开始撤退，就更进一步恶化了。有人早就作过估计，至少有二十万失业者，而那些有工作的人，他们在战对已经组织了萌芽状态的工会，拒绝承认现在对劳动力的需求已减少，他们不仅试图用静坐罢工来强迫实行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而且要求雇主们必须维持生产，而不管对他们的产品的需求是否有波动的情况。共产党人授意的全国工人解放委员会重新改名为工人大会，并野心勃勃地宣称已把整个工会运动联合起来。在国营电报工人、政府工程师和教师的罢工当中，在一次总罢工的威胁之下，政府在7月9日通过了一项对国营企业工人罢工课以巨额罚款的法案。因为华夫脱党和马克拉姆的库特拉党号召在11日（1882年英国皇家海军摧毁亚历山大要塞——那是英国古领埃及的前奏—的周年纪念日）举行总罢工，于是发生了大规模的警察搜查华夫脱党员和可疑的共产党人住所的事件。十一个表面上是教育、科学和文化的组织遭到了查封。
在那些被捕的人当中有：一个意大利一埃及籍犹太人，他在开罗的一个繁华的广场上开设了一家书店，陈列和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一位著名的属于激进派的科普特作家萨拉马·穆萨；以及华夫脱党党报《华夫脱埃及人报》吻穆斯林总编辑，一家政府机关报说他是“第三国际的一个代理人，他一直在设法使第三国际与华夫脱党和好”。他的报纸被勒令停刊，还有七种“进步”刊物也遭到同样命运。据估计被逮捕的人数达到了二百二十人；尽管到11月左右；他们几乎全都得到了释放而没有被正式加上罪名，那些“文化”组织获得允许重新开办，《华夫脱埃及人报》的总编辑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旁，但是这件事给共产党的《人道报》提供了机会，它以“在贝文操纵下的埃及法西斯主义”这个题目写出了一篇社论。
英埃谈判在盛夏中度过了六、七、八这三个月，其间穿插着双方的互换正式照会和向伦敦的请示。埃及代表团通过它的三四个成员的僵硬态度，继续坚持其原来的要求，代表团成员马克拉姆更是特别惹人注目，他公开声称决不放弃那些要求。而英国代表团侧仍继续提出建议，以求在他们原来的立场和埃及人的立场之间最后达成妥协。这样，尽管埃及人坚持要求英军在一年之内完全撤出（由于他们的技术设施极为复杂，这个期限在实际上也许是不可能的），而英国原来的建议是不超过五年，“以避免在英国最后一支部队撤走和埃及人承担起他们的义务之间出现一种‘防务真空’的危险”，英国人在8月中旬提出建议，折衷为三年。埃及人还希望把引起他们的共同防御义务的条件，限制在进攻埃及或埃及的毗邻国家的侵略行动上。而英国则力图把这种条件范围扩大致中东边缘那些最容易受到苏联冷战威胁的国家，即波斯、土耳其和希腊。英国在8月中旬提出的建议，对埃及人的害怕心理还作了一外新的让步，即对于那些不是埃及的近邻而是距离较远的国家，它的义务只限于“就应该采取的行动进行协商”。
这时在英一埃苏丹出现的具有政治意见的小团体中，很重要的一派指望在埃及的帮助之下获得自治，因此，他们迫切希望在目前谈判所取得的任何英一埃协议中不要漏掉关于苏丹未来地位的规定。因此，一个由这一派成员和传统上不信任埃及的另一敌对集团的人员所组成的代表团，就被派往开罗，他们带去了由双方妥协共同提出的建议：建立一个苏丹人的民主政府，并由它来自由决定他们的国家将来同埃及联盟和同英国结盟所应采取的形式。然而，当埃及各党派的政治人物都坚持要它接受在埃及国王统治下苏丹同埃及结成永久的联盟时，这个代表团再次分裂成为两派；那些赞成独立于埃及之外的人就回到了喀土穆。埃及人向英国谈判者们重申了这一主张，但后者坚守英国政府已经作出的保证：即在对苏丹国家的地位作出任何改变之前，应根据宪法程序同苏丹人进行协商。因此，英国人在8月中旬建议，这个问题应同埃及的防务分开，作为另行谈判的课题。
