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花，还可以赏月——月亮总是会出来的。大诗人苏东坡就写过一篇十分优美的散文来描写月亮，这就是《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存交横，盖竹柏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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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下定决心从生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并且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万一得不到也不感到遗憾：这就是中国人知足常乐这种天才的奥秘。
幽默滑稽
幽默是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种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要才能与理智横溢到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会盛开，因为所谓幽默只是才能对自我进行的鞭挞而已。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类一旦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与渺小、愚蠢与矛盾，就会有幽默者产生。比如中国的庄子，波斯的奥玛·开阳①，希腊的阿里斯托芬②。没有阿里斯托芬，雅典人精神上当贫乏得多；没有庄子，中国人聪明才智的遗产也会逊色不少。
『①奥玛·开阳（Omat Khayyam，约1025～1123），波斯待人及天文学家。』
『②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48～前385），雅典诗人和喜剧作家。』
然而由于有了庄子及其著作，中国所有的政治家和土匪强盗都成了幽默大家，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直接或间接地渗透着庄子的人生观。老子在庄子之前已经发出过尖细的狂笑。他的一生肯定孤身未婚，否则他就不会笑得那么调皮。反正有关他的婚姻状况、有无后裔等等，史籍中无从查考。老子最后的几声咳嗽和大笑被庄子接了过去。庄子较为年轻，音色也比老子丰富得多，世世代代都能听到他的笑声。我们一旦有机会总是忍俊不禁。不过我时常感到我们的玩笑开过了头，笑得有点儿不是时候。
外国人对中国与中国人的无知给人以根深的印象，尤为奇怪的是他们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有幽默感吗？”这个问题无异于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沙漠里有沙子吗？”真奇怪，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竟如此不甚了了。至少从理论上讲，中国人应该有幽默感，因为幽默产生于现实主义，而中国则是个异常现实的民族；幽默产生于庸见，而中国人对生活的庸见数不胜数。亚洲人的幽默，尤其是知足与悠闲的产物，而中国人的知足悠闲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幽默家通常是个失败主义者，喜欢诉说自己的挫折与窘迫，中国人则常常是清醒冷静的失败主义者。幽默常常对罪恶采取宽容的态度，不是去谴责罪恶，而是看着罪恶发笑，人们总认为中国人具备宽容罪恶的度量。宽容有好坏两面，中国人兼而有之。如果说我们刚才所讨论的中华民族的特点——具有庸见、宽容、知足常乐和超脱老猾——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在中国就不会没有幽默。
然而中国人的幽默多见于行为，少见于口头。中国人对各种幽默有不同的称呼，最常见的是“滑稽”，我想其意为“逗乐”，道学家们隐姓埋名的著作中常对此津津乐道，这些著作仅仅是略微松弛一下过于严肃的古典文学传统。这样的幽默过去在文学中并无合适位置，至少人们从没公开承认过它在文学中的价值和作用。幽默在中国小说中确实俯拾皆是，但小说以往从未被经典作家们视为“文学”。
在《诗经》、《论语》、《韩非子》里，都有一流的幽默存在。然而用清教徒式的人生观培养起来的孔学家们却看不到孔夫子的生动有趣之处，他们也理解不了《诗经》中美妙温柔的爱情诗，却去作一些异想天开的解释，像西方神学家们解释《万歌之歌》一样。陶渊明的著作中也颇有一些微妙的幽默，以及一种平静悠闲的满足和精美舒适的自我克制。下面这首描写他那些不肖子孙的诗歌便是极好的一例：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二，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幽默也可见于杜甫和李白的诗篇。杜甫常使读者苦笑，李白则用一种浪漫主义者的满不在乎使人忍俊不禁，但我们绝不把这些称为“幽默”。对国教般的儒家学说的敬畏也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抒发已见，并且视独到见解为禁忌，然而幽默却恰恰建立在对事物新颖独到的见解之上。显然在这样一种传统的束缚中，很难有幽默的文学产生。如果我们想编一个中国幽默的集子，就得到民歌、元曲和明代小说中搜寻例子，还可以到文人墨客（特别是宋明两代）的笔记和书信中去寻找，这些都是正统“文学”圈外的东西，其时他们会稍许放松一点警惕。
