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不要听从指示，完全不按电击钮（但没有人这样做）。
在录音记录访谈中，两位与实验者串通好的女性中，一位被形容成非常和善，另一个则被形容为不讨人喜欢。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施压者”心中对两人产生不同的态度。但其实两位女性都是我们的研究同谋，她们受过
表演训练，当电击灯号亮起时就会逼真地演出痛苦的模样，另一个房间中的学生们看见了都深信不疑。
在实验开始前，每个参与实验的学生都会先体验造成皮肉疼痛的电击（75伏特），目的是为了让她们了解这样
做的确会造成伤害——不过当然了，实验中并未真正施加任何电击。在20次施测中，受试者每次都必须决定是否
电击，以及持续多久。在第一位电击目标完成20次测试并离开之后，第二位女性就会接替她继续进行另外20次电
击测试。因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四位成员都在相邻的办公隔间中接受测试，所以“组友”并不会直接对她们的行为
造成影响。不过因为她们一开始先一起听了一卷录音带，所以会感觉自己属于一个群体。重要的是，除了匿名性及
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变项的操弄之外，两组人在实验中受到的待遇完全相同。
实验结果很清楚：在去个人化状态下的女性对两位受害人的电击次数是随机指派到个性化状态的对照组女性的
两倍。此外，匿名的女性对两位受害者的电击次数是一样的，无论先前被形容为很和善还是不讨人喜欢，结果并没
有差别。当手指按下启动钮时，之前对受害者的感觉对她们的行为并不造成影响。在20次施测过程中，她们持续
电击的时间也不断增长，当受害者在她们眼前扭曲身子呻吟时，她们的手指仍旧按着电击钮不放。相较之下，个性
化状态下的女性对于喜欢的和讨厌的电击目标就会出现差别待遇，对前者比较不常做持续电击。
当匿名的女性有机会伤害电击对象时，她们会不管自己之前是喜欢或讨厌她们，这说明了，去个人化的心理状
态对她们的心态造成剧烈变化。电击延长加上有多次机会造成他人痛苦，两者似乎都使得受试者的激动情绪不断向
上盘旋、激动的行为造成了自我增强现象，每个行动都激发了更强烈、更不受控制的反应。从经验上来说，这样的
行为反应并非来自于希望伤害他人的残酷动机，而是因为当时逐渐感受到自己对其他人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受到这
种感受的激励而造成。
这个实验典范已经由许多实验室和田野研究重复进行，证实可得到具比较性的结果。在这些重复验证中，有些
运用了去个人化的面具、施放白色噪音，或是向目标受害者丢保利龙球（即发泡利聚苯乙烯球）；参与实验的对象
包括来自比利时军队的军人、学童及许多的大学生。在一个以老师担任电击者的研究中也发现随着时间而升高电击
程度的现象，老师的任务是用电击方式教育学生，而随着训练过程进行，他们也逐渐增强了电击强度。
回想斯坦福监狱实验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实验中运用的去个人化方式是让狱卒和工作人员穿戴上银色反光镜
片的太阳镜以及标准的军装风格制服。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导出一个重要结论：任何让人感觉拥有匿名性的事物或情
境，也就是任何让人觉得像是没人认识或想认识他们的状况，都会削弱他们个人的行为辨识度，并因此创造出为恶
的潜在条件。而第二项因素的加入，更是使这个结论的有效性大增；如同这些研究的设定，如果情境本身或其中的
行动者允许人们从事反社会及暴力行为以反对其他人，他们就会彼此开战。但是相反地，如果情境的匿名性只是削
弱了人们的自我中心心态，而情境也鼓励从事公益行为，人们就会彼此相爱。（在集会活动的背景下，匿名性通常
会鼓励更多社会参与的集会出现）因此威廉·戈尔丁对于匿名性和侵略性的洞见是有心理学根据的，而且情况比他
所描绘的还要更复杂、更有意思。
当然了，我的衣装确实改变了我的性格。
——威廉·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不是只有面具才能赋予人们匿名性，在既定情境中的对待方式也能产生匿名效果。当别人不是把你当成独立的
个体，而是当成系统下的无差别性“他者”看待，或是忽视你的存在时，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匿名的。有一位研究者
进行了一个实验，他研究用这两种不同待遇对待自愿参与实验的大学生，即把学生当人看，或是把学生当成“白老
