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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感觉自己有些悲催，学得一身帝王术，选的东主却对做官没什么兴趣，反而对学校改革上了瘾，到了哪里都先对学校开刀。见孙元起慷慨激昂，只好应道：“改自然要改，关键是怎么改、谁来改。”
“这就是最大问题。”孙元起不傻，知道自己这个左侍郎位置颇为尴尬，想改革京师大学堂，上面有管部学士张之洞、学部尚书荣庆，必然得事前先请示；下面还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那是人家的一亩三分地，自己直接插手自然不妥。也没听说北京大学改革，校长袖手旁观，教育部副部长却天天坐镇未名湖的道理。
“现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是谁？”杨度问道。
“是刘廷琛，”孙元起既然准备对京师大学堂动手，自然事先搜罗了一些消息，“刘廷琛，字幼云，号潜楼，江西九江人。今年四十三岁。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二十年（1894）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二十三年（1897）简放山西学政，三十二年（1906）和我一起出任提学使，我是湖北，他是陕西，不过他没上任就被选送日本考察教育。次年回国，改任学部右参议，旋即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直到现在。”
杨度说道：“这刘潜楼二十多岁中进士，十多年间便做到正三品京官，真可谓是青云直上啊！”
“据说庚子国变的时候，他曾追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所以……”孙元起话里的意思不言自明。
对清朝公务员来说，庚子年追随帝后西狩的经历，绝对不亚于上过井冈山、走过长征路、打过小日本，在履历表上会写下重重的一笔。
杨度道：“越俎代庖历来是官场大忌，你又新到学部，更应当谨言谨行。依我看，最好别插手这事。京师大学堂名声臭了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你就由着它臭下去呗，反正与你没多大干系。”
“怎么没干系？”孙元起像被踩了尾巴的喵星人，当即跳起来反驳道，“京师大学堂建校之初，我就在里面任教，前后达数年之久；大学堂复校，我又先后当然副主办、副总教习。如此渊源，怎么能说没干系呢？”
“那你想怎么着手？”杨度反问道。
“所以我才请教你啊！”孙元起一个太极云手，把问题扔了回去。
“除非官至学部尚书，否则你别直接插手。”杨度气哼哼地说道。
“没有别的法子？”
杨度翻了个白眼：“你不是和京师大学堂素有渊源么？除了这个渊源，你和他还是翰林院前后辈，同时出任提学使，现在又都在学部，你算他半个上官。你找他私下聊聊，敲敲边鼓，看行不行？”
“也只好这样了。”孙元起无计可施，杨度说的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
当下孙元起依着礼数，工工整整地给这位翰林院前辈写封请柬，邀请他恰当时候一起吃顿便饭。两三日后，刘廷琛便派人送来回信。孙元起信心满怀地打开信封，抽出信纸，上面写道：
“孙大人案下：前蒙
邀约，幸甚。然数日前得
旨，
朝廷选鄙人为
今上随班进讲，分任《贞观政要》一书，要轮日编撰讲义。
大人邀约，恐遽难从
命，尚祈
海涵。馀不一一。刘廷琛。”
信里字数本来就不多，还用黄伞格，导致每行只有寥寥的几个字。从这言简意赅的信中，可以看出刘廷琛拒人千里之外的冷冰冰态度。孙元起也是大怒：编你妹啊！你当老子是白痴么？宣统皇帝是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出生的，眼下刚满三周岁。他话都说不顺溜，你给他编《贞观政要》讲义？你去教溥仪唱儿歌还差不多。
别看刘廷琛年纪不大，思想却超级保守，对于西学、变法、立宪向来是痛心疾首。偏偏孙元起身上牢牢贴着“新学先锋”、“立宪会长”两枚标签，叫刘廷琛能有什么好脸色么？孙元起历史没学好，中学历史课本也太简略，所以根本没听过刘廷琛的名头。但爱好近代史的人却都会知道有这么号人，因为他作为主谋参与了一场著名的闹剧而声名大噪。
辛亥革命后不久，清帝逊位。时任学部副大臣的刘廷琛却对清王室忠心耿耿，一直南北奔波，联络同志，妄图复辟。1917年张勋复辟短暂成功后，他被任命为内阁议政大臣，曾赏紫禁城骑马，权位仅次于张勋，号称“一文一武，一张一刘”。
强扭的瓜不甜，何况这只歪瓜还不让扭呢？孙元起虽然气愤，却拿刘廷琛一点办法没有。刘廷琛也正是看准这一点，才敢跟他叫板。
