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圣殿”教派在旧金山和洛杉矶聚会所的牧师吉姆·琼斯为了在南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号召信众集
体移民到圭亚那。在他所想象的乌托邦中不存在着他厌恶的美国的唯物主义和种族歧视，人们友爱、宽容地生活在
一起。但是随着时间和地点改变，琼斯自己也变了。他从大型新教教派的领导者、慈爱的精神之父变成一位死神—
—货真价实的人性邪恶面戏剧性转变。在这里，我的意图是将这个集体自杀事件与顺从权威的行为模式彼此联结，
在米尔格伦位在美国纽黑文市地下实验室和南美圭亚那丛林杀戮战场间找出一条相通的路径。
对于“人民圣殿”的许多贫穷信徒而言，在乌托邦中过着美好新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来到圭亚那之后就逐渐破灭
了，琼斯订立于强制劳动的规定，成立武装警卫，全面限制所有公民自由，伙食吃不饱，凡是违反琼斯订立的一大
堆规则，即便是最轻微的也要受到接近酷刑的惩罚，而惩罚违规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这些人的亲人最后说服了一
位国会议员前往调查这个集体农场，随行的还有一个记者团，而琼斯却在他们离开圭亚那时谋杀了这些人。接着他
把农场里的信众成员都聚集起来，发表了一个冗长演说，他在演讲中敦促鼓励他们喝下含有氰化物的含糖饮料结束
生命。拒绝的人被守卫逼着喝下毒药，或是在试着逃跑的途中遭到枪杀，然而迹象显示，大部分的人都服从了领导
的命令。
琼斯显然是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他为他所有的演讲和宣言，甚至是他出席酷刑集会的过程，包括最后的自杀
操演都留下录音带记录。在这份最后的录音带中，我们发现琼斯扭曲了现实，他用谎言、恳求、不伦不类的类比、
意识形态、超越现状的未来生活等迷惑信众，并当众要求他们服从命令，而在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十分有效率地
对超过九百名聚集的信众发放毒药。从录音带的一些摘录中可看出，琼斯运用了一些杀人技巧以诱使信众彻底服从
他——一个疯狂的权威人物：
让我们吃点药吧，这很容易，非常容易。这些药不会让人抽搐（当然会，小孩子尤其会有抽搐现象）。。不要
害怕死亡。你们就要看到，有些人会来到我们的农场，他们会虐待我们的孩子、折磨我们。他们会折磨老人家。我
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拜托，可不可以快一点？快点把药吃下去好吗？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试着。。拜
托你们。看在神的份儿上，让我们把事情办好吧。我们活过了，我们活过也爱过，跟其他人没两样。我们受够了这
世界，你们也快要一样了。让我们跟这世界道别吧。跟这世界的痛苦告别。（掌声）。。想跟孩子们一起离开的人
有权利带着孩子离开。我想这是人性的做法。我也想走——我也想看到你们离开，但。。死亡没什么好怕，一点也
不可怕，它是我们的朋友，一个朋友。。你们坐在这里，这表现出你们对其他人的爱。我们上路吧，上路吧，走吧。
（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尊严地放弃你们的生命，而不是由泪水和痛苦相伴。死亡不算什么。。死亡只是换搭
另一班飞机而已。别这样，停止这些歇斯底里的反应吧。。我们唯一的死法，就是得死得有尊严。我们得死得有尊
严。我们之后将没得选择，但现在，死让我们有了选择。。孩子们看，那就像帮助你入睡的东西。喔，神呀。（孩
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求求你、拜托你、恳求你。不要这样——停止哭喊吧。不要向
母亲哀求。跟你的孩子一起放弃生命吧。
于是信徒们真的这么做了，为他们叫做“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琼斯和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型的魅力型专
制领导者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即便对信徒做出极可怕的事情后仍然存在，甚至在他们死后仍可维持不坠。不管他们
从前曾经做过的善举有多么微不足道，在他们忠实信徒心目中都远超乎他们邪恶所作所为所遗留下来的祸害。让我
们思考一下加里·斯科特（Gary Scott）这个年轻人的例子，斯科特曾跟着他的父亲加入“人民圣殿”教派，但因
不服从命令而被驱逐。他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制作的节目《父的慈爱：琼斯镇末日》（Father Cares：The Last of
Jones town）播出后，打电话到随后播出的全国热线电话，他描述自己如何因为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他被揍、被
