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这典雅的建筑。这是多么浪漫的城市啊！”
自诩时尚评论家的张爱玲，曾经设计过一系列海派服饰。桌上这本书结尾部分刊印了不少她的设计图样。但佩琴似乎对张爱玲的生平更感兴趣。这位作家很年轻时便出道了，以写背景在上海的故事著称。她曾与一个沉湎女色之徒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这段经历为她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一些素材。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去了美国，嫁给了一位江郎才尽的、落魄的美国老作家。唐诗云“贫贱夫妻百事哀”。文章作者将她的婚姻称做“自毁”。她的第二任丈夫死后，她一直离群索居，直至孤独而终。她死后许多天才被人发现。
读着这些悲伤的文字，佩琴希望能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旗袍的流行趋势。然而这两个小时的阅读却所得甚少。唯一的收获，就是她更加坚定了一个观点——穿旗袍的都是生活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旗袍是张爱玲那样的女人穿的，不是她这样的劳动妇女穿的。想到这里，她用手指轻轻叩着桌上的书，无意中看到自己脚上的袜子破了个小洞。
她好奇于文章作者对张爱玲“自毁”倾向的分析。也许陈超也有这种倾向吧。她听说他正在调查一起拆迁案。毁灭、拆毁、自毁……佩琴被这些字眼搞得很困惑。
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她抬头一看，发现潘大厨站在门口，手上端着一个砂锅。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砂锅。”潘大厨笑盈盈地说道。
“谢谢。”佩琴来不及收拾桌上那一大堆关于旗袍的书刊。
“看什么呢？”
“哦，我打算给自己做件旗袍，正挑选款式呢。”佩琴道。
“哎，你真能干，”潘大厨把砂锅放到了桌上，“我一直都想跟你说啊，这半年多时间咱们一直在亏损。这不经济改革吗，大家最近都在传饭店改制的事呢。”
佩琴掀开砂锅盖，笑着说：“哦！真不错！”
潘大厨一脸茫然。
佩琴看到他的表情，补充道：“哦，我说的是这砂锅里的菜。”这砂锅剁椒鱼头可是潘大厨的拿手绝活。
“小心点儿，烫。这砂锅能长时间保温的。”潘大厨搓着手说道，“咱中国现在不是兴起什么中产阶级嘛，人家来饭店可不是为了吃家常菜的，人家是来尝鲜的。所以咱们也得与时俱进啊。你把饭店接过来怎么样？我一定鼎力相助。管他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到时候饭店就是咱们自己的。”
“谢谢你啊潘师傅，我会考虑的。”佩琴答道，“不过我怕自己难当此任啊。”
“好好考虑一下呗，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胜任呢。”说着，潘大厨转身走出办公室。
佩琴拿起汤匙，喝了一大口汤。她心想，也许自己确实应该为饭店多做点事情，或者说干点至少比现在这个大闲差更有意义的事。但是家庭状况不允许她这么做。儿子勤勤正在准备高考，为了前途，他必须考上一所一流大学。而丈夫于光明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关键时期。她得把精力都放在家里。
吃过午饭之后，佩琴发现自己很难再专注于那些书刊了。楼下厨房好像有人吵起来了。一会儿华山打来电话，说自己今天不来上班了。这时候，佩琴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对调查红旗袍案有帮助的主意，于是她决定下午翘班走人。
也许可以从电影中找到一些线索吧。旗袍或许有某种含义，是每天过着乏味生活的她意想不到的。于是她离开单位，打算去四川路上一家音像店看看。
这是一家很大的音像店，架子上摆满了各色影碟。出乎意料的是，佩琴发现一些尚未正式发行的电影也赫然在售。
“怎么这些电影这么快就有碟了？”她问店主。这位店主是四海饭店的常客。
“这有何难，枪版呗。”店主咧嘴笑道，“不过保证质量。觉得不好随时可以全款退货。”
佩琴边走边打量着那些影碟，很快被西方经典电影货架上一张《意外收获》吸引。这部电影由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改编而来。她曾听于光明说起，那是陈超在外滩公园读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其中文版有个浪漫的名字——《鸳梦重温》。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鸳鸯”指的是形影不离的情侣，看来这是一部爱情故事。想到这儿，佩琴拿起这张影碟，放进了购物篮。
在国产电影区，她选了一张《护士日记》。这是一部五十年代拍摄的老电影。她依稀想起自己当年曾见过这电影的海报，上面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护士。从影碟封面看，这又是一部爱情故事。她还选了一张《金锁记》，这是一部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香港电影。
不过她并未找到“旗袍纪录片”之类的东西，甚至连题目中提到旗袍的都没有。
回到家之后，佩琴打开了影碟机。离准备晚饭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呢，她脱掉鞋袜，舒舒服服地坐到沙发上，用一条毯子盖住双脚。
