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量。晚上，住在信管厂里，常常工作到夜深。设计新机器，为了赢得时间，决定提前进行炮弹试验，准备厂房完全建成以后，立刻正式生产。
在炮弹的试验生产中，钢炮弹上的铜弹带始终没法压紧，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专用的巨大水压机。如果弹带嵌压不紧，就会引起炮弹在炮筒里爆炸，把大炮炸毁。可是，时间已经不许可我们造这样庞大的特种水压机了。这个困难不解决，生产就无法进行。我忽然想，可不可以研究一种简单的工具，来加大弹带的压力呢？长期和炮弹混在—起，我已经逐渐掌握它的性格了。我立刻开始设计，用一段粗钢柱制成一个漏斗形的钢模，迫使弹带周围都能受到高压，牢固地嵌在炮弹上，使炮弹在发射时，不会受到火药的高压而脱落，保证炮弹在战场上不发生危险事故。和工人同志们一商量，大家都说很好。果然钢模造好以后，一试验就成了。
炮弹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个个被解决了。最后碰到炮弹钢的热处理问题。钢炮弹最后要不要热处理加工，只有进行炮弹爆炸试验，检查破片的情况才能决定。
我搬运了八个炮弹，傍晚回到信管厂，准备明天试验炮弹爆炸。
我走进了建设着的火药装配车间。车间主任陆平正带领女工同志们连夜在整理工具，安装新机器。几天没回来，工厂已经变样了。前几天，地上还是坑坑凹凹，四壁透风，现在已经铺上水泥，安上高大的玻璃窗了。
陆平帮我找齐要用的工具，我工作到深夜，装好了八个炮弹。第二天早晨，把炮弹搬上了车，运到炮弹厂。临上车时，陆平赶来嘱咐着：
“当心一点，不要又埃炸。”
“得了吧！炮弹总算跟我有了交情，这回也许客气点。”我顺口回答她。
午饭后，开始了试验。
在傍海岸的山脚下，选好了试验场。我怕发生意外，让同志们都留在山外边。吴屏周和我走进山里，在山脚的乱石坪上，挖了一个坑，把炮弹埋进去，外面只露出炮弹的信管。又在信管撞针的横梢上系一根绳子，拖到远处小土丘的背后。我俩卧倒在土丘后面，张大了口，免得耳朵被爆炸声浪震聋。我把绳子一扯，岩脚下立刻像火山爆发，地里喷出一支火柱，那巨大的爆炸声冲击着山岩，震得悬崖上的石片和泥土纷纷下坠，声波被高山阻挡回来，消逝在辽阔的海洋上。炮弹的破片和碎石凶猛地向四面飞进，“簌簌”飞过我们的头顶，飞进了奔腾的海浪里。
我们两个紧紧地贴在地上。吴屏周微微抬起了头，伸了一下舌头：
“好家伙，真厉害！”
“就是要它厉害啊！”
我俩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土，忙去搜寻破片，作了爆炸结果的记录。接着埋下了第二颗炮弹。
第二颗地弹也同样地爆炸了。
又埋下第三颗炮弹。我使劲一扯绳子，撞针的横梢掉了，可是炮弹却不声不响，我们伏着一动也不敢动。吴屏周忍耐不住了。站起来，要跑去看个究竟。我连忙拉住他的衣服说：
“再等一下！像这样的事也是常有的：炮弹当时不爆炸，等你走近它，它又正好爆炸了。我们抽枝烟吧。”
海涛不息地喧哗奔腾着，炮弹仍旧是没有动静。心里很烦躁，我丢掉烟头，一跺脚，对吴屏周说：
“你蹲在这里等着，我先去看看。”
我蹑手蹑脚地走近炮弹，轻轻卧在地上，仔细地观察，寻找它不爆炸的原因。神经一阵阵地紧张，心里怦怦地直跳，我长长呼吸了两下，让自己镇静下来。
撞针打下去了，有没有打中起火雷管呢？得不到答案。唯—的办法，只有冒着危险把信管拧下来。我紧紧地握着信管，使劲一拧，心又急跳起来了，我屏住气息，慢慢卸着信管，警惕它受到震动。吴屏周不放心，紧跟着也跑来了。我们刨开炮弹周围的泥土和石块，把炮弹从土里取出来。紧张的搏斗结束了，汗水湿透了内衣，清凉的海风吹过来，身上说不出的畅快。
这一颗炮弹作废，我们继续进行试验。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都爆炸得很好，扬起的尘土像浓雾一样弥漫了山脚，那沉雷般的爆炸声夹着弹片的呼啸，压倒了海浪冲打山脚岩石的怒吼。
我使劲地扯动了第七颗炮弹的绳索，炮弹没有爆炸。再拉绳子，绳子却松劲地躺在地上，我怀疑这绳索中段某处被拉断了，慢慢地把绳子收回一看，绳子头牢牢地拴好钢丝的横梢，可是炮弹还是不响。吴屏周和我彼此望了一眼，他眉头一皱：
“怎么又不响啦？”
“照老规矩，抽烟！”
我们点着香烟，一声不响地蹲在土坡后面，低着头苦苦地思索炮弹不响的原因。
“难道又是信管的毛病？”我脑子快要炸开了。
“那可不一定！……”吴屏周说。
忽然他用力摔掉手中的半枝香烟，向炮弹跑去，我一抬头，他已经上了土坡，我急忙丢掉香烟追过去。
“等一下，别动手。”我一边跑一边喊。
“这回该我了。你别来！”他只顾往前跑。