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吓如果再不乖就会受到他最害怕的惩罚——让一条大蟒蛇在他身上到处爬。但最
重要的是，当我们听他陈述这些痛苦带来的持久影响时，我们会想问：他恨吉姆·琼斯吗？答案却是一点也不恨。
他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信徒”，“忠诚的追随者”。尽管他的父亲在那次毒药事件中死于琼斯镇，而他自己也曾
遭受野蛮的折磨和羞辱，加里还是公开表示他欣赏甚至钟爱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琼斯。连乔治·奥韦尔在
《一九八四》书中构想的无所不能的党，也做不到如此彻底的洗脑。
现在我们必须超越顺从和服从权威的议题做进一步思考。即便这两者的力量如此强大，但它们只不过是负责启
动而已。在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对抗关系中——如狱卒和囚犯、拷问者和被拷问者、自杀炸弹课和平民遇害者
之间——会由于一些过程作用而改变两者之一的心理构成。例如去个性化过程使得加害者得以保持匿名，因而降低
了个人行为的可说明性、责任感和自我监控能力。而去人性化过程则夺走了潜在被害人的人性，使得他们变得跟动
物一样，甚至什么都不是。我们也调查了一些让旁观者面对邪恶时成为被动观察者而非主动介入、协助或检举者的
情境。不为的邪恶实际上是邪恶的基石，因为它让加害者相信，那些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的沉默正表示他们
接受并允许这些恶行。
哈佛心理学者马沙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所说的话正适合作为这一章的结语：
对于了解人性，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在于它发现有些远超出我们自身的力量决定了我们的心智与行动，而在这些
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情境的力量。
第13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Ⅱ：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姑息之恶
人类历史记载是由许许多多的阴谋、背叛、谋杀、屠杀、革命、流放构筑而成，而这些最恶劣的结果乃出自于
人的贪婪、结党营私、伪善、背信忘义、残酷、狂怒、疯狂、仇恨、嫉妒、情欲、恶意与野心。。我只能得出一个
结论，那就是在被大自然容许于地表上爬行的恶心败类之中，你的大多数同胞就属其中最邪恶的一群。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Jonathan Swift，Gulliver’s Travels，1727）
斯威夫特对人类这群生物（我们这些人面兽心的人形野兽）的谴责或许有些极端，不过想想看，他在种族灭绝
横行于现代世界的数百年前、在犹太集体大屠杀事件发生前就已写下这番批评，他的话或许不是没有几分道理。他
的观点反映了西方文学中的一个基本主题，也就是远从亚当不服从上帝却听从了撒旦的诱惑开始，人类就从原始完
美状态中彻底堕落了。
社会哲学家卢梭曾详尽描述社会力如何使人堕落，在他的想象中，人类乃是“高贵的原始野蛮人”，当人接触
到邪恶腐败的社会时，他的美德也就被玷污减损了。在卢梭的概念中，人类乃是全能邪恶社会中的无辜受害者，而
彻底反对这个观点的人则认为人生而邪恶，我们的基因中早已写下人性本恶的密码。除非人类受到教育、宗教和家
庭的感化而转化为理性、讲理、有同情心的人，或是受到来自国家权威力量强加的纪律约束行为，否则就会被肆无
忌惮的欲望、毫无节制的胃口，以及充满敌意的冲动所驱使而做出恶行。
在这场古老的辩论中，你站在哪一方？是人性本善但受到邪恶社会诱惑而堕落，或是人性本恶因社会而得到救
赎？在做选择前，请先考虑第三种观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支配或
服从，都可能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囚犯或狱卒。也许是社会情境决定我们哪种心理模式和潜能会得到发展。科学
家发现，人类的胚胎干细胞实际上可以发展为任何一种细胞和组织，即使一般的皮肤细胞也可能变成胚胎干细胞。
我们可以扩张这些生物概念以及我们已知的人脑开发弹性，而认为人性也具有“弹性”。
支配生活的各样系统形塑着人，贫富、地理与气候、历史时代、文化、政治及宗教支配人们，但人也受到每天
都需面对的特殊情境塑造。而这些力量又回过头来和我们的基本生物性及人性互动。我在稍早之前主张，人的堕落
潜能乃是人类心灵复杂可能性的一部分，为恶及为善的冲动一起构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这概念提供了复杂
