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都在干什么等等。
对案件的调查依然毫无进展，而局里局外却早已流言四起。
司机小周没敲门就闯进了办公室。最近他刚参加了一个警察夜校班。
“于警官，你发现没，两件案子其实是有共同点的，”小周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俩姑娘都穿旗袍，还都光着脚，没穿丝袜也没穿鞋。如今女人们穿睡衣的时候可能会光着脚，但她们穿旗袍的时候都会配丝袜和高跟鞋。这是起码的搭配吧，要不肯定被别人笑话。”
“没错，”于光明点点头，“说下去。”
“既然凶手买得起这么贵的旗袍，又有时间给女尸穿上，那为啥不给她们穿上鞋袜呢？”
“你怎么看？”于光明觉得这位“未来警探”的话颇有道理。
“昨天我看了个电视剧，关于乾隆皇帝下江南的。你可知道这乾隆的身世？听说他可能是汉人而不是满人……”
“别卖关子，没工夫听你跟这儿唱苏州评弹。”
“好，那么你知道当时满汉女子的区别在哪儿吗？满洲女子不裹脚，可以光着脚走路。汉家女子当时以三寸金莲为美，光着脚很难走路。而旗袍只能给满洲女子穿，起码当时是这样。”小周说道。
“你的意思是，光脚和穿旗袍这两件事传递了什么信息？”
“对。而且我们都看到了，现场女尸的姿势很下流。我想凶手是在针对满族人。”
“小周，你是不是清宫阴谋戏看多了？这要放到辛亥革命以前也许还能讲得通，因为当时满汉关系紧张。可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如今电视剧里才会有这种情节。”于光明笑道。
“如今电视上到处都是这样的片子，不是讲伟大的清朝皇帝，就是八卦他们那些才貌双全的妃子什么的。没准儿有人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提个醒呢？”
“小周你听我说啊，如今满族和汉族的区别已经不太大了，我有个认识多年的哥们儿，直到上个月我才知道他是个满族人。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有个工作岗位优先考虑少数民族，就因为这个我们才知道他是满族人。当然他最后得到了那份工作。但之前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发现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家连姓氏都改成汉姓了。”
“可你怎么解释旗袍和光脚的事？两个受害人都是如此。”小周看上去不太服气。
“有可能凶手曾经被穿成这样的女人伤害过。”
“穿成这样？穿着被撕坏的旗袍还不系扣子？伤害别人的人会穿成那副德行？”小周反问道。
事实上他并不是局里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
在李书记办公室召开的例会上，廖国昌正试着改变调查方向和重点。
“先抛开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不谈，我估计凶手有个车库。目前全市只有百十户居民有私人车库。”他说道，“我们可以逐个排查。”
李书记并不同意这一意见。“你打算怎么干？没有许可就去挨家挨户敲门？不行，你这么干会引起恐慌。”
于光明心想，那些拥有私家车库的人，要么是有后台的富商，要么就是高干。廖国昌要是真那么干了，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李书记肯定不会同意。
散会之后，于光明决定绕开廖国昌，自己去调查田陌的邻居。这么干肯定是值得的。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走出公安局。田陌和第二个受害者之间有些许差别是不容忽视的。她身上有伤痕，且尸身被仔细清洗过，这说明她似乎曾遭受性侵犯，而凶手试图掩盖罪行。但第二个受害者与此相反，更像是凶手随意选择的目标，死前并未遭受性侵犯，而且尸身未经清洗。
快到中午的时候，于光明来到田陌生前居住的街道。这是位于汕头路附近的一片贫民区，靠近老城区，似乎早已被现代化进程遗忘。
他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走进弄堂，几个木质夜壶晾在一边，两个妇女拿着竹子扎成的笤帚，一边扫地一边说笑。眼前的一切恍如昨日再现。
居委会位于弄堂最里头。居委会主任冯伯在他的小办公室里接待了于光明，递给他一杯茶，打开了话匣子。
“田陌啊……是个蛮好的姑娘，”冯伯说，“把她家中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您给我讲讲她家的情况吧。”看了材料后于光明对田陌的家事有一些耳闻，但廖国昌给他的材料并不详细。
“报应啊！这都是报应啊！她爹造的孽，却报到她身上，不公啊！”冯伯叹道。
“您能说得详细点儿吗，冯伯？”
“嗯，老田，就是田陌她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算是个人物。不过后来风光不再了，蹲过大狱，再后来就瘫痪了，成了他闺女的累赘。”
