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自认识张爱玲后，就一直在暗中“较劲”，与张爱玲比文章的高下，但往往心虚。张爱玲到香港后，写了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他看后，不得不服。原以为《山河岁月》出来，自己写得要比张爱玲好了，可是将这两部小说对比着读，仍觉得不可及。
待到1959年9月，《今生今世》上卷在日本出版，胡兰成想，此书总算可以超越张爱玲了，便急急地寄书去美国，又写了信，“在信里写了夹七夹八的话去撩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回首看他形同陌路（6）
胡兰成侥幸逃脱了历史惩罚，在日本乖张狂妄一如往昔，他这时对张爱玲态度的判断，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张爱玲显然厌恶他的这种不知好歹，没有立即作答，过了许久，才回了一个短笺，叫胡兰成还是把胡思乱想“打住”为好：
兰成：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十二月廿七
寥寥数语，如同陌路。对胡兰成为之得意的《今生今世》，仍是没有评语。胡兰成接到回信后，只能徒唤奈何！
1960年9月，《今生今世》下卷出版，胡兰成马上给张爱玲寄去，但未获任何回音。
早在抗美援朝时期，胡兰成就设法与台湾的国民党方面缓和了关系，曾受嘱写了一份关于“韩战”的意见书转呈蒋介石，颇受蒋的欣赏。
1974年，经蒋介石同意，胡兰成应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之邀赴台，受聘为终身教授，登台开讲。
同年5月，他的《山河岁月》由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出版，引起诗人余光中的愤怒，写了一篇文章《山河岁月话渔樵》予以驳斥，从而引发台湾文化界的“批胡”浪潮。到11月，台湾警总在舆论压力下，查禁了该书。胡兰成在台湾的教职，也不得不黯然收场，于次年返回日本。
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台湾作家朱西宁、朱天心、朱天文父女。从文化学院离职后，曾有半年时间暂住在朱家隔壁，埋头写《禅是一枝花》，同时也成了朱西宁两个女儿的“精神导师”。
朱西宁是台湾的“首席张迷”，认识了胡兰成后，对胡兰成也推崇备至。他早年在南京读书时，就是个铁杆张迷，这时便起了念头，要为张爱玲写传。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张爱玲，表示了写传的意思，同时也为胡兰成曲意辩解，试图令二人重修旧好。
朱西宁的这一动作，使胡兰成也有所心动，便将他新出的《华学、科学与哲学》一书立即寄去美国。但张爱玲在复朱西宁的信中，只是请朱不要写她的传记，对胡兰成则一字不提，而后也再没有与朱联络。至于胡兰成寄去的书，连拆也没拆开，就原封退回了。
——“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鲁迅语。
这就是胡、张之间数十年恩怨的大结局。
对于张爱玲的“无言”，胡兰成大约是深受刺激。他可能认为，张爱玲的轻蔑，是因为她在学识上仍压了他一头。
于是，他越发刻苦读书，与日本的数学家冈洁、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汤村秀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频繁交往，以增进自己的“品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他又有《禅是一枝花》、《中国文学史话》在台湾“三三书坊”相继出版。这个书坊，就是他的崇拜者、女作家朱天文开办的。
许是写书写得太辛苦了吧，1981年7月25日胡兰成在东京，参加完一个活动回到家，晚上因天热洗了个冷水澡，之后在灯下继续写作，突然心脏衰竭，倒了下去。
尘埃至此全部落下——他再也无法和张爱玲继续“较量”了。
中年之后的张爱玲，只有两次对友人提起过胡兰成。一次是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这已是在《今生今世》出版9年之后：
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引用）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信）
1970年代某一年过年前后，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再次提及：
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
按说在《今生今世》里，提到姑姑张茂渊的地方只有4处，比如“与姑姑分房同居，二人锱铢必较”、“爱玲说祖父好，姑姑却不喜”之类，似并无不敬之处。但张爱玲反应如此之激烈，怕意不是指此，而是想申明全书的不可靠。
很多张迷也据此认为，《今生今世》是掺了许多水分的。而待到2009年2月《小团圆》出版，人们才大吃一惊：原来《今生今世》基本是纪实！