且丰富的描绘，来解释人类行为中的骄傲与谜团。
我们已经检视过从众及服从权威的力量，它们的影响力是支配并破坏人类的主动性。接着我们将通过学术研究
的洞察力探查包括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旁观者的冷漠，即“不作为之恶”的相关领域。这可以让我们的认识基
础更全面，以便充分评价使平常好人有时去伤害他人、甚至做出彻底违背规矩体面或道德性恶行的过程，即便是仁
慈的读者你，可能也无法例外。
去个人化：匿名与破坏
威廉·戈尔丁在小说《苍蝇王》中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外表上的简单变化如何引发他外在行为的戏剧性改变？
只是在脸上画画就让平常循规蹈矩的英国男孩变成凶残的小野兽，这是怎么发生的？故事描述在—个荒岛上，一群
男孩吃光了他们的食物，他们在杰克·梅里杜（Jack Merridew）领导下决定去猎山猪，却没有完成行动，因为在
他们基督教道德观中禁止杀戮。接着杰克决定要在脸上画一个面具。当他画好后，他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倒影
突然间出现了惊人的变形：
他惊讶地看着水面，看见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陌生人。他往水里一搅然后站起身子，兴奋地大笑
起来。站在水边是个身体结实、脸上画着面具的男孩，他们（其他男孩）看着他，不寒而栗。他跳起舞来，笑声变
成嗜血的嚎叫。他蹦跳着朝比尔走去，面具变成有独立生命的东西，面具背后隐藏的杰克，已经完全摆脱了羞耻和
自觉。
当和杰克一伙的其他男孩也都画上面具伪装自己之后，他们就准备好要“杀死那野猪、割断它喉咙、让它溅出
鲜血”了。他们杀害另一头生物之后，接着就以杀害野兽和人类敌人为乐，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昵称“小猪”的聪
明男孩。强权就是公理，在乖孩子们的领袖拉尔弗也被那群猎人追杀之后，荒岛终于彻底成为群魔乱舞的地狱。
是否有任何心理学上的证据可说明伪装外表对行为过程的戏剧化影响呢？我尝试运用一组研究来回答上述问
题，这些研究促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形成，即针对去个人化和反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考察。
匿名女性的惊人行为
第一个研究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对一群女大学生编了一个故事，让她们相信自己在实验中真的对其他
女生施加一连串痛苦的电击。她们可以从一个单面镜中看见和听见两个女孩，而研究者让她们有好几次机会电击她
们。有一半的学生被随机指派为可以维持匿名，即去个人化；而另一半人则必须清楚揭露她们的身份，也就是个体
化。在分开施测的十个去个人化群体中，每一组都有四位大学生，这组人可以用兜帽和松垮垮的实验袍掩饰外表，
她们的名字都由编号取代，分别是一至四号。实验者对待她们的方式也是去个人化，把她们当成一个匿名群体而不
是个体。根据实验者的说法，这些程序是为了掩盖她们的非言语行为，好让其他人无法得知她们的反应。相对地，
对照组的人就得别上姓名牌，这样可以使她们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待遇就都和去个人化组没有差别。去
个人化组和对照组一样都是一组四人，在二十道施测过程中，两组人都会被要求连续电击单面镜中看到的两名女性
“受害者”。
研究者编的故事是这两名受到电击的女性是一项研究的受试者，而该研究的主题是压力下的创意表现。当这位
待在另一个房间而且同样在镜子后面的实验者测试她们的创意表现时，我们的实验参与者就负责用痛苦的电击对她
们施压。
这个实验跟米尔格伦的典范有几个不同的地方，首先，实验中并没有任何权威人物直接施压，要求她们要不断
电击表现出侵略性，因为在整个电击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和她们互动。学生们可以透过单面镜看见我和两名据称是
进行创意研究的女性。此外，这个实验也没有对受试者施加从众压力，因为她们各自待在相邻的办公隔间中，彼此
没有任何互动。最后是，我也没有用如果不执行任务就会无法达成研究目的的方式对她们施压。只要小组中的四名
女性中有任何一个人施加电击时，被电击的女性就会做出受伤害的样子，表示已受到足够影响创意表现的压力。所
以，如果不电击也不是不服从指令或蓄意对抗，受试者可以选择被动地观察，在一旁看着其他组员进行电击，而不
一定要成为主动的加害者。
我所关心的行为是施予电击的持续时间，当电击预备的指示出现时，学生们能够持续电击多久。她们需要做的
决定并非是否要按下电击钮，而是要多快地把手指从按钮上缩回，或者是持续按着按钮电击受害者。她们当然也可
选择不要听从指示，完全不按电击钮（但没有人这样做）。
在录音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