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道路上摸索。正如在旧中国白色恐怖下，有些知识分子冒着危险追求马列主义真理，走上革命或倾向进步，还有些人则是怀着爱国主义思想，在不同岗位上包括科研事业多少为国家做了些有益的事情，却大多是走过曲折的道路。
现在，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有党的关怀，直接受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比起摩尔根只能靠个人摸索幸运多了，比起摩尔根只身进入印第安人部落，或如解放前一些社会学工作者深入农村、兄弟民族地区去的条件，更是优越多了，也就可能也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
毛主席历来很重视关于社会现象的探究，并在社会调查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典范。我们要不断改造世界观，认真钻研业务，象摩尔根那样的勤奋，专心致志为祖国服务，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计划地开展社会调查，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让这门重新恢复的学科——社会学为发展团结安定的局面，进行四化这伟大的新长征而努力吧！
＊《古代社会》中译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克思的《摩尔根一书摘要》中译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康
征订预告
本刊明年起改交邮局发行。全年出版十二期，每期定价0。37元，预订全年4。44元，半年2。22元，一季1。11元。各地邮局将在十一月份办理1980年度的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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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价值规律为依据的计划调节及其他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邓力群同志的《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一书。它从我们和苏联经验的对比、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对比、我们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对比，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其中包括价值规律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起什么样的作用，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是纳入商品流通好还是继续实行调拨制度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回答。
我们现在的经济是商品经济。以全国的情况来说，我们的商品经济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但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少，甚至比印度还落后。我们至今还是生活在自然经济仍占重要地位的国家里。因此，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有的人害怕商品经济，实际上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对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畏惧心理。当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不是去努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想方设法去限制它的发展，甚至企图恢复和巩固自然经济。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我们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呢？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么？社会主义不是以计划经济为其特点的么？发展商品经济又如何能与计划经济相容呢？——有些同志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过去我们经常背诵一种现成的答案，这种答案来自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著作说，当社会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两种基本形式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是必要的。“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这个说法，看来是颇有局限性的。正是由于这个说法，便否认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实际结果，国营企业中的官僚主义是与此有关的。
本书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谈这个问题，但他作了另一种回答。他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计划性谈起，谈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新趋势：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与计划的调节作用结合起来。虽然现代资本主义依然无法摆脱其无政府状态，但这个趋势是应予重视的。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把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结合起来，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然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立即实行全社会的统一计划而必须保留甚至发展商品经济呢？作者说，实行全社会的统一计划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二是整个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没有这两个条件，我们就不能废除商品，就得好好利用商品。列宁说过，“现在对我们来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这话有很长时期的现实意义。
至于我国，固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全社会的统一计划却更是很远很远的哩。
因此，现在以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并且把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而是客观的现实的趋势，因为在我们的条件下，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硬要反对这个趋势，就必然破坏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这叫做受历史的惩罚。“四人帮”正是这样做的。我们又不能不学会把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结合起来，不然的话，我们的商品经济也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那末，价值规律与计划调节怎样结合呢？这里就要说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问题。所谓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就是要分配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分配物质生产劳动与精神劳动。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的，但过去人们往往不能认识，或者虽然有所认识而不可能按着那个客观的比例关系去实现。于是他们只能受动荡变化、不断摇摆的规律所支配，经历着浪费、损失、破产，而那个客观的比例关系才又显露出来。这就是说，在过去，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是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的。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不独在单个企业内，这种分配的计划性加强了，而且在社会上，企业主也密切注视着市场的变化，进行行情的预测，估计供求关系的变化，以求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而实现着某种意味的计划化。社会主义下没有私人的企业主，理应不存在计划性的障碍，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缺乏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主观上也还缺乏科学技术的先进手段，可以去进行预计。我们现在还无法制订一个统一的分配社会劳动的计划。因此，我们现在（以至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能：1。对于全社会所必需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实行严格的计划，调节其生产；2。对于其他的经济领域，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所谓严格的计划，决不象过去我们从苏联接受的那种所谓计划。那种计划，在理论上说，是倾向于和价值规律相对立的（固然它承认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中的决定作用），在实际上是倾向于唯意志论的。那种计划，虽然说要依据科学事实，但指导思想却是倾向于违背这一点的。