鼠”时，受到哪一种待遇的学生会在趁他不注意时偷走他的东西。你们猜猜看结果如何？实验是这样进行的，研究
者在和学生们互动后，将他们留在这位教授兼研究者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个装满了笔和零钱的盆子，而这时他
们正好有机会可以下手行窃。结果匿名学生的偷窃次数多于受到人性待遇的学生。仁慈的价值甚于它的报偿。
女化智慧：如何让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回家后还是个好人
让我们来到匿名性和暴力可能攸关生死的真实战场上，尤其是检视外表改变对战争行为的影响。我们将比较不
改变年轻战士的外表，以及运用面部和身体彩绘或画上面具（如小说《苍蝇王》中的战士）等仪式性的外貌转变方
式，这两种不同做法所造成的影响。改变外表是否会影响之后他们对待战敌的方式？
文化人类学家R．工沃森（R．J．Watson），在读过我之前发表的去个人化论文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研
究资料来源乃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搜集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报
告及论著。而沃森找到了两项资料，一项资料记录了不同社会的战争方式，一些是在进行战争前改变战士外表，一
些则并不改变；另一项资料则是这些社会杀害、虐待或切断战俘手足的程度，以作为明确的依变项——真可说是最
恐怖的结果测量方式了。
而他的研究结果大大肯定了我先前的预测，即当上级允许战士们以平常禁止的侵略性方式作战时，匿名性将促
进毁灭行为。战争是制度性地许可人们杀死或伤害敌人。而这项调查研究发现，在我们找到关于战争行为及对待战
敌方式资料的23个社会中，有15个社会会在作战前先改变战士外表，而它们也是最具破坏力的社会，这些社会中
有80％（15个中有12个）会以残暴的方式对待敌人。相对地，在8个不改变战士外表的社会中，7个社会并未出
现如此毁灭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观点来检视这些资料可发现，当战争中出现受害者被杀害，虐待或切断手足的情况
时，90％都是第一次改变外表并将自身去个人化的战士所为。
文化的智慧告诉人们，欲将平常表现温和的年轻人变成听命杀敌作战的战士，关键要诀就在于先改变他们的外
表。战争就是由年长的人说服年轻人去伤害和杀死跟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大多数战争都是这么回事。而对年轻人而
言，在作战前先改变自己平常的外表，例如穿上军服或戴上面具、做点脸部彩绘，则可以让杀人变得容易些；一旦
得到匿名性，平常那位富有同情心、关怀别人的人就消失了。当战争胜利后，文化智慧又会要求人们回到爱好和平
的状态。这时候他们就要脱掉军服，拿下面具，洗掉脸上的颜料，找回平常的自己。在某种意义下，这很像是参与
一个可怕的社会仪式，这个社会仪式不知不觉地使用了研究者斯科特·弗雷泽（Scott Fraser）在万圣节派对研究
中所采取的三阶段典范模式——先维持平常装束，再扮装，最后脱去扮装，于是他们的行为也经历了三个历程，当
人们可以认出他们时，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当他们取得匿名性时，他们成了杀人的战士，最后当他们回到会被认出
的状态时，他们又变成爱好和平者了。
某些环境可赋予短暂的匿名性，对生活或置身其中的人而言，不需要改变身体外貌也同样具有匿名效果。为了
亲身示范地方的匿名效果会助长都市中的街头破坏行为，我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简单的田野调查。请回想第一章中
我提到我们实验将车辆弃置在纽约上城布朗克斯区靠近纽约大学校园旁的街道上，以及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斯坦福
校园附近。我们把这些车辆弄成一看就知道是废弃车辆（把车牌拔走、顶篷掀开），再用相机和录像带拍下对这些
车辆的街头破坏行为。在布朗克斯区那个使人感觉自己有匿名性的环境中，48小时之内就有好几十个路过或驾车经
过的人停下来，破坏这辆废弃的车子。这些人大多是衣冠楚楚的成年人，而他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拔走车里任何有
价值的东西，或是破坏车子。然而被弃置在帕洛阿尔托市的车子命运就截然不同了，一个星期过去，没有任何一个
