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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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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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荆州方面,继黄祖之后任江夏太守的是刘表的长子刘琦,这其中虽然有刘琦为自保而自荐的缘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载:“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黄祖死,得出,遂为江夏太守。”但刘表以长子为镇将,亦非同寻常,显然是其出于对整个战局的考虑所作的决定,表必深知夏口对于荆州的重要意义,由此也说明夏口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已受到了占据荆、扬二州的割据势力的足够重视。
  2。重江陵,轻夏口——曹操重大战略失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亡,次子刘琮代为荆州刺史,“遣使请降”。驻守在樊的刘备闻讯欲退守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于当阳长坂大破刘备,“大获其人众辎重”,刘备会合刘琦退守夏口。《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曹操进驻江陵之后,并未乘胜追击刘备,而是着手安定荆州,首先“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同时任命金旋为武陵太守,派零陵人刘巴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这样,曹操便占据了荆州七郡中的南郡、南阳、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六郡以及江夏郡的北部,水陆骑兵二十万以上,声势浩大。占据益州的刘璋闻讯后“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同上……在此之前,占据凉州的马腾受司隶校尉钟繇安抚,派军协助曹操进攻并州高干,大约与赤壁之战同时,马腾被征为卫尉,家属徙置邺城,只有其长子马超驻守凉州,这样,曹操东征已无后顾之忧。
  刘备兵败于长坂之后,与刘琦退守夏口,虽占据战略要地,但毕竟势单力薄,“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以两万之众守一孤城,与曹操的二十余万大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对刘备来说,此时最有效的对策无疑是采纳诸葛亮与鲁肃的建议,与孙权联盟共抗曹操。但联盟并非朝夕之间便可成功,且孙权对联刘或者降曹尚犹豫不决,刘备自然担心曹操会在联盟结成之前出兵进攻。“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因此,刘备不得不考虑其他出路,因备“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江表传》……在此情况下,曹操若趁孙刘联盟尚未结成,江东水军不会西进参战的机会,以北方步骑兵、荆州水师及文聘驻扎在江夏的人马从水陆两线同时进攻夏口,刘备则难以抵挡,必弃夏口,南奔苍梧,投奔吴巨。如此一来,孙刘联盟势必胎死腹中。
  在此大好形势下,曹操并未及时出兵夏口进攻刘备,而是按兵不动。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九月,刘备奔夏口,曹操进驻江陵,同年十二月,赤壁之战爆发。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曹操一直着手安定荆州地方势力,并未主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安定荆州的同时,曹操还致书孙权:“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注引《江表传》。对于曹操此举,谋士程昱曾表示:“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程昱的说法道出孙刘联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但曹操却不以为然。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他在几乎兵不血刃占领荆州之后的志得意满,以为刘备已是釜中之鱼,不堪一击。
  张靖龙先生在分析曹操此举时认为:“在当时曹操的心目中,目前刘备处境与当年的袁尚、袁熙相似,只要对江东孙权施加一些影响便可达到目的。”张靖龙:《赤壁之战研究》,287页。笔者认为,曹操未必会将孙权与偏安于辽东一隅的公孙康相提并论。辽东地处偏远,中央政府对其鞭长莫及,公孙氏久畏袁氏,故而斩送二袁首级以求安守辽东;江东孙氏则不然,其立业江东,在周瑜、鲁肃、张昭等贤臣良将的辅佐之下,其实力正处于上升期,有觊觎“九五”之心。在曹操占据荆州之后,江东政权已经处于曹操军队的威胁之下,若降曹攻刘,势必难以保持其在江东的统治地位。正如鲁肃所言:“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将军迎操,欲安所归?”《三国志》卷五十四《鲁肃传》。曹操之所以对程昱“权必资之以御我”的看法不以为然,主要在于其并不担心孙刘联盟对自己的威胁。这是由于刘备此前依附于刘表,此时又与刘琦合兵一处,而孙权与刘表有杀父之仇,此前孙权三次出兵夏口进攻黄祖也被认为仅仅是为报家仇。曹操很可能出于此种考虑而低估了孙刘联盟的可能性,且有强大的兵力做后盾,故并未将孙刘可能联盟的数万兵力放在眼里。因此,曹操致书孙权多少有些先礼后兵的味道,但曹操如此做法,只能使孙权因感到严重威胁,加速与占据夏口刘备的联合;另一方面,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曹操对荆州战略的考虑,受习惯性思维的影响,过于重视江陵,而忽视了夏口的地位。
