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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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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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蒲松龄
声明:

 前言

《聊斋志异》是中国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以写花妖狐魅、畸人异行著称于世,奇特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纷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学理想,构成《聊斋志异》的独特风格。它既是中国文学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学的明珠。作者蒲松龄无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人。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上;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他的家族,明万历以来也曾“科甲相继”;但至蒲松龄时代,“为寡食众,家以日落。”

(《述刘氏行实》)分居后,蒲松龄“数椽风雨之庐,十亩荆榛之产;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后则屡挫于乡试,以岁贡终老。他一生,除了去扬州府宝应县充当幕宾一年,均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设馆三十年,七十岁才归老家居。七十六岁辞世。蒲松龄出生前一年,即崇帧十二年正月,第五次入关的清兵攻被济南,积尸盈城;血腥洗劫殃及齐鲁。

崇祯十七年,清兵再次入关击溃李自成,建立清王朝,镇压各地抗清力量;压域黑云弥漫全国。然而在兵连祸结之中,明中叶以后萌发的民主启蒙思想依然向前发展。清初,王夫之、黄宗轰、顾炎武、唐甄等人继续批判宋明理学,思想上闪现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历史的灾难、时代的思潮以及个人的遭遇,这一切对蒲松龄的思想和创作,必然有所影响,蒲氏狂痴招尤,孤愤著书,正是时代使然。

其思想积极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赋役征收应当。“念民膏”,刑名出入应当“得民情”,工役兴作应当“惜民力”,(代孙蕙作《放生池碑记》)黑暗的现实虽然“罔念夫民命”,然而蒲松龄则终生坚持“利民济物”的理想。他睥睨邪恶,摆脱世俗的羁绊,追求心灵的自由,将自己的人生理想写入《聊斋志异》。

清初人民饱经兵燹战乱,其心灵创伤尚未平复。《聊斋志异》有不少篇目,隐约曲折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劫难。举凡明末北兵入寇的“齐地大乱”、“济南大劫”,请初的……姜瓖之变“、”三藩之乱“、”谢迁之变“、”于七之难“,《聊斋志异》都曾触及,虽然含蓄迷离,但都倾向鲜明:诅咒兵连祸结,悼念受害人民。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聊斋志异》更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社会,斥之为”强梁世界“(《成仙》)。

在这个社会里,“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促织》);封建官府像阴司一样暗昧(《席方平》);高级官僚恶德满盈(《续黄粱》),下级官吏鄙琐贪婪(《梅女》),衙门公役则“无有不可杀者”。(《伍秋月》);至于地方豪绅,更是依财仗势,横行乡里,《聊斋志异》刺贪刺虐,全无畏忌。

明清两代用八股取士,以强化其政治统治。蒲松龄五十一岁才放弃应举,虽然他还不能自觉地否定这个制度,然而他却能从旧垒中反戈一击,揭露科举的弊端与丑恶。《聊斋志异》有相当数量的篇目,以嬉笑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以及贿赂公行。司衡无目,盖因帘内诸官只熟悉八股滥调,不谙德业文章,无能识别真才(《司文郎》、《贾奉雉》)。

学官贪冒,则不仅“学使之门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竟定例割髀肉为蛰(《考弊司》)。读书人对此却帖耳忍受,心无愧耻;倖进者则

高官厚禄,作威作福(《续黄粱》),失意者则嗒然若死,如饵毒之蝇(《王子安》)。蒲松龄晚年诗作《历下吟》写省城试士的丑态,不禁慨叹:“此中求伊周,亦复可侧怆。”《聊斋志异》抨击科举的作品,也部流露出此种侧怆的心情。

《聊斋志异》各类题材的作品部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其中描写婚姻爱情的作品表现得尤为鲜明。在蒲松龄那个时代,封建的因袭观念大部开始动摇,“甚至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为人要则》)。《聊斋志异》描写家庭纠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一代视作冲决封建札教的主要力量。封建社会鄙视妇女,《聊斋志异》却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许许多多天生丽质,从不同角度展示她们的美好情操和过人才能。例如:颜氏之才,乔女之德!翩翩之仙,葛巾之神;婴宁的天真,蕙芳的纯朴;素秋的淡泊,黄英的通达;娇娜的洒脱,青凤的痴情;等等。她们人各一面,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拟,封建社会严男女之大防,《聊斋志异》则借助浪漫主义的奇想,赋予青年男女以极大的互爱自由。作品认为:“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云》)。作品呼唤真情,反对“以礼节情”,因而对知己相爱或钟情不移者备加赞扬,而对虚伪矫情或欺骗爱情者则予以谴责。

作者意识到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因而确认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青蛙神》)。

作品所赞扬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这在当时不是已经存在的现实,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蒲松龄的审美情操,的确高人一等;纵然杂有些微糟粕,毕竟瑕不掩瑜。

《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举凡天上人间、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鸟兽虫鱼、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民俗风习、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都在包罗之列。

以上所述,仅其犖犖大者。

《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前人称它为“空前绝后之作”。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唐之传奇,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能比拟。它的艺术成就,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又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