路人曾经对它动过歪脑筋。这也是唯一可引用来支持都市犯罪的“破窗理论”的经验证据。环境条件会让社会中某
些成员感觉他们拥有匿名性，让他们以为在这个统治社群中没有人认得他们，以为没有人能识别他们的个体性和人
性，而这会帮助他们变成潜在的街头破坏者，甚至是暗杀者。
去个人化过程会将理性节制的人变成放浪形骸
让我们假设人性“良善”的那一面是拥有理性、秩序、一致性和智慧的阿波罗，而“恶劣”的那一面则是代表
混乱、解体、非理性和跟从生命原欲（libidinous core）的狄奥尼索司。阿波罗的核心特质是对欲望的节制与禁
止，恰恰相对于狄奥尼索司式的解放与纵欲。人们平常由于认知的操控，而表现出符合社会要求及个人接受范围的
行为，因此当人们浸淫在认知的操控手段受到阻碍、搁置或扭曲环境中时，就有可能会变成恶人。认知操控的搁置
会造成多重后果，其中包括良知、自我意识、个人责任、义务、承诺、债务、道德感、罪恶感、羞耻感、恐惧以及
个人行动的成本效益分析等的暂时停摆。
实现这个转化过程的一般性策略有二：（1）降低行动的社会辨识度（没人知道我是谁，或者没人在乎我的身
份）；（2）降低行动者对自我评价的在意程度。前者削弱了行动者对于社会评价、社会赞可性的在意程度，可借
由让行动者感觉拥有匿名性，亦即去个人化的过程而达成。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让个人处于散播匿名性和扩散稀释个
人责任的环境中。第二个策略则是通过改变意识状态来停止个人的自我监控和一致性监控。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包括
服用酒精和药物、激起强烈的情感、参与高度刺激的活动，或进入一种延伸的现代式时间定位中，不再关心过去和
未来，以及将责任向外推卸给别人，而不是反求诸己。
去个人化过程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此一心理状态下的行为受到当下情境的指挥，以及生物性的、荷
尔蒙的分泌驱使。于是行动取代了思想，立即享乐凌驾了延迟的满足，而小心谨慎的自我克制也让路给愚蠢的情绪
化反应。心理上的激励状态是去个人化过程的前兆，同时也是结果。当处在崭新或是尚未结构化的情境中，而典型
的反应习惯及性格倾向变得毫无用处时，它的效果就会发扬光大。这时个人对于社会模式和情境暗示缺乏抵御力的
情况会突显，于是战争与和平就变得一样容易——一切全视情境的要求或引导而定。在极端的情况下，是非的意义
泯灭了，违法行为不必考虑是否有罪，不道德的人也丝毫不怕遭天谴。内在的约束被搁置时，行为完全受到外在情
境操控——外在控制了内在。做一件事时考虑的不是正确与适当与否，而只看可不可能、做不做得到。个人和群体
的道德罗盘已不再能够指挥方向。
从阿波罗过渡至狄奥尼索司式心智状态的过程可以来得迅速而毫无预警，一旦人们短暂活在延伸现在式的时间
中而不再顾及行动的未来结果，好人就会做坏事。在过度去个人化的情况下，平常对于残暴行为及原力冲动的约束
与限制消失一空。就像大脑突然短路了，额叶皮质的规划和决策功能停摆，而较原始部分的大脑边缘系统，尤其是
杏仁核中的情绪和侵略性中心却接掌大权。
狂欢节效应：以狂喜为集体去个人化过程
在古希腊时代，狄奥尼索司在众神中的地位独特。它被视为创造出新的现实层次，挑战对生命的传统预设和方
式。它既代表将人类精神自理性言说和有条理计划的拘禁中解放的一股力量，也代表了毁灭：毫无节制的情欲及缺
乏社会控制的个人享乐。狄奥尼索司是酩酊之神、疯狂之神，也是性狂热及战斗欲望之神。在狄奥尼索司所支配的
存在状态下，人失去了自我意识和理性，搁置了线性时间感，将自我听任人性原始冲动支配，并视行为规范和公共
责任于无物。
狂欢节（Mardi Gras）起源自基督教时代前的异教徒仪式，现在则被罗马天主教廷认可为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前的星期二【油腻星期二（Fat Tuesday）或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这个神圣日子标记着
大斋节之宗教仪式季节的开始，在这个日子里必须从事个人的奉献和禁食，以迎接四十六天后的复活节。狂欢节庆
典开始于主显节的第十二夜欢宴，这一天是东方三贤前往朝拜圣婴的日子。
事实上，狂欢节庆祝追求“酒、女人和歌曲”的原欲享乐的放纵与过度，只求活在当下的纵情声色。当参与庆
典的人纵情于集体狂欢的感官享乐时，生命中各种忧虑和义务都被抛到九霄云外。酒神庆典的欢庆本质于是将行为
从平常的束缚中解放，从以理性为行动基础的辖制下松绑。然而人们始终在潜意识中意识到，这样的庆典是短暂的，
因为大斋节即将来到，而在斋期中，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