——作家的声明，有时是靠不住的，连张爱玲也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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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1）
1949年的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巨变。
姑姑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爱玲就常和姑姑一起去看电影，见了熟人就点头微笑，但仍如过去那样不应酬、不抛头露面。
只是她和“燕山”的一段情缘，不知为何，无疾而终了。
从《小团圆》提供的线索看，两个人并没有闹翻，一直友好相处，可是燕山却要娶一个女演员为妻了。
看样子爱玲是和燕山有过协议的，不想再拖累燕山。那个女孩长得很漂亮，被母亲管得很严，要是在解放前，一定是会嫁给开戏院的大老板，轮不到燕山这样的年轻人。
燕山结婚后，爱玲还不知道，有一次问他：“预备什么时候结婚？”
燕山说：“已经结了婚了。”
她怔住了，“立刻觉得有条河隔在他们中间汤汤地流着”。
他的脸色也变了——他也听见了那河水声！
在当时上海惟一剩下的一份小报上，张爱玲看到了一则报道——《燕山、雪艳秋小夫妻俩来报社拜客》。
后来燕山考虑到，张爱玲看了一定会受刺激，就托人去说了，今后报社不要再登他私生活的事。
爱玲曾经看过雪艳秋的戏装照片，没什么印象，只能看出相当瘦小。
她恍惚看见，他的头，现在是依偎在另一个女人的胸前了。那个女人就像是自己，那个女人的身体，也就像是自己的。
她感到心里像火烧一样！
《小团圆》里对这件事，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的：“但是燕山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俱往矣！
新的时代降临了，新的命运在等待着张爱玲。
应该特别提一句的是，张爱玲在这一时期还很用心地看了一批“革命电影”，有《小二黑结婚》、《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等，感观还不错，特地向弟弟张子静做了推荐。
有时，她和姑姑也到书店去淘旧书。有一次，淘到一本英文原版的《大卫？科伯菲尔》，她们看完了，就拿去给几个朋友传阅。
那一时期，很严酷的东西还没有出现，张爱玲对于前景的一点担忧也渐渐消散，开始想写一点什么东西，记录下社会的变化。
这里，就要再次提到她与左翼文艺的关系。
她对左翼文艺，向来不感冒，很早就曾说过：“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
她之所以不满，是因为左翼文艺观里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强迫性，她不能接受。再一个，她也不大相信，人一旦信仰了什么就真能超凡入圣。她认为，唱意识形态高调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只知道怎么说，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左翼文艺从1920年代发端，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到1950年代已经蔚为大观，登上了至尊地位。
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了争取、利用的对象。
1949年6月，以往领导上海进步戏剧界的*地下党文化负责人、戏剧家夏衍，也戴着解放军的臂章，随军进入上海，出任了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负责全盘接管上海原国民党的文教系统。
夏公当然很关注上海文艺界的现状，柯灵就在此时，向他推荐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夏公读后，显然是十分欣赏，认为人才难得。他是个爱才若命的人，从此记住了张爱玲。
那时的上海，百废待兴。还是在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小报就纷纷自动关张，报馆老板和主持人也大都离沪赴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2）
夏公看到这种情形，觉得不妥，他认为上海不能成为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于是，找来了龚之方，让龚之方和唐大郎一道，办一个格调健康的小报，不要像过去的小报那样专事散布流言蜚语。
龚之方当然来了劲头，当年7月，就和唐大郎办起了一份《亦报》。此外，还有陈蝶衣等人主办的《大报》也于此时创刊。
这两份小报，与旧上海的小报相比，确有很大区别，风格较为清新。沪上的文化名流也都纷纷向它们投稿。
此时，龚之方、唐大郎自然要想起老朋友张爱玲。
两位报人便兴冲冲地跑去找张爱玲，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在《亦报》上连载。张爱玲欣然允诺，但要求用笔名发表。