作为“孤愤之书”,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为《聊斋志异》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创作时,往往驰想天外,神与物游:“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恰足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在各类作品中,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也有童心展现的温情;既有口诛笔伐,也有幽默讽嘲。诸般幻异故事,都具有叩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的问世,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蒲松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创作精神。其《聊斋自志》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聊斋》为文,狂狷傲世,不遵矩度,盖亦步武楚骚,直抒胸臆,不择好音。《聊斋志异》每于篇后仿《史记》的“太史公曰”,添加“异史氏曰”论赞一段,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的表达出来。全书有“异史氏曰”

近二百则,为数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这一形式的采用,是对《史记》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盖蒲松龄“长命不犹”、“仅成孤愤之书”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两者之间

有其相通会意之处。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聊斋》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蒲松龄的这种创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朱其铠

一九九二年二月

   聊斋自志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1' ;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2'。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3'。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4' ;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5'。才非干宝,雅爱搜神'6' ;情类黄州,喜人谈鬼'7'。闻则命笔,遂以成编'8'。久之,四方同人'9' ,又以邮筒相寄'10',因而物以好聚'11',所积益夥。

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断发之乡'12';睫在眼前,怪有过于飞头之国'13'。遗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14'。 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卢耶'15'?

然五父概头,或涉滥听'16';而三生石上,颇悟前因'17'。 放纵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废者'18'。 松悬弧时'19',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20',偏袒入室'21',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22'。 且也:少赢多病,长命不犹'23'。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24'。 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25'?

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26';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27'。 茫茫六道'28',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29'。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30';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31'!

康熙己未春日'32'。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唐序

谚有之云:“见橐驼谓乌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大人以目所见者为有,所不见者为无。日,此其常也,倏有而倏无则怪之。至于草木之荣落,尾虫之变化,倏有倏无,又不之怪,而独于神龙则怪之。彼万窍之刁刁,百川之活活,无所持之而动,无所激之而鸣,岂非怪乎?又习而安焉。

独至于鬼狐则怪之,至于人则又不怪。夫人,则亦谁持之而动,谁激之而鸣者乎?莫不曰:“我实为之。”夫我之所以为我者,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夫闻见所及以为有,所不及以为无,其为闻见也几何矣。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

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无物为物者。夫无形无物,则耳目穷矣,而不可谓之无也。有见蚊腹者,有不见泰山者;有闻蚁斗者,有不闻雷呜者。见闻之不同者,盲瞽未可妄论也。自小儒为“人死如凤火散”之说,而原始要终之道,不明于天下;于是所见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马肿背”之说昌行于天下。

无可如何,辄以“孔子不语”之词了之,而齐谐志怪,虞初记异之编,疑之者参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语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而谓《春秋》尽删怪神哉!

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令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余谓事无论常怪,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故日食星陨,鹢飞鹆巢,石言龙斗,不可谓异;惟土木甲兵之不时,与乱臣赋子,乃为妖异耳。今观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正如扬云《法言》,桓谭谓其必传矣。

康熙壬戌仲秋既望,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

 高序

志而日异,明其不同于常也。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

其义广矣、大矣。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夫人但知居仁由义,克己复礼,为人君子矣;而陟降而在帝左右,祷祝而感召凤雷,乃近于巫祝之说者,何耶?神禹创铸九鼎,而山海一经,复垂万世,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抑争子虚乌有之赋心,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后世拘墟之士,双瞳如豆,一叶迷山,目所不见,率以仲尼“不语”为辞,不知鹢飞石陨,是何人载笔尔也?

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引而伸之,即“阊阖九天,衣冠万国”之句,深山穷谷中人,亦以为欺我无疑也。余谓:欲读天下之奇书,须明天下之大道。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吾人之所以为木铎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诺皋》、《夷坚》,亦可与六经同功。苟非其人,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读南子之见,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肸之往,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诗》、《书》发塚,《周官》资篡已也。

彼拘墟之上多疑者,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一则疑曰:政教自堪治世,因果无乃渺茫乎?曰:是也。然而阴骘上帝,幽有鬼神,亦圣人之言否乎?

彼彭生觌面,申生语巫,武墨宫中,田汀砼希庞母幔嫌谕跽露嘁印

而世人往往多疑者,以报应之或爽,诚有可疑。即如圣门之土,贤隽无多,德行四人,二者夭亡;一厄继母,几乎同于伯奇。天道愤债,一至此乎!是非远洞三世,不足消释群憾。释迎马麦,袁盎人疮,亦安能知之?故非天道愦愦,人自愦愦故也。或曰:报应示戒可矣,妖邪不宜黜乎?曰:是也。然而天地大矣,无所不有;古今变矣,未可舟膠。 人世不皆君子,阴曹反皆正人乎?岂夏姬谢世,便侪共姜;荣公撤瑟,可参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颇同,不则幽冥之中,反是圣贤道场,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而且规之曰:异事,世固间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为《齐谐》滥觞乎?曰:是也。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厄言寓言,蒙庄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仙人之议李郭也,固有遗憾久矣。

而况勃窣文心,笔补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炼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斁,人中大贤,犹有愧焉。是在解人不为法缚,不死句下可也。

夫中郎帐底,应饶子家之异味;邺侯架上,何须兔册之常诠?余愿为婆婆艺林者,职调人之役焉。古人著书,其正也,则以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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