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挨打的被动局面。而中区离尖沙 咀稍偏西，背后是太平山，维多利亚港西的海面较开阔，便于增援或撤退。 因此，义律下惜在太平山麓开山破石，修筑女王城。 义律没看到女工城建成便被革职离港。他是香港事实上的第一任总督， 行使总督职权从1841年1月至该年的8月——非常短暂，却是香港开埠史至 关重要的人物。 渣甸没见到老朋友义律，传说他去了印度，又说他回了英国。接替义 律驻华商务监督一职的，是老殖民官员钵甸乍爵士。庄士敦爵士任临时总 督，取代义律行使在香港的最高行政权力。 渣甸去“政府山”拜见庄士敦，两人在交谈中，均流露出对义律的钦 佩。 义律对英殖民统治的贡献，还不在于实现了英军对香港事实上的占领， 而在于他提出了治理未来香港的总体构想。义律在英军占领香港不久，面 对着荒芜的孤岛，宣布香港为大英帝国统治下的世界自由贸易港。义津与 麦伯联名发表安民告示，提出“凡属华商及华人船舶来港贸易，免缴纳任 何费用赋税”；“岛上华人居民，应依照中国法律习惯办理，但废除拷打”； “一切礼教与典仪风俗习惯及私有合法物产权益，概准仍旧自由享用”，等 等。 渣甸在庄士敦处，看了告示的文本，拍案叫绝：“就该这样！不建成自 由港，谁愿来这蛮荒小岛做生意？英人治港，但开发香港，主要得靠华人。 中国不比黑非洲，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所因袭的一套根深蒂固，只有这样， 才能吸引华人，安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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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土敦小心翼翼道：“我想，麦伯将军的治港主张是十分明智的，无论 是大陆华人，还是南洋华人，均对赋税不堪重荷。麦伯将军的安民告示·一 出，就有好些华人来港谋求发展。” 渣甸道：“你这老狐狸，做上临时总督口气都变了。麦伯乃一介武夫， 有这样的政治远见？义律拉他联名，是借他占领军司令的威严！” 渣甸为义律的革职忿忿不平，鉴于身为国会议员的特殊身份，渣甸在 给英王英廷的信中，没有直言为义律鸣不平。渣甸只是极力推崇义律、麦 伯的治港主张，敬希英王英廷，把“自由港”列为治港的千年大计。 渣甸的信没有回音，原因可能是对义律过份溢美。实际上，英廷奉行 的，正是义律最先提出的自由港政策。历任港督。都是在义律总体构想的 框架下进行治港，井加以发挥的，如果英国未奉行自由港政策，就不会有 今日香港的繁荣。 在今日的香港，没有一处地名是纪念义律的。历任港督卸任，都有以 他们的大名命名的街道、建筑与机构。另外，凡对香港起过重要作用的英 人，也均在香港地图上留下他们的名字。对英国来说，义律是香港开埠的 第一元勋，是未来香港的总设计师。港英历史对义津，极不公平。 渣甸在生之时，决不会料到历史将是如此嘲弄他的老友。如料到，不 知他会产生何种感想，作出何种反应？ 渣甸炮威 渣甸航抵香港之时，钵甸乍与眷英签订了《南京条约》（1842年8月）。 这是英廷、清廷在法律上承认香港的归属。消息传来，港澳的英商一片欢 腾。 9月，渣甸洋行总部由澳问迁往香港。 渣甸洋行迁港，最引人注目的，是随船运来的一尊皇家海军淘汰的古 炮。古炮安置在铜锣湾渣甸码头 （即今日铜锣湾避风塘治和码头），以鸣炮 作为报时的讯号。渣甸说：“要使古炮成为伦敦的大笨钟，凡是香港人，都 知道渣甸马地臣公司。”报时之外，凡是渣甸洋行的船进出港口，都要呜炮 数响，以示庆贺或壮行。 渣甸炮很快就把邮炮压了下去。邮炮是邮政局鸣炮的简你。香港开埠， 义律就在未来女王城筹划设立邮政同。建成的邮政局，只是一栋简易棚屋， 也没有邮差。邮件由邮船或货船带来，船泊在临近的皇后码头，再由华工 背进邮政局。每当邮件一到，邮政局便呜炮，人们听到炮响，便蜂拥至邮 政局认取邮件。 邮件有时一两天部没有，而渣甸炮时时刻刻都呜响，当然风头最劲。 邮政局最先向渣甸洋行提抗议，说：渣甸鸣炮，岛民会误以为邮件来 到，结果跑邮政局扑个空，还埋怨邮政局。渣甸洋行的一位职员说：邮炮 在皇后码头，渣甸炮在铜锣湾，哪里的炮响，他们辨不清，活该！ 这位职员的傲慢引起公愤，数十个英人联名上书港督府，状告渣甸洋 行，要求禁止渣甸洋行鸣炮。港督是钵甸乍勋爵，他签订 《南京条约》有 功，被女王任命为第一任香港殖民总督。 钵甸乍收到信，把渣甸先生请来港督府，商议两全的途径。翌日，港 督府发出公告，公告明确渣甸鸣炮与邮政鸣炮的次数，敬希港民辨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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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古炮后又改为每日午时鸣炮一次，港民称其为午炮）。 