“那他在‘文化大革命’时都干了什么？”于光明问道。
“那时候他是造反派的，戴着个红袖箍，到处欺负人。后来不知怎么混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派到一个学校。你知道，这种人当时可以说是风光一时。后来他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当年像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只是他被当成了典型，在牢里就蹲了两三年。”冯伯说。
“他坐牢时田陌还很小吧？”于光明问道。
“没错，那时她好像也就四五岁的样子。先是和她妈相依为命，后来她妈死了，她就搬回来了。老田从没照顾过他这个女儿。因为再后来，他就瘫了。”冯伯意味深长地喝了口茶，继续说道，“但是田陌却精心照顾他。挺不易的，她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儿花。老田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医疗保险。就因为这个老不死的，田陌连个男朋友都没交。”
“因为她老爹？这和她交男朋友有啥关系？”
“她不想丢下她爹不管。谁家小伙子想拖着这么个累赘啊？谁愿意啊？”
“那倒是，”于光明点了点头，“她在弄堂里有朋友吗？”
“没有。她总是忙于工作和照顾家，跟同龄的姑娘们不怎么来往。我总觉得她还干着些见不得人的买卖。”冯伯放下茶杯，说道，“跟我来，你自己看吧。”
冯伯领着于光明来到弄堂中段的一间老房子，推门进去。这座房子似乎是在一处庭院上建起来的。映入于光明眼帘的是一间杂乱的房间，屋子中间歪歪斜斜地摆着一张床，一副梯子通向后建的阁楼。床边有一个土灶，似乎已经熄灭很久了。旁边放着一个看上去有些年头的夜壶。除此之外再无他物。这些年老田应该就住在这鸽子笼般的小房间里。此刻他正躺在床上，手脚摊开，仰面朝天。
于光明向老田点了点头。他此刻意识到，也许这就是田陌平时不怎么待在家里的原因吧。
“这是老田，”冯伯介绍到，“老田，这是公安局的于警官。”若不是眼珠还能随着屋里人们的走动而转动，床上的老田看起来完全就是一具骷髅。
老田模糊地哼了一声，权当回答。
“只有田陌能懂他的意思，”冯伯说道，“我不知道现在谁能来照顾他，如今哪儿还有雷锋啊。”
于光明怀疑老田的神志是清醒的，能听懂他们的对话。也许听不懂还更好些。与其让他知道女儿已死而自己将老无所依，还不如什么都不告诉他。无论他“文化大革命”时做过什么，如今这报应已经够重了。
想到这儿，于光明拉过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田陌就住上面。”冯伯说道。这梯子对他来说太难爬了，所以他只能站在下面往上看。
其实这上面甚至都算不上什么阁楼，就是在老田那张大床上方，临时搭建的“第二层”而已。作为一个大姑娘，她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于光明感觉站直都很困难，他的头已经顶到了天花板。没有窗户，在黑暗中，他花了一两分钟才找到开关打开了灯。这里没有床铺，只有一张垫子，旁边摆着个塑料痰盂，也许是做夜壶用的吧。还有一个未刷漆的木箱，里面装着一些廉价衣物，大多数都已老旧过时。
看起来在这“阁楼”之上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于光明爬下梯子，什么也没问。其实问了也是白问，冯伯对这案子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告别冯伯，离开弄堂，于光明感到很失望。
如果一位妙龄姑娘选择如此生活，那她又怎么可能会成为变态杀人案的受害者，或是引发连环杀人案呢？
于光明没有回局里，而是去了田陌生前工作的海鸥宾馆。这是一家不怎么高档的宾馆，位于老城区。不过由于它所处的地段不错，价格又很合适，所以深受自助游旅行者们的青睐。宾馆大厅里有一群背着睡袋的外国年轻人，显得有些拥挤。身穿红色制服的前台经理正在用英语与他们交流，看上去业务很娴熟。他看到于光明的警官证之后很紧张，嘴里也变得不太利索了。他将于光明领进一间办公室，转身关上门。
“那个，不管咱们在这儿说了什么，请不要让媒体知道，尤其是红色旗袍杀人事件和我们宾馆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没法做生意了。人们都很迷信的，要是知道我们宾馆里有人横死街头，肯定没人敢来住店了。”
“我明白，”于光明说道，“来，给我说说田陌这个人吧。”
“她是个好姑娘，又勤快脾气又好。对她的死我们都很震惊。如果说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可能就是她太勤快了。”