龚之方没料到她会有这样的请求，但也只得随她。
据龚之方后来推测，张爱玲这次之所以要使用笔名，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当初她曾在杂志上连载过长篇小说《连环套》，效果不理想，因此，这次在小报上连载就要谨慎，先用一个笔名去探路；二是，胡兰成的问题虽已是旧账，但读者们对此是否能淡忘，她没有把握，所以还是用笔名保险一些。
这次在小报上连载的小说，叫做《十八春》。这部作品，很有一些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
她第一次学起了张恨水的功夫，边写边刊登。从1950年3月开始连载，到1951年3月完毕，全文有25万字。在连载结束后，又出了单行本。
张爱玲所用的笔名，叫“梁京”。这个笔名的来源，据说是“张”、“玲”两个字相互交错的音韵反切。
龚之方非常看好这个《十八春》。他深谙小报的连载之道，在连载开始前三天就登出预告，明示这一篇是“名家之作”。之后隔了一天，又有桑弧署名“叔红”的文章发表，郑重予以推介。
小说连载到大约一半时，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小说作者不是徐訏，就是张爱玲，以此大吊读者的胃口。
徐訏原是上海《天地人》、《作风》等刊物的主编，1937年以短篇小说《鬼恋》一举成名，1944年又有长篇小说《风萧萧》出版，也是当时很有读者缘的作家之一；但他的风格与《十八春》毕竟不相类，且唐大郎文章又署名“传奇”，这几乎就是明明白白把谜底告诉给了读者。
《十八春》是一个现代的上海故事，与张爱玲的生活完全同步。所谓“十八春”，即故事是从1949年倒溯18年开始写起的。
小说讲述的是，平民之女顾曼桢与世家子弟沈世钧相恋，中途却突生变故，沈世钧因父亲急病赶回老家南京，曼桢恰在此时落入姐姐曼璐布下的圈套。
身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了笼络住花心丈夫祝鸿才，不惜让妹妹曼桢作为祝鸿才的猎物，并把曼桢幽禁起来，直到曼桢生下祝鸿才的孩子。
这中间，沈世钧找到曼璐询问曼桢的下落，曼璐欺骗他说，曼桢已经嫁了人。世钧万念俱灰，不久，便遵父嘱另娶了他人。而曼桢因为割舍不得孩子，在姐姐曼璐死后，竟然正式嫁给了祝鸿才。
18年后，也就是解放之后，顾曼桢与沈世钧偶然相遇，但两人的命运早成殊途，已绝无复合的可能。沈世钧回首往事，只能徒生感慨了。
这个《十八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因素非常值得注意。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3）
一是，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置，完全是“抄袭”了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Esquire）。
二是，它是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新时代里的第一次写作，动笔前曾对小说的主题有过“与时俱进”的考虑。
三是，这篇小说是张爱玲自成名以来，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据台湾女作家苏友贞的文章《张爱玲怕谁？》载于2005年3月号《万象》杂志。指出，张爱玲本人曾经明明白白地承认，《十八春》就是根据《普汉先生》改写的。
马宽德在美国并非经典作家，但在上世纪30年代也曾风光一时，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普汉先生》写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四角恋爱”故事，当时是一本畅销书，后来被拍成电影，但反响平平。
《十八春》不仅袭用了《普汉先生》的基本情节与人物，而且还借用了其中大量细节。《十八春》中令读者饶有兴味的“四角恋爱”关系，就是出自《普汉先生》。
还有，《十八春》中的一些精彩对话，也是从《普汉先生》中移植而来，比如结尾最令人荡气回肠的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就是来自《普汉先生》的原创。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说《十八春》是“改写”，一点也不错。
两文的人物侧重有所不同，《十八春》主要讲的是曼桢的故事；而在《普汉先生》中，与曼桢相对应的“玛文”，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因此，当曼桢最后说出“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时，其效果足以震撼读者，而原著中玛文说出同样的话来，却显得稍嫌做作。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在《普汉先生》那里，分手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只因两人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