据说，驻伦敦的埃及大使被告知，8月中旬的建议是英国的最后建议，西德基和法鲁克国王两人也都准备照此接受。然而，由马克拉姆领导的埃及代表团中的不妥协派拒绝改变主张，并且始终如一地利用他们参加官方谈判所知道的消息·把秘密讨论的情况和机密文件予以公布，企图用以证明他们比其他同僚们更加爱国。埃及最后答复英国建议的全文，在还未送交英国代表团之前，就被公开发表在一家阿拉伯文周刊上了，而它又是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使之具有最后通牒的那种不妥协的最后定局性质的文件。。这时，事情也就达到了高潮。于是，西德基在9月28日辞去了首相职务：但是当国王的叔父沙里夫·萨卜里试图组成一个包括华夫脱党、自由党和萨德党人的各个党派的内阁而告失败之后，国王在10月2日又重新转向西德基。与此同时，斯坦斯盖特勋爵和英国大使已前往伦敦进行磋商，西德基就向英国外交部建议，他应该跟在他们之后也去伦敦，以便亲自向贝文先生说明民族理想在影响他的政府的政策，并使自己相信，英国外交大臣已从他那里充分了解埃及为什么要抱这种态度。这就又引起了学生和工人的更为敌对的示威游行。
在10月17日到25日这一期间，西德基及其外交大臣、萨德党的易卜拉欣·阿卜德·哈迪曾在伦敦同贝文举行了五次会谈，会谈的结果是他们初步拟出了一项新的条约草案。英国答允在1947年3月31日以前撤出开罗、亚历山大和尼罗河三角洲，在1949年9月1日以前撤禽埃及的其余领土。作为交换条件，埃及同意在发生“对靠近埃及的国家，进行侵略时采取行动，而联合防务部则将研究对可能威胁到中东安全的一切事件所产生的反响，并向两国政府作出。。适当的建议，当威胁到埃及的任何一个邻邦的安全的情况发生时，两国政府将一起磋商，以便共同采取那些被认为是必要的措施。
仍然存在着难题：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要求，贝文在3月间作出的同苏丹人协商的保证，这两者如何调和？后来贝文说，他同西德基磋商，要在条约草案上附加一份关于苏丹的议定书时，他觉得把下列一点提了出来是做得对的：
在埃及和苏丹之间存在着一个象征性的王朝联盟，其条件一直是假定现存的行政制度没有任何改变（凭了这种行政制度，苏丹由总督根据1899年协定所授与他的权力实行统治，这是1936年的英一埃条约所确认和说明过的）：还有一个条件是：为确保苏丹防务而作出的安排，假定也没有任何改变。
根据贝文的说法，西德基承认在拟议中的议定书里是无法损害苏丹人获得其独立的权利的；但争辩说，这是一个普通原则，而不是条约草案中如何规定的问题。
这种想把埃及人和英国人关于苏丹的观点合并成一个简单的妥协方案的企图，跟公元451年在查尔塞登召开的普世基督教会议想要调和正教同（埃及和叙利亚的）一性论关于基督降生的观点的企图，是非常相似的，而且并没有取得更为成功的结果。西德基抓住了“在共同国王统治下的联合”这个关键性词句，而且可能是依仗埃及人的不妥协态度同英国人的妥协习惯的相互作用，他在关键性词句后面所做的文章里为自己寻找出路。不论如何，在10月26日，当他回到开罗后，他对一位埃及记者发表了下面这样一个声明：“我在上个月曾说过，我要把苏丹带回给埃及。现在我要说，我已完成了这个使命，已经明确地决定要使在埃及国王统治下的埃及和苏丹的联合得到实现。”
英国首相在28日对这个报道表示“遗憾”，在他看来，这是“片面的和会引起误解的”。第二天，埃及官方消息发表了关于苏丹的议定书的一种叙述大意的文本，虽然也许同尚未公布的英文原本没有很大的故意的出入，但它似乎已经稍微带上了一些倾向埃及人观点的色彩，这些埃及方面的公告引起了苏丹的主张独立的人士的极大不安，他们再也不能相信，贝文－－西德基议定书所建议的同埃及的王朝联合，将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必须取得苏丹人的同意。迈基·阿巴斯是1944年创立的北苏丹谘询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去出席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总督（即陆军少将休伯特·赫德尔斯顿爵士，他的大部分军事生涯是在苏丹度过的，1940 年当意大利看来即将从东非入侵时，他被任命为总督）和民政部长“用尽气力也不能使委员们相信并没有改变现状的任何打算”。独立阵线和亲埃及的“民族阵线”，在喀土穆和乌姆杜尔曼这两个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