社会主义经济既然还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就必然存在，而且调节生产。我们所说的计划，必须是正确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的。在各个时期，我们都有某些政策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不尽符合于价值规律的要求；我们也不可能一下子做到正确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但我们的计划应当尽力去做到这一点。
明确了这个，随之而来的就是生产单位（包括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是否有权和权有多大的问题。我们这里主要谈国营企业。
一切生产关系都是人们经济利益的关系。人们结合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实际上是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它们的生产资料之所谓调拨，实际上也是一种买卖。所有权终究要归结为经济利益，所谓“调拨”实际上也是一种所有权的转移或让渡），等价交换的原则仍是必要的。但是在过去，由于我们否认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商品，否认在国营企业内部也进行商品生产，否认国营企业在国家计划框框内的自主权，否认它们各自的经济利益，统得太死、太笨，以致许多企业的生产，不是以真正的交换为目的，不是以满足交易对方的需要为目的，从而也是不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目的（这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相违背的），往往成为为生产而生产，不了解社会上销售的情况和用户的需要，一方面是货不对路，产品积压，另一方面是产品脱销，谁也不管。这样，更难谈到节约劳动时间，用最少的劳动时间去生产出最好的使用价值。同时，企业的经营好坏，同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和职工个人的经济利益也没有任何关联。总之，一切都违背价值规律，抛弃价值规律。结果自然是严重地束缚了企业的主动性，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了纠正和避免这些缺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框框内有充分的自主权，能够独立地使用和管理其生产基金，对产品方向、生产规模、人员和机构等等有支配权，并对企业的经营效果负全部责任。总之，要使它能够充分反映和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
当然，这样做，存在着一个保证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它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的问题。
我们要发展的商品经济，并不是随便哪一种的商品经济。在我们的城乡，还存在着一部分简单商品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补充。从理论上说，它们是可以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我们还将允许一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存在。我们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复活的可能性。不能认为，我们有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劳动力已经不再成为商品，就万事大吉了。
过去把是否离开计划作为判断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据，是不对的。这样会把企业框死。一种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要看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以及生产资料是否属于资本家。我们为了防止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必须采取立法手段和社会手段来解决劳动力的买卖问题和劳动者当企业主人的问题，以及生产资料的买卖、租赁等问题。
本书作者提出了以价值规律为依据的计划调节的思想、企业应当拥有充分自主权的思想，等等，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董薇园
本刊告白
本刊第一期出版以来，不少读者来信说很难买到。为此，从第三期起本刊增加了印数，并且再版了第一、二期。除仍然委托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外，特自办函购服务。零售平寄每份三角七分。凡个人需要，可以来信。不收公款，不供应单位。函购处：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读书》服务组。邮局汇款请注明“东四邮局”。
为名作家立传；好！
读《外国名作家传》（上）
一
“五一”逛书店，一本厚厚的六百多页的新书吸引了许多读者，我也赶紧买了一本，这本新书就是《外国名作家传》（上）。
就我的印象，这样的书，建国后还是首次编辑出版。从国内来说，可算是一个创举吧。为什么多年以来，一直没有出版这样的书呢？不是读者、尤其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没有这种需要，而是各种顾虑呀，感到难写呀，怕犯错误挨批判呀，种种原因在作怪。现今，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些同志，终于解放思想，写了这本书，并且出版了。这是令人高兴的。
这本书分上、下两册。介绍的外国著名作家近三百名，起自希腊罗马，下至当代各种流派。各篇篇幅至多二、三千字。编写工作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多年以来，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缺乏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任意地、片面地去肯定或否定一个作家。到了“四人帮”时期，更发展到横扫一切、乱打棍子的野蛮地步，许多外国作家也难幸免。这本《外国名作家传》（上），对许多作家的评价比较注重科学性，对作家们的思想和艺术，都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以对两个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柯切托夫为例，处理上就比较恰当。在这本书中，把这两个作家列为条目，就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确实涉及到一些较为“难办”的问题。前些年里，似乎一谈苏联作家，全部都成了“反面教员”、“批判材料”，在公开出版物上根本没有应有的位置。这当然是不正常的。爱伦堡的晚期，在苏联变修后，固然有反动和恶毒反华的一面，必须明确指出和予以批判，但在他的早期、中期，究竟还是写过一些较好的作品的。柯切托夫情况更为不同，即使在苏联变修后，他仍以自己的创作表明：对修正主义现状是有不满的，他揭露了一些东西，以至受到冷遇和打击。尽管他的作品，有些也反映了一些错误观点，而从主要方面看，和爱伦堡是不同的。编写者的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树立了一种良好的风气，包括学风和文风。我联想到：在编辑出版这类作家传时，还可以思想再解放一点，凡是真正有代表性的、著名的外国作家——即使是反动的、修正主义的，情况比较复杂的，都应酌情列入。这对开拓我们的眼界，丰富我们的文学素养，是会有好处的。从这一点上看，本书在介绍爱伦堡时，一句也没有提及他的文艺性政论，是个不足。多年以来，在我国的出版工作上，“因人废言”和“因人废书”的现象确实太严重了，太根深蒂固了，凡是一个人出了什么政治问题，那么，他的一切书、一切言论，似乎都要全部否定和封闭起来。这种形而上学的态度，是没有好处的。
高莽的作家肖画像，的确为这本书生色不少。本书不是杂志性质，但有许多补白文字，选录了与作家、作品有关的短文或谈话摘录。如在大仲马的介绍之后，附了他谈自己和小仲马创作方法的区别；在勃朗特姐妹的介绍之后，补了介绍艾米莉·勃朗特这位勤奋的女作家的短文。这些不过二、三百字的短篇，读来别有风味，思想上很有启发。只是有的补白，和正文配合不紧，甚至选了些无关的谚语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