很显然，港督府偏袒了渣甸洋行而不惜牺牲港督府直辖的官方机构— —邮政局的利益。当时的传言是：渣甸洋行出钱支持钵甸乍率军攻打长江 流域，这是钵甸乍给渣甸的回报。 这件事，足以显示渣甸洋行的气势是何等炽盛。渣甸要风得风，要雨 得雨。以渣甸洋行为代表的几大英资洋行，能够左右港督府。 渣甸洋行的大班，还是港府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的当然代表。渣 甸洋行享受香港无形利益达150余年之久。 勇造威势 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除广州以外的另4个新增通商口岸： 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走私渠道由：处增至5处，曾一度受挫的鸦片贸 易卷土重来，甚嚣尘上。 鸦片趸船，在鸦片战争前共22只，到鸦片战争后激增到35只。趸船分 别锚固在五大通商口岸的外港。英国拥有香港“永久”基地，即使清朝海 军有能力第二次摧毁趸船，也不可以冒犯“英属香港”。鸦片囤积香港，万 无一失。 在鸦片战争前，渣甸洋行控制了印度输华鸦片的2/3。鸦片战争，与其 说是为英国而战，不如说是为捍卫渣甸洋行的利血。 作为战胜国的最大鸦片贸易公司，该是重振雄风、大展拳脚的时候。 头号鸦片商渣甸，正是这个时候激流勇退。 离港回英前，渣甸在董事局会议上，对主席亚历山大·马地臣 （老马 地臣之侄子）及董事说： “鸦片是对华贸易中唯一盈利商品，并且利润可观。利润大的生意都 不会长久，各国都挤到一条道上走私鸦片，鸦片的利润就会摊薄，甚至滞 销。不要以为中国的市场大，中国吸得起鸦片的只是少数人。这些人吸穷 了，新增的瘾君子还只是少数人。 “现在的清廷禁烟不力，造成走私泛滥。但清廷不会甘休，眼睁睁望 着白银外流。以后中国强大了，会彻底堵塞走私渠道。作为港督府，也不 可能永远开放鸦片贸易。鸦片是毒害人的东西，如果香港只是鸦片的集散 地，香港的形象就很糟糕，总督必然会采取相应措施。 “我们必须清楚看到这点，英国国会，是经过长达10年的辩论，最后 迫于贸易逆差，才批准授权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扭转了贸易 逆差，中国的禁烟，意味着英国在华利益将会丧失。1839年，内阁在决定 向中国动武时，交国会投票表决，其中赞成票271票，反对票262票，仅以 微弱的优势通过向中国出兵。在辩论会上，保守党议员詹姆士·古拉哈姆 发表了长达3小时的著名讲话，谴责英国对华战争及向中国输入鸦片。 “诸位比我更清楚鸦片贸易在公众中的形象。记得乔依斯议员说过一 句这样的活：‘占领一个国家可依靠枪炮，统治这个国家，就不可再依靠枪 炮。’我想鸦片贸易也是这样，打开中国的市场可依靠鸦片，但巩固这个市 场，就不能再靠鸦片。要想维持长久的英中贸易，只能靠先进的英国工业 品。我们作为英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商，必须以这个为基点。” 渣甸讲话完毕，会场一片寂静。亚历山大·马地臣以狐疑的目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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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曾积极鼓动鸦片战争的首任大班渣甸，他质疑道：“经商是最忌讳谈论良 知的，须知，再先进的英国工业品，带来的只是赤字，赤字是公司的大敌， 摈弃鸦片，无疑自取灭亡。”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渣甸的回答既含糊，又耐人寻味。 威廉·渣甸本人，淡出对华贸易及鸦片走私。这一难题，将留予洋行 的第二代掌门人。渣甸洋行的另一位创始人詹姆士·马地臣亦未直接介人 对华贸易。他与渣甸一道，皆是中国人眼里声名狼藉的人物，他们留在远 东，于对华贸易不利。 威廉·渣甸闲居英国的庄园。詹姆士·马地臣于1848年设立一间渣甸 洋行全资拥有的伦敦马地臣公司。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30余年问，香港渣甸洋行的大班依序是：亚历山 大·马地臣 （1842—1852年）；大卫·渣甸 （1852—1856）；约瑟夫·渣甸 （1856—1860）；亚历山大·珀西瓦尔（1860—1864年）；詹姆士·惠代尔 （1864—1874年）。 他们均是渣甸、马地臣两家族的成员及亲戚。其中马地臣家族自19世 纪后期淡出远东，主持伦敦的马地臣公司。 