那部《意外收获》她只看了十分钟，这种老掉牙的好莱坞电影对她来说真的是太无趣了。她实在想象不出陈超看到这部电影会有什么想法。
《护士日记》就不同了。这是一部年轻人决心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电影，不过按照如今的标准，这可算不上是什么浪漫爱情故事。那年轻的护士一门心思扑在革命工作上，哪还有心思玩浪漫呢。事实上，与其说这电影是在谈浪漫，还不如说是在教育人。不过佩琴还是被吸引住了，特别是那首家喻户晓的主题歌：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
歌词中所说的“这里”，应该是东北边境地区的某处吧。那里如今贫穷落后，估计没谁愿意去。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电影里，年轻苗条的护士哼着这首歌，脸上洋溢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多年过去，那位护士的扮演者在香港开了一家中国素食餐馆。她偶尔也会向来店里用餐的中国顾客唱起这首昔日的歌谣，只是此时的她已不再是当年那位窈窕的少女。当然，人们不能强求一位女星终生都如同她年轻时饰演过的角色一般，保持那么曼妙的身姿。
然而电影中穿着旗袍的人却是那位护士的母亲，一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旧社会中年贵妇人。不过佩琴并不怎么感到失望。因为在她的印象中，无论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旗袍都是属于上流社会妇女的时装。
正当她打算看《金锁记》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一本被她带回家的书。扉页上白发苍苍的作者看起来与她的父亲颇为相像。照片下面有一行生平介绍：“沈文昌，文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服装史专家。”
佩琴翻开书，却发现其中真正涉及旗袍的部分只有寥寥数语。在后记里，找不到一位旗袍专家的名字。也就是说她只能从书中的某些段落找寻相关信息了。
作者拍摄那张照片时应该已经年过八旬了。她放下书，看着照片上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请教他这样的专家该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饭时间了，电话铃声响起。是陈超打来的。听到佩琴说于光明还没下班，他似乎有些遗憾。
“我们家老于最近挺忙的，总是很晚才回来。别管他了，你的论文写得怎样了？”佩琴问道。
“还可以，慢慢来呗。这种时候不在局里，我挺不好意思的。不过对我来说，要想尝试点儿不一样的东西，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你怎么样？”陈超道。
“我倒不怎么忙。只是在读一些书。大家都在谈论红旗袍的事，我觉得我也应该查点儿资料什么的。”
“你又打算助老于一臂之力了吧，发现什么有意思的没？”
“现在还没有。我刚开始读一本关于中国服饰史的书，书的作者也是个大作家呢。”
“难不成是沈文昌？”陈超问道。
“你也知道他？”
“当然，那可是著名学者。最近新拍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呢。”
“我没看过你说的这个纪录片。哦，对了，我买了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知道你挺喜欢那部原著小说。老于跟我提过你在外滩公园的那些事。”
“谢谢你，佩琴。你想得真周到，我巴不得现在就看看这部电影。”陈超说道，“那就这样，等老于到家让他给我回个电话，哦，还有啊，让他方便的时候把那张影碟捎给我。”
七
清晨，陈超从混沌之中醒来，仿佛还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区已经发现了第二具尸体，而各大媒体已如初夏鸣蝉一般喋喋不休。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就算是为了于光明和晓红，他也得做点儿什么。在他们的帮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进展，好在那位牢骚满腹的廖队长面前挤出灿烂的笑容。
然而在看过同事们查到的线索后，陈超觉得自己很难比他们取得更多进展，至少在现在这种半工半读的“兼职”状态下是如此。论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办案与写论文类似，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找到灵感。
想到这里，陈超嘴里一阵发苦，于是他决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劲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与那位中国服饰史权威沈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诗人，主要创作后来很流行的意象派诗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在上海博物馆谋了个差事，公开声明说自己曾经创作的诗歌都是糟粕，随后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这不失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好办法。