我们两个同时到达埋炮弹的地方，老吴背着高山蹲下去，准备检查炮弹，我背着大海也蹲下来，钢炮弹就在我俩中间。没想到我两腿刚往下弯，这炮弹就像山崩地裂样地爆炸了。
巨大的爆炸波浪把我从地面抛起来，我心里像着了火，窒息难忍，两手紧紧抓住胸前的衣服，想把它撕开。我被轰到五六丈外海滩的沙地上，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迸着火花，在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已经死去了。一阵剧烈的疼痛告诉我，死亡还没有夺走我的生命。我活着，我还活着。可是我的伙伴呢？我的同志呢？我—翻身，想站起来去寻找吴屏周，可是马上又摔倒在海滩的血地上。我的左手腕被炮弹截断了骨头，右腿膝盖下被炮弹炸劈一半，骨头也截断了。脚趾炸去了一半，脸上许多伤口不住流血，炸烂的衣服被血浸透，成了血人。我翻身跪在地上，右手撑着地，向山坡爬去，刚移动一步，又摔倒了。我又挣扎坐起来，用眼睛向山脚那边寻找我亲爱的同志。只见岩石旁躺着一条模糊的黑影，吴屏周被轰到山岩脚下。我拼命地高声叫喊：
“老吴！老吴！……”
可是他一声不应，躺在那里。我想他—定是昏过去了，听不见，更使劲地叫喊着：
“老吴！老吴……”
等在山坡外的同志们，在巨大的爆炸声后，听见有人喊叫，唯恐发生事故，有两个同志连忙沿着山脚过来了。
“同志们！快把吴厂长送到医院去。快点！快点！”我声嘶力竭地喊着。
那两个同志跑到吴屏周面前，蹲了下去，不一会，又慢慢地站起来，立正搞下帽子，低下了头。
吴屏周牺牲了！
他在旧社会里从小就受苦，父亲是一个火车司机，全家缺吃少穿。抗日战争开始，他就参加了人民的军队，起初在津浦路西解放区做群众工作，后来担任了淮南军工部政治委员，不久前担任华中军械处的政治委员，被派到东北来建立炮弹厂。我们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现在，这个党的优秀儿子，工人阶级的战士，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哀痛使我忘掉肉体的痛苦，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掺合着脸上的鲜血，滴了下来。
一辆大卡车开到山脚下。车上垫好三床棉被，同志们把我抬了上去。
汽车开过乱石地，车身猛烈地颠簸着，我咬紧牙根，忍受着疼痛。汽车开出山口。总厂党委书记带着护士慌忙地赶来，给我注射强心剂和止痛剂，作了止血手术。党委书记爬上汽车，抱住我的头说：
“运铎同志，我来晚了，使你受苦了。”
我伸出手，想握握他的手。可是，又是一阵疼痛，只喃喃地说。
“我很快就会好的。”
汽车转上平坦的公路，奔向医院。同志们在两旁用手紧握着棉被的边沿，把我抬下车来。我昏迷地躺在手术台上，医生们用剪刀剪去我全身衣服，要把那些大块弹片取出来，却没法下手。因为我全身是伤，没法施行局部麻醉，如果施行全身麻醉，又怕麻醉过去醒不转来。医生只好干脆不用麻醉，把我按在手术台上，用刀、用钳子硬干。
我昏过去，醒过来，就像经过好多个漫长的日夜。党给我勇气，敢冒生命的危险，党也一样给我毅力，来克服疼痛。我忍受着，忍受着，竭力不叫出声来，又昏过去了。
永远前进
不知经过多少日夜，我才清醒过来。
一个早晨，正在睡梦中，忽然感到手脚被什么东西夹住，伤口疼痛难忍。睁开眼睛一看，陆平正俯在床边上，带着忧虑的脸色，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让动弹。工厂派来的小朱双手抬起我的右腿，医生们正在换药。疼痛钻心，我咬紧下唇，轻轻哼了一声。陆平更紧地抓住我的手腕，好像怕我从床上滚下来。她朝我一呶嘴，镇静地说：
“别动，马上就完了！”
我昂起头，眼睛随着医生的手转动，只见右腿下半截全炸烂了，手指那么粗的青筋也炸断了，有两三寸长一段吊在伤口外面，左腿被碎片崩的尽是芝麻大的窟窿，就像一个个蜂窝。医生在右腿的大伤口上，一连塞进去几大卷纱布。换药延续了一个多钟头。
我觉得胸部一阵阵的痛。陆平忙掀开棉被，解开我的衣服，发现左胸突起一块茶杯口大的紫黑色伤痕。陆平呆呆地站在那里，她用惊奇的眼光凝视着伤痕，思索了一会，急忙转过身去，拉开小桌抽屉，拿出一只怀表。递给我说：
“你看巧不巧？这是在你衣袋里掏出来的。”
我也楞住了。原来有一块凶恶的弹片，正巧被左边衣袋里的怀表挡住了，表里的机件打得粉碎，只剩下击扁了的外壳。如果没有这只怀表，或是弹片再偏一分，那就一切全完了！
