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巴比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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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巴比伦-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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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头说,长脚实在太差劲了,看看小路吧,陪小姑娘嗑瓜子,给小姑娘讲笑话,换一个灯泡得四个钟头,妈的,四个胸罩的姑娘看来得小路去对付。长脚就说:“小路,你去对付也一样,泡上了别忘记把我也调到科室里。”我只能哼哼哈哈地敷衍他们,心里很担忧。我们电工班的人都是碎嘴,这消息假如传出去,厂长知道我们这么泡他的千金,恐怕会把我和长脚都送到锅炉房去。   

  九三年我和长脚的运气好到了家,本来很有可能去锅炉房的,结果,我们厂长莫名其妙被调走了,来了个新厂长。科室青年的求婚行动立刻偃旗息鼓,再也没有人想泡四个胸罩的姑娘了。我们也顺杆子往下爬,这姑娘简直是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想去碰,碰了她,很可能被新厂长送到锅炉房去。政治斗争真残酷啊。   

  新厂长上任,我们都期待着糖精车间扩产的事情能搁浅,谁知,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但要扩产,而且要大大地扩产,使我们厂成为全球糖精的主要生产基地,让其他的糖精厂都倒闭。三班工人的缺额,从一百个猛增为一百五十个,所有的闲差都要重新整顿,连食堂里运泔水的都不例外。大家咒他断子绝孙,他也确实没有小孩,泡厂长女儿的计划彻底落空。   

  回忆我的九三年,除了考上夜大以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妈高兴:我入团了。   

  秋天到来的时候,陈小玉来找我。陈小玉是新调来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模样甜甜的姑娘。那时候流行这种甜妹型的,我夸她长得像著名歌星杨钰莹,她听了还挺高兴。如今要这么夸她,估计就是找抽了。   

  陈小玉说:“路小路,你还不是团员吧?”我点了点头。说起这个我就自卑,中学的时候我曾经模仿班级里的优等生,打过入团报告,从初二一直打到高三,每年清明节之前我都要把自己的思想灵魂剖析一番。但我不大会写入团报告,把自己形容得无比惨。学校团支部书记把我叫去,说:“我们是吸收团员,不是施粥。你再回去斟酌斟酌。”过了几天,我去打人,把一个低年级的学生打成了神经病,看见我就发抖,半夜里梦见的不是裸体女人,而是我翘着二郎腿对他诡笑,他居然还为此遗精,简直见了鬼,只能去看心理医生。这件事被学校里知道了,团支部书记又把我叫了去,说:“前几天我说错了,你不用斟酌了。”   

  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个人档案。我在小说里读到,档案是一种与你自己密切相关、而你自己却不会见到的东西。比如小学老师给你写了个评语:该生很淫荡。这条评语入了档案,就是在你脸上敲了个金印,古代叫黥刑。这个黥,你自己还看不见,别人却知道。要洗脱这种罪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会有第二个老师为你正名:该生其实不淫荡。第二个老师通常会说:该生的淫荡隐藏得很深。这他妈就彻底完蛋。没有人能证明我不淫荡,除非我是阳萎,但阳萎也可以做到心淫身不淫,隐藏得很深。   

  我把人打成神经病,此事确凿无疑,并没有冤屈了我。只是,梦遗到底算不算神经病,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入档案,我也不知道;如果入了档案,我是不是还能入团,这我更不知道。后来陈小玉让我入团,我便确信,曾经把人打得遗精的事情并没有入我的档案。我觉得自己以前虽然做过不少坏事,但也有过救人为乐的好事,做了电工,读了夜大,还有一个挺不错的女朋友,简直已经到了人生的顶峰,目前确实是洗心革面的好时机。   

  有关入团,我心里很欣喜。人都有一种向上的积极性,即使在最堕落的时候。被枪毙的人看见阳光还会觉得欣慰呢。我对陈小玉说:“入团申请书该怎么写呢?”陈小玉开玩笑说:“你大字不识几个,写入团申请书,简单一点诚恳一点,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可以了。”我听了这话,非常之沮丧,我是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吗?   

