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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
改革与危机
〖1〗1965年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认真总结1961年上半年实施经济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实行新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在更广泛和深入的范围内进行改革，给传统的官僚主义模式再动一次手术。
1965年7月24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正式通过在全国进行社会经济改革的决议和法律。这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挥市场的作用，实行自治计划商品经济。官方有关的文件认为，“当前改革的基础是在整个经济机制中确立各种稳定因素”，“是为了迅速地发展更加集约化的经营，以便使我国经济有条件能广泛地参加世界市场”博里斯？克拉伊盖尔：“在联邦议会、联邦经济委员会所作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经济改革》（Ekonomska reforma），贝尔格莱德：1965，第57页。。围绕这次改革，联邦政府在这一年共颁布了近30个涉及社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法令。它们的具体内容包括：（1）扩大企业对扩大再生产资金的支配权；或者说，企业成为商品生产者，在扩大再生产方面享有更大的权力。取消各级政府的“社会投资基金”，国家掌握的扩大再生产投资基金全部转入银行，由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企业只交纳借社会行政费用的税款，不再向国家上交投资基金税。固定资产平均税率由6％降低到4％，企业收入所得税率从50％降为15％。企业流通税改由商业企业交纳。（2）调整价格。商品价格原则上按市场供求关系形成，并按国家市场行情进行调整，以提高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取消价格的最高限制，但对商品价格实行严格的社会监督。同1964年价格的平均水平相比，价格上涨幅度为：工业和矿业产品为14％，农产品为32％，原料为23％，交通运输业为26％，建筑业为22％，煤炭和电力分别为36％和34％，等等。（3）实行第纳尔贬值，降低关税，放宽进口限制。国家除通过社会计划进行协调外，主要通过税收、价格、信贷、外汇、外贸等方面的经济法令和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
这次改革实际上是从1964年开始的。这年的4月16~17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联邦院和经济院联席会议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进一步发展、投资分配、价格体制等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制度的基本方向的决议》。4月20~25日，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要求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实行社会关系分权化，还对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建议。6月26日，联邦议会公布了社会政治共同体基本法草案和公民税金基本法草案，讨论了个人消费、生活水平和缩短每周工作日等问题。接着，11月25日，联邦议会通过了关于1964~1970年社会计划方针的决议。12月7~13日，南共联盟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与会者以极大的注意力讨论了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非国家集权化问题，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得到大会的确认。
图7…4南共联盟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1964年12月）
上述一系列工作为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实行根本改革准备了条件。“1964年的一系列措施，为按市场规律自由活动和排除经济中的行政干预开辟了道路，成为宣布经济改革的序幕。”布？佩特拉诺维奇和莫？泽切维奇：《南斯拉夫1918~1984》 （文件汇编），第937页注释。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2）
1965年改革措施的出台，既总结了以往改革的经验，又对南斯拉夫后来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了有力的刺激作用。当时南斯拉夫报刊在评论这次改革时写道：“对这次改革的评价，可以说，它是继实行工人自治之后，在南斯拉夫经济中涉及面最广的一次改革。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这次改革从根本上会触动经济活动和社会事业的一切领域。”1965年7月25日〔南〕《战斗报》评论：“经济改革生效”。
因此，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继50年代之后的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以价格改革为例，南斯拉夫最初建立的是标准价格制度，后来转变为统一价格制度，也就是说，政府为每一种商品确定了固定价格。1962年，由政府确定价格的工业产品数量达到67％。1965年7月宣布的物价指令，允许生产组织可以把62类工业品的价格提高5％~59％不等，并允许对其他18类工业品自由定价。1967年8月1日，联邦议会通过关于价格的制定和社会监督法。该法令最重要的原则是规定劳动组织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自主地确定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价格。当然，劳动组织在制定产品价格时，要遵守社会契约和自治协议的协调，并关心经济全局的稳定。社会共同体通过价格登记，规定最高价格和冻结价格等办法来直接监督价格。实行这种价格体制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同年7月11日，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课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行这一鼓励外资的法令，有利于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资金和技术吸收到南斯拉夫经济中来，使南斯拉夫经济更容易立足于世界市场。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开始向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等工业部门，以及旅馆和旅游等行业投资。
这一阶段的改革使市场规律能充分发挥作用，有利于发展生产、搞活经济。但是，改革的实际进程远比开始时所想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从一开始就不平静。为了理顺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不得不放慢工业发展的速度（参见表7…5），为改革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表7…51960~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情况表单位：％年份平均每年增长率时期平均每年增长率1960~1961721961~1962681962~19631551963~19641611964~1965801960~196510671965~1966431966~1967…031967~1968641968~19691131965~1969531资料来源：参见韦？瓦西奇《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第157页。
该表说明，1960~1965年，由于大量的投资和迅速发展，工业增长率年均达到1067％；而1965~1969年，由于实施经济改革和调整整个经济结构，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531％。