杨度接过信签纸看了看，然后好整以暇地问道：“既然刘潜楼不合作，你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凉拌！”孙元起没好气地说道，“刘廷琛不合作，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既然他愿意京师大学堂就这么臭着，就让它臭着呗，反正他刘廷琛才是离那坨屎最近的，看谁最先熬不住！”
“嗯，这就好。”杨度很满意孙元起现在的态度。
尽管杨度很喜欢官场权斗，但显然不赞成孙元起一到京城就对同僚大打出手，尤其还是比他职位低的刘廷琛，赢了又能如何？总不能放着从二品的右侍郎不做，去做正三品的大学堂总监督吧？徒劳无功不说，反而竖下一个强敌，给官场同僚留下好争权斗的恶名。如果输了，那就更没有味道了！
孙元起转脸说道：“既然京师大学堂一时半会管不着，那我就另成立一所学校，名字都想好了，就叫‘清华学堂’！”
二一三、荆棘多兮可奈何
清华、北大，被誉为中国高教的双子星。
现在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半死不活，颓败如斯，哪有半点后世名校的样子？
至于清华，前身清华学堂是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11年设立的。可如今庚子赔款已被各国挪作经世大学的留学生费用，想来美国不会善心大发，再额外返还部分庚子赔款给中国。如此一来，就不会有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没了清华。
未来璀璨的双子星，现在一个因为经世大学挖走老师、生源而暗淡无光，一个因为经世大学骗走庚子赔款而胎死腹中。追究祸乱本源，除了孙元起还能有谁？
清华作为后世国内科学研究最顶尖俄存在，是无数青少年的梦想，也是无数科学家的母校，让他就这么寂寂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孙元起觉得有些愧疚感，便想补救一下。
杨度有些郁闷，东家没有一点王霸之气，攒点钱不想着招兵买马招贤纳士，倒天天和学堂较上了劲。只好劝道：“你不是已经成立很多学校了吗？我数数，在武汉就有两湖师范学堂、湖北高等工业学堂、湖北交通学堂、湖北矿业学堂、湖北石油学堂、湖北钢铁学堂、湖北地质学堂……”
杨度数的时候，一边嘴里念叨，一边掰着手指，很快十个手指就不够用了。便竖着两个拳头，苦口婆心地劝道：“你看，都那么多了，还要成立什么学校？再说，北京还有经世大学，赫赫有名，包罗万象，何必叠床架屋呢？”
孙元起心里暗自想道：这才几所学校？告诉你，后世单单教育部登记在案的普通高等学校就两千多所，在校大学生达三千万！不说211工程的112所大学，就是优中选优的985工程入选高校也有34所之多。这34所中，在北京的就有北大、清华、北师、人大、北理、北航等6所学校；如今京城算得上大学的，只有京师大学堂和经世大学两所而已，算很多么？
杨度是首席幕僚，他都心存疑惑，别的人又如何能理解自己？所以孙元起决定给他摆事实、讲道理：“皙子，首先我并不认为学校已经足够。三年前，我们刚到湖北的时候，湖北在校学生只有五万；等我们去年年底离开湖北时，在校学生已经达到十万。即便是十万之众，对于湖北两千多万人口来说，也只算九牛一毛。在未来几年，学生数量还要暴增。湖北尚且如此，更何况全国？
“如今，新增的学生都是小学生，新增的学堂也多是小学堂。数年之后，这些初识文字的学生就要从小学堂毕业，社会和政府是否为他们做好了准备？我看没有。现在地方官员士绅最热衷办的，除了小学就是师范，很少有大学和专门学校。当然，也是因为办学门槛太高，师资难觅，普通士绅难以承受。就全国来说，学校数量，尤其是教学质量可以保证的专门学校，远远不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按照清末民初的学制，小学被分为初等、高等两级。学生在初等小学学习四年，就面临求学路上第一个岔路口：可以考高等小学，也可以进乙种实业学校、补习科、实业补习学校，后三种培养类似后世的技工。
高等小学是三年，毕业时又是一个岔路口：可以考中学，也可以进甲种实业学校、补习课、师范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培养类似后世的技师。
中学也是三年，毕业还是个岔路口：可以考大学，也可以进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培养类似后世的工程师。
杨度道：“既然如此，你就应该上奏朝廷，请求降旨，命各省开办大学和专门学校。这不是正是学部左侍郎职责所在吗？”