然而中国人仍有一种自己独特的幽默，他们总喜欢开开玩笑，这种狰狞的幽默建立在对生活的滑稽认识之上。中国人在自己的政论文中总是极端严肃，很少有幽默使人放松一下。但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对重要的变革和运动所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又常常使外国人惊奇不已，比如国民党的平均地权、三民主义、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和禁烟委员会等等。一位新近访问上海的美国教授在几所大学作了讲演，每当他正儿八经地谈到新生活运动，总引起学生的哄堂大笑，他颇感惊奇不解。我想如果他再郑重地提到禁烟委员会，学生们的笑声会更响。
如上所述，幽默是一种观点，一种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对这种看法或多或少总有些许了解。生活是一场大闹剧，个人不过是其中的玩偶。如果一个人严肃地对待人生，老老实实地按阅览室规章办事，或者仅仅因为一块木牌上写道“勿踏草坪”就真的不去践踏草坪，那末他总是会被人视为傻瓜，通常会受到年长一些同事的哄笑，由于笑具有传染性，这个人很快也就变成一个幽默家了。
这种闹剧性的幽默，结果使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严肃不起来，无论是最为严肃的政治改革运动，还是一条狗的葬礼。中国人葬礼的滑稽颇具典型意义，中国中上层阶级铺张的丧葬仪仗中，常可看到一批污垢满面、身着各色绣花袍子的流浪儿窜来窜去，还有一个铜管乐队在前面高奏“前进，基督的士兵们”，这些事实常被欧洲人引为中国人缺乏幽默感的口实。然而，中国人的送葬礼仪恰恰是中国式幽默的绝妙象征。只有欧洲人才会那么认真地对待葬礼，使之显得庄严肃穆。严肃的葬礼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欧洲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以自己先验的成见认为葬礼必应严肃，葬礼有如婚礼，只应喧哗铺张，没有理由认为非严肃不可。肃穆的成分在浮夸的衣袍里已有蕴含，其余皆为形式——闹剧。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礼与婚礼仪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顶花轿。
极富闹剧性质的葬礼仪仗是中国式幽默的象征，其实质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顾其实际内容。能够欣赏中国式幽默的人势必也能够正确理解中国的政治方案。政治方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种形式，大多由那些精通模棱两可而言过其实的术语的书记员们起草，正如有专门的商店出租葬礼仪仗用的行头一样，没有一个聪明的中国人会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们。如果外国记者牢记葬礼上所穿袍子的象征意义，就会少一些误解，也就不复把中国人看作独一无二、难以理解的民族了。
这种对人生的滑稽认识以及处理形式与内容的方式，也同样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几年前，应国民党中央的要求，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部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内。这条命令倘若真的贯彻下去，会给那些在上海拥有公馆的部长们带来很大不便，并会使许多人失业：南京的部长们对南京政府的命令既不公开反抗，也不请求撤销（如实陈述该命令所造成的不便和不切实际等等）。没有一个职业书记员会聪明到起草出这样一个呈文，同时又不与中央的形式相背。因为那就意味着中国官员们希望住在外国租界内，而这是不爱国的表现。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比它不知聪明多少倍的主意，他们只是把驻沪办事处的门牌换成贸易管理局。一块门牌大约不过20美元，却没人丢掉饭碗，也没人丢脸。这种连小孩子都会玩的把戏不仅使南京政府的部长们感到满意，而且也取悦了发布命令的南京政府。我们的部长们的确是了不起的幽默家。我们的强盗们、军阀们也都是幽默大家。有关中国内战的幽默，上文已经谈及。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举教会学校的例子来说明西方人是如何地缺乏幽默，几年前，当局要求他们注册登记，并要求他们取消圣经课，并在会议大厅悬挂孙中山像，每周星期一还要举行一次纪念会，这使得教会学校顿时惊慌失措。中国当局不理解如此简单易行的规定竞不能遵守，另一方面传教士们也不知如何接受这些条件，于是事情陷入僵局。一些传教士甚至开始打算关闭学校。比如有一位校长，问题本不难解决，但他却坚持自己那愚蠢的诚实，拒绝将学校章程中那句声明传授宗教思想为办校目的之一的话去掉。这位洋校长要求开诚布公地声明传授宗教思想确为主要办学目的。于是时至今日，这个学校还没能注册登记上。如此这般，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协产生。其实这个教会学校应该做的不过是模仿南京部长们的所作所为，遵守官方的一切规定，挂一幅孙中山像，其余事情均照中国方式办理。不过我总不禁想到，以这种愚蠢的诚实为宗旨的学校肯定是所真正的学校。