  我当时还谦虚了一下。我对陈小玉说,我在厂里表现很差,经常被胡得力抓迟到,奖金扣得只剩下个位数。我这种人能入团,自己都觉得惭愧。陈小玉说:“你不是救过赵崇德吗? 好好表现,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你也不是没优点啊。”   

  我说:“好吧,小玉姐姐,只要你开心就好。”她听了就特别开心。   

  入团那天,我们跑到食堂去宣誓,男男女女十几个人。那个王八蛋业余摄影师还给我们拍照。这次他没敢马虎,把我拍得很潇洒。只有食堂的秦阿姨不识相,站在一边看热闹,还指着我说:“这个路小路脑子被撞坏过的,怎么也能入团啊?他的脚啊,臭得都不能靠近啊。”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几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温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混蛋,我要八辈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稚,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逼,我很不喜欢傻逼,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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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入团之后,午饭时间经常往陈小玉办公室跑,她的办公室也在小红楼里,在图书馆隔壁,再往里走就是医务室。这一带对我而言,用一个很滥的词来形容:温馨。   

  陈小玉热爱文学艺术,案头常备一本《收获》,我翻了翻《收获》,陈小玉就说:“怎么着,对文学感兴趣?”   

  我立刻说:“是啊是啊,我对《收获》很感兴趣,一个人读了《收获》就可以说我大字不识几个,看来《收获》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陈小玉知道我在编派她,也不生气,递给我一张小报,说是厂报,如果我乐意写点散文什么的,尽管往她那里投稿。   

  我顺手翻了翻,这张厂报就像考卷一样大,对折起来,第一版是厂内新闻,第四版是劳模表彰,第二和第三版就是青年文艺作品,有散文,有诗歌,有书法,有篆刻。这张报纸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今日糖精。   

  陈小玉说:“新办的报纸,欢迎你提意见。”   

  我没什么意见可提的。我到团支部来,主要是看看白蓝,顺便再看看科室女青年。说实话,做电工虽然跑了很多科室,但对科室女青年还是很陌生。她们都很美,近距离接触她们是一种罪过,比写诗还危险。我常常觉得,我就是污泥,而她们是荷花,我的存在就是为了使她们看起来更晶莹动人。等我入团以后,在团支部见到了密集的科室女青年,她们离我很近,甚至和我擦肩而过。那么多美丽的女孩啊,个个年龄都比我大,我恨不得全都认作姐姐,可惜她们还是很晶莹,不理我。我记得有一个科室女青年长得非常美,鹅蛋脸,皮肤好得要命,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这种肤色不可能出现在三班女工的脸上。别人都夸她好看,还说她脸上是职业性的笑容。我当时不解,职业性的笑容,那不是三陪吗?   

  与科室女青年相映成辉的,是科室男青年。他们在午饭时间聚集于此,他们来自宣传科、劳资科、保卫科、财务科、供销科、档案室……他们通常都会拿着一本纯文学杂志,这都是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他们很斯文,和科室女青年交谈说笑,他们会提到苏童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与之相比,生产男青(就是搞生产的青年男工)手里都是一本《淫魔浪女》之类的下流武侠小说,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叼着香烟,随地吐痰,嗓门大得像马达。谁是科室男青,谁是生产男青,一目了然。只有我显得很特别,我手里是一本《收获》,但我其实是个电工。   

  我的这种做法,首先被科室青年鄙视,认为我是在装逼,其次是被生产青年鄙视,认为我还是在装逼。只有陈小玉和图书馆的海燕说,路小路是个有点天分的文艺青工——请注意,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青工。   

  九三年是一个无处可去的年份,在工厂里上班,外面的世界变得很快。七十年代,工厂里是什么样,外面就是什么样。八十年代,外面有舞厅和录像馆,工厂的娱乐设施显得落伍,有些工厂也跟着造舞厅,造录像厅。再后来,外面有电子游戏房,有网吧,有桑拿,这下子工厂跟不上了,总不能把车间改造成娱乐中心吧?   