孙元起苦笑着摇了摇头：“从戊戌变法以来，诏命各省兴办大学堂和专门学校的谕旨几乎是年年都有，算起来没有十道也有八道。地方上还不是依然如故？
“我在学部翻看了这几年各省提学使上奏的折子，提议建校的也不知凡几。奏折到了军机处，都会批一句‘转学部酌办’；到了学部，再改成‘准，办学经费请各省拨付’；各省财政左支右绌，哪里有会有闲钱？有了闲钱，谁又能想到办学堂呢？奏折走了个来回，该画圈的画圈，该盖章的盖章，就是听不到丁点动静。”
大清批阅文件做派和后世差不多，大概古今官场就没啥两样吧。
杨度皱着眉头说道：“那你也不能捋着袖子就上呀！你可是堂堂的学部左侍郎。”
孙元起对于面子、派头倒不是很讲究，闻言解释道：“新建的清华学堂，初期主要是为北平铁厂培养技术人才，自然由北平铁厂的人出面张罗。不需要我再作冯妇。”
铁厂附属学堂，开先河的自然是汉阳铁厂。
早在1896年，时任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就建议盛宣怀在厂内设立学堂，招考略懂算法的学生40名，上午读书，下午进厂实习操作。但因故未能实现。
李维格接任汉语铁厂总办后又提出办学的建议，并得到盛宣怀同意，在厂内办起了学堂，分设化算学堂、炼铁学堂、炼钢学堂和机械学堂四部分。首次招收12～14岁的学生30名，培养技术人才。
孙元起此时所为，不过是拾人牙慧。杨度在张之洞幕下待过，知道这段掌故，所以不再反对，只是对校名不是很满意：“学校名字叫什么？清华？‘清’是国号，‘华’是国名，朝廷怎么可以随你乱用？而且，清华园是皇家园林的名字。言官奏本里难免会问你，身居学部侍郎之位，僭用皇家苑囿之名，究竟是何等居心？别给言官留下攻讦的口实！”
“……”孙元起有些抑郁了：为什么皇家园林用“清华”就行，学校用反而不行呢？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杨度晃着扇子，悠悠然说道，“东晋谢叔源《游西池》一诗中有‘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的句子，既然清华有些忌讳，学校不妨取名‘水木’。”
孙元起也知道，在大清很多时候是不能讲理的，一旦认真你就输了。当下只有捏着鼻子认了，反正满清没几年活头了，民国之后再改回来就是！
事实上，也是先有“清华园”，后有“清华大学”。因为在皇家园林“清华园”办学，留美预备学校才取名“清华学堂”。孙元起凭着后来模糊的印象，却有些想当然了。
想当然不仅会闹笑话，还会惹出大麻烦。
私人法律顾问亚瑟尔在环球一圈注册好钢盔系列专利后，终于在2月份回到北京。征尘未洗，便急匆匆找到孙元起，汇报近期的工作情况。
听到各项专利顺利注册，孙元起大喜过望，只感觉无数的美元、英镑、法郎、马克正在朝自己汹涌扑来，当下不吝赞美之词，狠狠夸奖了亚瑟尔几句，并把他薪酬提高了百分之二十。
亚瑟尔坐着凳子上却隐有忧色，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孙元起连忙问道：“亚瑟尔，你有什么问题？”
“唔，是的，”亚瑟尔吞吞吐吐地说道，“在美国的时候，我和几个在军队工作的同学聊天，提到钢盔专利，他们似乎不看好这项专利的前景。他们认为盔甲是冷兵器时代的装备，在热兵器时代装备钢盔，无疑是一个笑话。”
后世军人标配的钢盔，会没有良好的前景？
孙元起笑了：“这是什么理论？中世纪，水能解渴，面包能饱肚子；到了二十世纪，水就不能解渴，面包就不能饱肚子啦？笑话！我看他们才是不折不扣的笑话。”
送走心神不宁的亚瑟尔，孙元起回到办公室里，继续修改爱因斯坦、米列娃送来的《广义相对论》初稿，偶尔想起亚瑟尔朋友的观点还觉得好笑。
片刻之后，孙元起在看到文中“第三段”的字样，脑海突然就冒出一个名词：三段击。然后孙元起目瞪口呆，脸色渐渐难看起来：该死，怎么忘了这一茬！
在发明火器之后，有鉴于火器发射速度慢而造成威力小的问题，东西方几乎不约而同发明了“三段击”射击方法：一队射击，二队装备，三队装弹。三段击射击方法要求射击者必须保持站姿，而且最好面向敌人站成一条线。
面对冷兵器，火器具有显著的优势，一般在远程就可以击败敌人，所以不用穿铠甲。即便有近战，为了保证射击的速度，火器手也不会为此而牺牲灵活性。而双方都是热兵器时，为了先发制人就更不会穿铠甲；而且对射的时候，因为火器没那么精确，目标更大的腹部无疑是比头部更好的选择。就这样，盔甲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开花弹、高爆火药、重机枪、重炮等大杀伤性武器出现后，原先威猛无比的三段击变成了傻×无比的送死行为。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双方都拥有精锐的火器，再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