  江陵属南郡,为荆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江陵是昔日楚国都城所在地,《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记载:“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又是荆州战略物资的储蓄地。江陵战略地位重要,“不守江陵,则无以复襄阳;不守江陵,则无以图巴蜀;不守江陵,则无以保武昌;不守江陵,则无以固长沙。江陵于诸郡辅车之势,谋国者所当察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方舆纪要四》。早在刘表初任荆州刺史时,荆州大族蒯越便提出:“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刘表采纳其建议,“江南遂悉平”。《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引司马彪《战略》。赤壁战前,刘备在闻听刘琮降曹之后,首先率军到襄阳,在无法与刘琮对话的情况下,又向江陵进军,同时“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曹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刘备与曹操皆欲抢先占据江陵,可见其战略地位重要。赤壁之战后,曹操引军北还,留自己的从弟、征南将军曹仁驻守江陵,拒周瑜,足见其对江陵的重视。
  江陵固然重要,但荆州要地绝不止一处。从后来爆发赤壁之战的地理位置来看,夏口的重要性已不亚于江陵。曹操没有乘胜追击,使刘备在夏口获得休整部队、调整部署的喘息之机,并使其得以从容地与孙权结盟,诚为莫大之失策。
  3。夏口得失与西晋统一
  在曹操留驻江陵、安定荆州之际,孙权采纳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人的建议,决意联刘抗曹,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统军会合刘备。
  关于赤壁之战前刘备的驻军地,有夏口和樊口两种说法。根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樊港在樊山西南麓。寒溪之水,注为樊溪,亦曰袁溪,北注大江,谓之樊口。《志》云:在县西北五里。建安十三年,刘备败于当阳,用鲁肃计,自夏口进屯鄂县之樊口,是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湖广方舆纪要二》。然而,陈寿所撰《三国志》中有九处提到刘备进驻夏口这九处分别为:卷一《武帝纪》:“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卷六《刘表传》:“太祖军到襄阳,琮举州降。备走奔夏口。”卷三十二《先主传》:“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卷三十六《关羽传》:”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卷四十七《吴主传》:“备进驻夏口,使诸葛亮诣权。”卷五十四《周瑜传》:“时刘备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因进驻夏口。”卷五十四《鲁肃传》:“备遂到夏口,遣亮使权,肃亦反命。”,范晔《后汉书》也提及“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后汉书》卷七十四下《刘表传》。只有《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认为刘备进驻樊口,“备从鲁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采用《江表传》的说法:“备用肃计,进驻鄂县之樊口。”《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显然亦是采用此一说法。事实上,由于《江表传》错误颇多,裴松之往往自己或者引用孙盛等人的评论对其提出质疑,故其史料价值并不太高;再者,刘备进驻樊口的说法与《三国志》、《蜀记》、《后汉书》等多家记载不符,又无其他史料作为旁证。从地理位置看,樊口位于长江以南,孙权三次征伐黄祖,逐渐占据江夏郡的江南部分,此时的樊口属于孙权辖区,刘备在孙刘尚未正式联盟的情况下,舍弃夏口这一战略要地,东进樊口而寄人篱下,万一孙权效仿公孙康投降曹操,其随时可能步二袁的后尘。所以,从战略角度及自身安全出发,刘备也不可能放弃夏口而进驻樊口。因此,笔者认为《江表传》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刘备战前驻地应为夏口。
  对于夏口的战略地位,曹操由于习惯性思维以及对荆、扬一带情况不了解而有所忽视,但江东君臣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鲁肃、甘宁在与孙权论及建国方略时,都将占据夏口作为夺取荆州、徐图天下的第一步,对此前文已有论述。周瑜在向孙权请战时曾说:“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可见,“进驻夏口”既是破曹的前提,又可以保证江东水军与刘备军队会合。这样,一方面可以从水路切断曹军的进军路线,发挥江东水师的优势,毕竟在水军方面,“心怀狐疑”的荆州降军不足以与“以水军立国”的吴军相抗衡;另一方面,以夏口为据点,孙刘联军可以将战线推进到夏口以西,以减缓曹军对江东政权的压力。即使战事不利,退保夏口,与孙权的后援部队会合,仍有决一胜负的机会。结果是,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乌林一带,联军使用诈降、火攻,曹军大败。曹操北归,孙刘两方军队以夏口为据点继续西进,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赤壁之战后,夏口的战略地位逐渐为后人所认识,夏口作为江东的门户成为魏(晋)、吴争夺的焦点。司马懿在向魏明帝进献灭吴之策时曾提出:“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卷一《宣帝纪》。晋初蜀郡人何攀在与羊祜谋划军政时也曾提出“荆州、平南径造夏口,巴东诸军围守西陵,益、梁之众浮江东下,封乐乡,要巴丘,则武陵、零、桂、长沙、湘东从风而靡矣”《华阳国志·后贤志》……羊祜陈伐吴之策则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接替羊祜的杜预在陈计伐吴时也提出“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并担心东吴若“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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