这就是中国人滑稽的人生观。汉语中充满了把人生看作演戏的比喻：中国官员的就职离职被说成“上台”、“下台”，某人提出一项略有夸张的计划会被称为“唱高调”，我们确实把生活看作了舞台，我们喜欢的戏剧多为高级喜剧，不管是新宪法草案、民权草案、禁烟委员会，还是讨论人员遣散的会议。我总觉得这些喜剧津津有味。但我希望我们的人民有时也该严肃一些。幽默正在毁掉中国，它的破坏作用是无以复加的。人们那种响亮的笑声未免有点儿过分，因为那仍是超脱老猾者的笑，任何热情与理想之花，一旦碰到这种笑声，都会凋谢枯死。
因循守旧
刻画中国人的性格不能不提及保守性，否则就不完整了。“保守性”一词本不该含有贬意，它是一种自豪，建立在对生活感到满足的基础之上。由于人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通常很少有值得引以为做和使人满足的东西，这样就成了内心丰富的真正标志，是值得大加羡慕的天赋。
从本质上来讲，中华民族是个骄做的民族，这种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最近几百年除外。尽管有时在政治上中国人确实蒙受奇耻大辱，然而在文化上他们却是一个硕大的人类文明中心，他们具有自我意识，做事有条不紊。在文化上代表另一种观点的、唯一有点力量与中国匹敌的是印度佛教，然而真正的儒家总是或多或少地对佛教持讥讽态度。儒家为育孔子而感到无比骄傲，进而又为中华民族感到自豪，为中国人能够理解生活的道德内涵而自豪，为自己对人性的认识而自豪，为自己已经从伦理、政治诸关系上解决了人生的问题而自豪。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却也不无道理。因为孔学不仅对生活的意义提出疑问作出回答，而且答案令人满意，因为他感到已经解决了人类生存意义这个问题。这个回答有根有据、清楚明智，使人不再去思索未来，也不再想改变现状。人们意识到自己业已获得某种有用并且货真价实的东西之后，自然会变得保守起来。儒家看不到并且认为不存在其他的生活方式。西方人也有组织严密的社会生活，伦敦的警察不通晓孔夫子扶老携幼的教导也照样会帮助一位者妇人过马路，这些事实中国人听到后总是多少感到点惊讶。
一旦中国人意识到西方人也实行所有的孔门礼节、秩序、荣誉、仁爱、勇气、廉政等道德教诲，一旦他们意识到倘若孔子在世也会赞成伦敦警察和地铁售票员的品行，他们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就大为动摇了。确实有些东西使中国人看了很不舒服，并斥之为鲁莽和粗野，比如夫妇挽臂而行，父女拥抱接吻，银幕上有吻，舞台上有吻，火车站月台上也有吻——到处都有吻。这使他确信中国文明真是无与伦比。然而外国也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一般来说普通百姓也都识字，妇女也会写信，以及普遍的清洁卫生（中国人认为这是中世纪的传统，而非十九世纪的创造），学生尊敬老师，男孩儿们总对他们的长辈说“是，先生”等等。所有这些给人深刻印象的东西，外加优良的公路、铁路、轮船、优质的皮靴、巴黎香水、可爱的白种孩子、X光照片、照相机、电唱机、电话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彻底击碎了中国人那种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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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治外法权，尽管欧洲人的皮靴总是频频地踢在中国苦力身上，却没有法律予以制裁。民族自豪感的丧失又转化为一种对外国人的本能恐惧，以往神圣的自豪感烟消云散。至于外商大吵大嚷，担心中国人会攻击他们的租界，事实上这只不过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那点胆量以及他们对现代中国之肢浅认识。对于欧洲人滥用皮靴对付中国苦力的行为，中国人总感到义愤填膺，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如果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会用自己质量较次的皮靴去报复去泄愤，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人如果这样做就不复为中国人，而是基督徒了。事实上，对欧洲人的羡慕与对他们侵略性的恐惧现在是普遍现象。
以上这些感情上的波澜显然促成了过激主义的形成，过激主义又促成了中华民国的诞生。如此巨大广泛的变化，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