“这个我知道，我在她家那边的居委会调查过了，他们也告诉我说田陌很勤快，而且平时不太待在家里。据您所知，她还有什么第二职业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经理答道，“她经常在这儿加班，为此我们多付她一半工资。白天她负责收拾客房，在餐厅帮忙，晚上也不闲着。她得给她父亲赚医药费。我们宾馆常常接待外宾，所以我们愿意雇用这种踏实肯干的员工。我们总经理让她干多少活儿她都毫无怨言。再说人们都喜欢漂亮的姑娘嘛。”
“喜欢漂亮的姑娘？这是什么意思？”于光明问道。
“别误会，我们这儿可不提供特殊服务。像她这样漂亮的姑娘一般都去其他地方工作了，比如夜总会什么的，那里赚钱可比这儿多。可她就愿意在这儿干，没白没黑地工作。”
“关于她的私生活你了解多少？比如说她有没有男朋友？”
“不知道，”经理说话又结巴起来，“那是人家的隐私。我说了，她工作很努力，也很少和同事们聊天。”
“有没有可能她跟某人在宾馆里同居呢？”
“警察同志，我们这儿不是高档宾馆，没有大款会住在这儿。顾客们是来寻求一个物美价廉的旅馆住下的，不是来找乐儿的。”经理有些不悦。
“同志，我们必须把各种情况都问清楚。”于光明说着，掏出名片递过去，“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如果你想起什么，请联系我。”
这次对海鸥宾馆的探访也没能找到什么新的线索。如果说有进展的话，那就是使于光明确信，无论是在弄堂还是在这种中低档宾馆，像田陌这样的姑娘都应该不会引起一个变态杀人犯的犯罪欲望。
六
佩琴对于这次的红旗袍杀人案也颇费了一番脑筋。不仅因为此案纷繁复杂，更因为这是于光明作为代理组长接手的第一件案子。
像从前一样，她为自己划定了一条底线，即“有所为，有所不为”。她不可能掌握属于警方的那些资源，更没有时间和精力。所以她选择从红色旗袍入手。
作为饭店的会计，她并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耗在办公室里。于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她走进了一家裁缝店。这家店并非以旗袍闻名，但她认识店里的一位老裁缝。她向他说明了来意，并给他看了那旗袍的放大照片。
“从这袖子和开衩看，这旗袍款式够古老的了。”满头白发的老裁缝扶着眼镜说道，“它应该不是现在那种批量生产的。看这手艺，还有这些盘扣。做这么件旗袍起码得一天时间。”
“您觉得这旗袍是什么时候做的？”
“光看照片我也不敢肯定。毕竟我一辈子也没做几件旗袍，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呢，如果顾客能带着布料和图纸来的话，估计我能做出来。”
“再问您一下，您知道还有哪些店能做这样的旗袍吗？”佩琴问道。
“那可就多了去了。另外，还有好多私人裁缝是上门服务的呢，那些人连店面都没有。”老裁缝答道。
这又是一个问题。的确有很多私人裁缝是上门服务的，没固定营业场所，警方根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调查。
离开裁缝店，佩琴决定去一趟上海图书馆。如果她想帮忙破案，就得用一种与警方不同的思路。在图书馆，她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查阅书目，借了一堆杂志和书籍。
当她抱着一塑料袋书刊走进四海饭店的办公室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这天上午饭店经理华山没来上班，其实他已经两天没来店里了。他自己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不过仍保留着在四海饭店的职务。
尽管所处地段不错，这家国营饭店的生意依然举步维艰。在这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人们都在“为公还是为私”这个问题之上踌躇。连续几个月饭店都在亏损，所以有传言说，饭店将引入现代管理责任制：即名义上企业仍属国营，但今后经理将完全对饭店盈亏负责。
伴着楼下厨房里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协奏曲，佩琴试着尽量集中注意力，在小小的办公室里读起那些书来。午后。书社。
她当时并没有糊弄于光明，她的确不太懂旗袍。在学生时代，她只在电影里看到过这种服装。
看着桌子上堆着的这些文字材料，佩琴有些不知所措。她快速浏览着一本又一本书刊，忽然间一张黑白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上是张爱玲，这位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重新想起的上海作家，身穿一件三十年代的华丽旗袍。佩琴想起，在最近看过的一档电视节目上，有一位年轻姑娘若有所思地漫步在黄河路上，双手指向背后古老的建筑物，仿佛置身于一种当今时尚的怀旧情绪之中。“也许就是在这里，张爱玲身穿自己设计的旗袍，走出这典雅的建筑。这是多么浪漫的城市啊！”
自诩时尚评论家的张爱玲，曾经设计过一系列海派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