  那唯一不变的娱乐场所,图书馆,就成了国营企业的梦幻之星。每天中午,糖精厂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淫魔浪女》与《约翰?克里斯朵夫》杂陈在一起,还有各种各样的杂志,乱七八糟的录像带。在这个图书馆里有全套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网格版古典名著,当然还有各色盗版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我对张小尹说起过去,就会说那个图书馆里有很多我想看的书,起初我也看《淫魔浪女》,后来看些别的,外国古典名著和中国先锋派之类。我的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读野鸡大学的。   

  我现在住在上海,爬满蟑螂的地方,有时候会梦见化工厂的图书馆,那里很干净,没有蟑螂,某些季节里会有一些蠓虫从窗外飞进来。我坐在里面看书,那唯一的吊扇翻动着书页,风卷动淡蓝色的窗帘,时间在我的注视下流逝。在那幢楼里,白蓝、陈小玉、海燕,还有各色各样的科室女青年,她们也像那些书,被我的记忆整理之后放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我年轻时遇到了那么多姐姐,现在我三十多岁了,姐姐们都去哪里了呢?有一天我在上海的旧书市场晃悠,竟然淘到一本敲着“戴城糖精厂图书馆”图章的书,丰子恺翻译的《落洼物语》,我把这本书揣到口袋里的时候,心里非常伤感,好像是从废纸篓里找到了我遗失多年的情书。我又想起,我辞职的时候有一本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没还给图书馆,有一天我妈看到这本书,非常担心,以为我失业在家,要去造假钞糊口。这些书都被我珍藏在书柜一角,将来我死了,可以给我儿子看看。 

  我现在回忆糖精厂图书馆,那里有个管理员,叫海燕。她是戴城小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在晚报上发表作品。我后来还遇到过一些姑娘,她们也叫海燕,无一例外都很有文艺细胞,有的是画画的,有的是摄影师,有的酷爱写作。为什么叫海燕的姑娘都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呢?我的看法是:从小就受了高尔基的熏陶。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海燕》,我站起来直着嗓子念道:“《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被语文老师用一个黑板擦扔中了额头。语文老师说我永远不会像海燕一样拥有远大的抱负,而一个名字叫海燕的姑娘是绝不会这么无聊的。   

  在戴城晚报上发表诗歌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打印出来,由一组歪七歪八的象形文字变成方方正正的宋体字,心情激动得要昏倒。文字变成铅字,就是铁证如山的事情,就像一记耳光拍在脸上,就像露阴癖被联防队员赤身裸体地抓获在大街上。   

  有关我写诗,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海燕对我说,路小路,你和其他青工不一样啊。这句话我已经听白蓝说过了,现在又有人这么说,心里毕竟很激动,认为遇到了知音。我问海燕,我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其他青工都是看《淫魔浪女》,你看的是《悲惨世界》。我心想,我看《悲惨世界》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什么叫悲惨。海燕说,这本书很好,很励志的。妈的,悲惨世界还励志?   

  那天海燕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诗刊,说:“你拿回去看看吧。或许你会感兴趣。”这些诗刊不是图书馆的,是她私人的,工厂里什么杂志都有,就是不会有诗刊。我说:“写诗啊,不就是句子分行吗?”她说:“口气不小啊,写几个出来,让陈小玉登到厂报上去。”   

  那时候我想不到,自己写诗,还刊登到厂报上去,是件找死的事。我还以为很牛逼呢。原先厂里就一个海燕是写诗的,她很美,又很懂事,领导都喜欢她。在厂里人看来,她写诗是一种类似女红的活计。后来我成为糖精厂第二个写诗的人,但我是个电工,而且名声狼藉,别人把我当个傻逼,我自己还不知道。那时候胡得力看见我的诗,就说,这是不务正业的典型,应该把路小路送到糖精车间去,他就知道什么是诗意的人生了。   

  现在我知道,写诗的人有一种毛病,就是喜欢鼓励别人写诗。陈小玉和海燕发现了我的才能,但同时也把我送到了坑里。工人师傅遥遥地看见我过来,就冲着我大喊:“诗人!诗人!”我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干部看见我,一般不嘲笑我,而是用一种很冷的目光瞟我。我去上厕所,听见有人蹲在那里大声地读我的诗,然后把厂报搓一搓,用来擦屁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嘲笑,起初我以为他们嫉妒我的才华,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把我当成是个写打油诗的。   

  当时我很后悔,自己没事找事,费了半天劲,其实是找死。现在我三十岁了,我已经不想为这种事情惭愧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就算不在这件事上找死,也会死在其他事情上,反正都一样。一切都去他娘的吧。   

  有一天,我独自在化验室里换灯管。那些化验女孩说:“哟,路小路哎,现在是诗人。”我说你们不要取笑我了,我一个电工而已。那些女孩说:“你写得很好啊,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想了半天,认为这是一种表扬,而且是善意的,我就很开心。为了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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