渣甸这次来华的唯一“功绩”，是否定了第二代掌门人欲将重点放在鸦 片贸易上。亚历山大·马地臣等五任大班，均采取两条腿并走的方针，一 条腿踏在“正当经营”上，一条腿仍在鸦片贸易上行走。“正当经营”都是 前景广阔，但目前盈利少甚至不盈利的项目，其资金来源，取自鸦片贸易 的利润。 当时很多人指出：渣甸洋行吃力不讨好推销棉毛纺织品，是挂羊头卖 狗肉，是为了掩盖其贩卖鸦片的罪恶。只有经济史学家站在历史的角度反 观这段前史，才会发现他们井非如此。 有一点又是不可否认的，渣甸洋行是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最大的鸦片商。 1845年，香港审计总监向港督戴维斯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共有80艘飞剪 船出入香港运载鸦片，其中19艘是以渣甸洋行的名义注册的。 渣甸洋行常年维持10只鸦片趸船，高峰时有14只，约占整个中国东南 沿海鸦片趸船的1/3。五大通商口岸的开放，渣甸洋行看好上海优越的地理 位置以及广阔的富饶腹地。渣甸洋行有4只趸船锚泊于吴淞口，据1850年渣 甸洋行鸦片贸易行情报表，该行月销鸦片600余箱，其中吴淞口站销350箱。 当时的通讯联络靠飞剪船传递。总行每月编一册行情报表送至各分站。 报表载有各国鸦片商的鸦片囤积量、飞剪船的出入、鸦片产地及销地价格 涨落，等等。各站根据报表，决定入货出货及价格。 战后英国第二大鸦片商是颠地洋行 （Dent and pany）。渣甸、颠地 垄断价格长达10多年，他们的船长往往联合行动，把船泊在第三者船的旁 边，以削价的方式把对手排挤出局。 渣甸、颠地两家的鸦片贸易“信誉卓著”、“鸦片质量上乘”，中国的鸦 片商乐意与这两家打交道，通常不须检验鸦片的质量就进行交易。 Edward Le Fevour在《19世纪的渣甸洋行》一书中指出。“1850年前， 沿海的鸦片市场长期由渣甸与颠地两家分享。” 收山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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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众多的小鸦片商只能成为大鸦片商的附庸 （将鸦片交他们 代理），或在大鸦片商的势力范围外生存。 大鸦片商垄断与中国鸦片商单独交易的局面，于1850年被打破。各轮 船公司纷纷开辟至各口岸的航班，为走私鸦片大开方便之门。 从50年代中期起，沙宣洋行从鸦片贸易中崛起，成为渣甸洋行的强大 对手。沙宣洋行长期向中英两国出口印度原棉。1834年，大卫·沙宣（David Sassoon）开始涉足向中国走私鸦片。沙宣洋行首次使渣甸洋行感到威胁， 是它与印度的英商采取联合行动，在加尔各答拍卖中高价收购鸦片。 1860年，沙宣又采用渣甸、颠地三四十年代的战术，在中国的口岸大 量低价销售，从而挑起新一轮价格战。沙宣有自己的销售网络，沙宣的客 户都是新一代中国鸦片商，他们早就不满渣甸、颠地与中国大烟枭独霸市 场。 鸦片贸易的暴利年代是19世纪30年代，盈利达百分之几百。惊人的利 润导致恶性竞争，鸦片供大于求。据剑桥大学存档的渣甸洋行资料，19世 纪五六十年代，渣甸洋行自有鸦片贸易利润率为15％，代理鸦片贸易利润 率为4％。这比正常商品贸易利润略高一些，因此，面对沙宣挑起的价格战， 渣甸洋行大班作出抉择：置之不理。 沙宣洋行进而釜底抽薪，欲切断渣甸的鸦片货源。沙宣的做法是，对 控制鸦片货源而又愿交易的印度商人，预支3/4的货款。这样使得大部分印 度鸦片商跟沙宣跑——其中有不少渣甸的老客户。 渣甸陷于被动，予人“束手待毙”的感觉”到1871年初，沙宣洋行控 制了70％的鸦片，成为远东最大的鸦片商。 1872年11月，渣甸洋行在印度的关系企业伊杜吉公司倒闭，标志着渣 甸洋行大规模鸦片贸易的结束。此后，只从事少量代理，直到彻底淡出。 靠走私鸦片发迹的渣甸洋行，最后“死”在鸦片贸易上。这 同时又意味着渣甸洋行获得“新生”一30年来，靠鸦片利润支撑的各 项投资项目已具规模，有的已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渣甸洋行由罪恶的鸦 片走私，转轨“民生事业”水到渠成，未经历痛苦的“分娩”。 百余年来，渣甸洋行一直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产业领域几乎无 所不包。相反，在鸦片贸易中脱身迟缓的其他洋行“，未顺利地进行转轨， 在日后的香港经济界影响日微，直至消亡。 我们回过头看威廉·渣甸的言行，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毒泉，同时又是 具有远见卓识的商界枭