如道家所云，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由于他突然从文坛上消失了，他所谓的“资产阶级文人”身份居然没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轻的“红卫兵”们发现，从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携其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卓越建树，这位沈老先生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译成数种外国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国际知名权威学者”。此时的文坛充斥着各种新生面孔，已经没人记得他曾经的诗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经在与一位英国汉学家的会面中谈到这位沈老先生，陈超大概也记不得他了。那位汉学家对沈文昌早年的文学作品赞不绝口。陈超对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诗印象深刻：
怀孕了，他妻子因为将诞生的孩子充满幸福，
这会是一个上海孩子，
她想，轻抚乳房上绽现的淡青色经脉，仿佛像——
他多年前离开的那天，
故乡的山峦映衬着白云，他的老祖母，
迈着小脚，跌跌撞撞地赶出来，把一团土塞进他手里，欷殻担�
“这——（一条残缺的蚯蚓正从土块中蠕动出来）会给你带来好运。”
作为作家协会的执行会员，陈超将这首诗记下，收进了再版的《沈文昌诗集》中。再版这部诗集并不容易。沈老先生不愿提及曾经的诗歌创作经历，仿佛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那些出版单位因害怕经济损失也有所犹豫。不过最终诗集还是得以再版，成了弥漫于这座城市的集体怀旧情绪中的一部分。能够重新发掘出这样一位属于旧时代的诗歌天才，人们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轻的评论家撰文称，美国意象派诗人们得益于中国古典诗词；而同样被称做意象派诗人的沈文昌，事实上是在恢复古代诗歌创作传统。这篇评论文章得到许多新民族主义者的肯定，那本再版的诗集因此销量大增。
陈超掏出电话本，拨通了沈文昌的电话。
接电话的是沈老先生本人：“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接受你的请求。不过我得亲眼看看那些旗袍。”
“没问题。不过我今天不在局里，您跟于光明警官或者廖国昌警官说就行了。他俩都会给您看那些旗袍的。”
挂断电话之后，陈超将沈文昌要去局里的事通知了于光明。不出所料，于光明对于这意想不到的帮助很是开心，他向陈超保证一定会让沈老先生亲自验看旗袍。说完这些，陈超补充道：“对了，佩琴记性真不错。说是有一张《意外收获》的影碟要捎给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从电影里找线索。”于光明笑道。
“有发现吗？”
“至今为止没有。不过看看影碟也能让她放松放松吧。”
“你说得没错。”陈超就是嘴上一说，他心里可不这么想。就像这两周时间他一直在读书一样，如果他是抱着某个目的而严肃对待这件事的话，就根本谈不上是放松了。
正当他要出门去图书馆继续调查工作的时候，又有一份特快专递送到他的家中。这是钟保国寄来的一包关于贾铭的最新资料。
其中多数都是关于贾铭和政府作对的推测。贾铭一家人曾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他在那个时代便失去了双亲。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一名律师，而当时很少有人选择这一职业。律师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这个职业与股票一样都被看做万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大案要案如何办理，都是党政领导们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决定。担任过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曾未经审判而入狱，并最终含冤死去。而他的家人多年后才得知真相。贾铭决定当一名律师的时候，这一行业尚未成为热门。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想跟政府较劲。
由于他入行很早，所以很快便事业有成。随着改革进程不断深入，法制愈发深入人心。而贾铭因曾为一位异见作家辩护而声名鹊起，那一回他的精彩辩护驳得当庭法官好几次哑口无言，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这一切的观众们无不拍手称快。这种“新兴”法律实践引发了一波热潮，无数律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贾铭与别的律师不同，他并不是只接那些有利可图的案子。一部分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笔遗产，他不用为了赚钱而工作。有时贾铭会去接手一些有争议的案件，这导致他在插手西九区案之前就被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列进了“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