同一时期，南斯拉夫农业生产的停滞现象也是明显的。统计资料表明，在改革的年代里，一方面农业中的平均产量有了提高，小麦每公顷产量提高了6~7吨，玉米提高了5~9吨。但另一方面，农业的增长率却低下来了。如果按循环指数计算，1963年为110％，1964年为106％，1965年为91％，1966年为116％，1967年为99％，1968年为96％。杜？比兰吉奇：《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的思想和实践1945~1973年》，第261页。或者说，农业发展的年平均增长率有所下降。1956~1960年期间，农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4％~6％，1961~1965年期间为3％，而1966~1970年期间继续处于下降趋势，只有28％。。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3）
同时，国家权力分散后，在市场自发势力的冲击下，很难进行经济计划的协调和落实，造成了不少困难，如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失调；企业之间的经济实力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别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商品普遍涨价，使1965年下半年的生活消费费用增加35％；失业人数增加，等等。
1965~1971年间，南斯拉夫经济实际上处于无协调、无计划的半无政府状态。由于存在上述的许多困难，改革的愿望和实现的可能性之间发生矛盾，改革所产生的消极因素冲淡了它的积极成果。这种情况使人们对自治制度失去信心，连那些坚决主张改革的人也对此产生不满，更不用说改革的反对者了。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南斯拉夫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非国家主义”、“非政治化”等，即减少党和国家对经济事务的控制和干预。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革党政干部政策，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英〕阿？卡特尔：《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第282页。
（1）“轮换制”。保证在每次选举时都能更*委会，并使党的干部轮换一次（类似于联邦政府和议会中的轮换制），党委会成员更换率超过1/4。
（2）“非职业化”。把更多的政治职务交给非专职人员担任，以削减全脱产党员干部的数量；鼓励干部在任期届满后返回原工作单位，以减少专职干部的数目。在正常情况下，担任同一职务不得超过两届。
（3）“职务单一化”。自1964年起，排除一个干部在党政机关同时担任几个职务的现象。
（4）通过削减专职的政治干部和增加工人、妇女以及年轻人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改善党委会的社会成员构成。
为此，南斯拉夫在1966~1967年对联邦政府和各共和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了大换班。实践表明，这些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在贯彻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党委会成员的不断更换容易导致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缺少经验；实行限制任期后，许多干部就调到别的岗位任职，或在党和政府部门交换主要领导职务；不让身兼数职，有的人就谋求成为议员或终身干部。
在改革年代里产生了一些反常现象，如民族主义思潮有所抬头，共和国和自治省之间的矛盾有所增加，工人*和学生*示威时有发生。这一切渐渐形成了改革过程中的政治危机。
解除兰科维奇的职务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马尔科”，1909年出生于塞尔维亚中部一个制衣匠之家，1940年成为南共中央委员。战后，他与铁托、卡德尔一起是南斯拉夫的“三巨头”。1963年兰科维奇在与卡德尔的竞争中胜出，成为共和国副总统，是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号人物”。但到1966年6月，铁托担心兰科维奇的权力越来越大，称他是继续改革的阻力，同国家安全部门一起企图建立“独立王国”，取代自己。
于是，1966年6月22日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会举行会议，研究国家安全部门某些机关工作中的不正之风问题，并听取了专案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矛头直指主管国家安全工作的兰科维奇。在7月1日的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即著名的“布里俄尼全会”）上，与会者批评兰科维奇利用自己的职务，扶植亲信，组织宗派，另立政治纲领，反对南共联盟的经济改革路线。这次全会指责兰科维奇把持联邦的内务和安全部门，把它们置于南共联盟和社会之上，滥用职权，非法安装窃听装置等。全会认为，兰科维奇作为党中央负责干部政策和组织工作的书记，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全会决议和兰科维奇发言均见《南斯拉夫1918~1984》（文件汇编），第943~946页。全会决定，解除时任中央书记和联邦副总统的兰科维奇和南共联盟中央委员、联邦执委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斯？斯特法诺维奇的党内外职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4）
铁托在全会开幕词中严厉指责安全部门的问题不是偶然的事。他认为，“这是一场宗派小集团的斗争，是一场争权的斗争”《铁托选集（1961~1973）》，第103页。。在全会上，兰科维奇作了两次发言，他认为联邦安全部门的工作很难做，但他从未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者手软。这个部门出了问题，他只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
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南斯拉夫解除兰科维奇的职务表示惊讶。他们认为，兰科维奇是铁托对莫斯科推行强硬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的下台将使南斯拉夫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开始“全面自由化”。西方国家则对此感到高兴，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和吉拉斯的胜利”，南斯拉夫将“取消党对社会生活的垄断”。
后来，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对“兰科维奇事件”的反应和评价是有区别的。例如，塞尔维亚有的学者认为，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摧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强力部门”，在“政治上清除了”兰科维奇及其同伴。这种“大清洗”（大约1500名党员被开除出党）不仅导致党发生分裂，出现“自由化”，而且对南斯拉夫联邦国家不利，也是对塞尔维亚广大党员的不信任。诺维察？贝利扬诺夫斯基：《1945~1991年的马其顿国家与独立》，（Македониｊа државност и независност1945…1991），斯科普里：新马其顿出版社，2002，第209页。更为严重的是，从这位以严厉手段解决*的人物被解职后，民族冲突开始升级，出现了南斯拉夫从未有过的社会动荡，连续几年*示威不断，经济和社会改革受挫。还有的学者强调，兰科维奇下台加速了南斯拉夫的“邦联化”，为“它的瓦解创造了条件”。这样，“自治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减缓民族对立情绪，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莫姆契洛？巴夫洛维奇：“1944~1981年的南斯拉夫”，载《南斯拉夫国家1918~1998》（Зборник Jугословбенската држава1918…1998），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现代史研究所，1999，第765页。。
所以，后来许多塞尔维亚的南共联盟盟员和群众都认为，这是铁托“针对塞尔维亚的阴谋”。忠实执行铁托路线的兰科维奇被解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