我躺在床上，左手和右腿都被夹板牢牢地固定了。头部、腹部一直到脚尖全被纱布绷带缠满，就像被铁钉楔在床上一样，一动也不能动。我知道伤势是严重的。在皖南，机器砸坏了左腿，在淮南，雷管炸断我四根手指，炸瞎了左眼，身上留下大大小小的伤疤；这一次，又会落个什么结果呢？从那些来看望我的同志们的脸色上，可以得到答案。但是，我相信死亡跟我无缘。我战胜它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即使是死，或者落个重残废，在我也没有什么遗憾！既然是战斗，总有牺牲者，不是自己，就是别人。在这时候，不禁想到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里通过保尔·柯察金所谈的话：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废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是的，一个人的生命是短促的，而我们的事业却无限长久。个人尽可以遭到许多不幸、许多痛苦，但是只要我的劳动融合在集体的胜利里，那幸福也就有我的一份。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远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党就号召我们学习保尔·柯察金的优秀品质，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程度。不久，我从淮南《抗敌报》一个同志那是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那是淮南仅有的一本，经过许多人的手，书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了。虽然由于环境的艰苦，灯油越发越少，灯草也由三根减到一根，保尔·柯察金仍然跟我一起守着微弱的灯光，度过好几个夜晚。在他那火焰一般绚丽的生命光辉的照耀下，我真正感到自己的渺小。但是我也毫不气馁地勉励自己：应该不愧为他的一个朋友和同志。
解放战争正当紧张的关头，前方多么需要炮弹，我却老是躺着，一动也不能动，总觉得没尽到责任。为了静养，我曾强迫自己不想心思，可是只要精神稍好一些，头脑里就会出现工厂里、前线上激战的场面。我的心飞出病房，奔到工厂，想像着车床在飞速旋转，大批大批的炮弹生产出来，日日夜夜。用卡车装着，用毛驴驮着，用牛车拉着，越过凸凹不平的道路，越过遍地泥泞，送到前方去。我们的炮弹，像疾风暴雨一般，落在敌人阵地里，在漫天的烟尘中，敌人的工事垮了，战士们突破重重障碍，把胜利的红旗插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然而，一睁开眼，望见的只是雪白的天花板。劳动的欢乐，胜利的喜悦，都离得很远。我感到不安，哪怕是回工厂看一眼，呼吸一下工厂的空气，也会给我很大的满足。我开始了挣扎。不料刚一挪动身体，剧烈的疼痛又把我扳倒了，使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也没有爬起来，我恨得流下了眼泪。
腿上那根被炸断的筋已经割掉了，只剩下一根细骨头连结着脚和腿，腿骨缺了一寸多，短时间是长不好的。听医生们说，如果把腿锯掉，一星期就可以出院。我几次下决心锯掉腿，装一只假腿，回去马上可以工作。但是，我和陆平一商量，她却不同意。她严肃地说：
“最简单的办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腿能锯掉，眼也能挖掉，对个人来说，顶多有些不方便。可是怎么工作呢？快别胡思乱想了！”
我再也无话可说，不得不丢掉锯腿的念头。可是我还是极力想做点什么事情。
我曾经多次拆过信管，也读过有关信管的材料，如果把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告诉同志们，他们一定要少走一些弯路，对建厂也许有些帮助。经过再三请求，医生们才同意，他们把我扶起来坐在病床上，背后垫了两床棉被，又给我找来一块方木板，摆好纸。我用绕满绷带的左手和木夹板接着纸张，右手慢慢地写文章。头一天，写了两千字，心里充满了愉快。一连三天，我连写带绘图，完成了初稿，送到总厂。他们用油印印成了小册子，党委还在第一页上加了按语，这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浑身疼痛还没有减轻，又咳嗽起来了，我怀疑有肺病，医院里给我拍爱克斯光照片，证实肺部正常，只是头壳和两腿有些碎弹片。医生也不瞒我，坦率地说：
“你的左眼失明，是弹片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